（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 710128）

0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佐哈尔在1978年出版的英文论文集《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首次提出术语“多元系统”（polysystem）。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符号为媒介的人类交际社会现象，如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不是一个由相互独立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应是一个系统。并且该系统也是一个由若干不同行为模式，但又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子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但是，在这个多元系统中各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均等，有的位于中心，有的位于边缘，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争夺中心位置的斗争。应用于翻译研究实践中的多元系统理论指的是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文学视为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采用描述性历史性动态的研究范式研究翻译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分析翻译文学对译语文学的影响，从文化层面探究文学翻译。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中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那么多元系统理论到底是如何去定义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和其相应功能的呢？翻译文学的不同地位又会给译者、给译入语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将是本文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1 概述

1.1 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和功能

将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而非仅仅将其看作“翻译”或者孤立的“翻译作品”，不限于文本内的研究视角，而结合译入语国家的文化对翻译文学进行深入分析，是多元文化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的崭新研究领域。佐哈尔指出，翻译文学不是静态的系统，翻译文学在文学的多元系统中不是一直处于边缘，有时也会位居中心地位，而翻译文学的地位是由译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所决定的。

多元系统理论首先描述了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会位居中心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该译语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成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尚在形成过程中；第二种是某种文学（在与其相关的文学系统中）位于“边缘”地位，或处在“弱势”，又或者两者皆有；第三种是，某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在这三种情形中，翻译文学占据了译入语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此时它积极地参与了多元系统中心的形成过程。这样的情形下，它本身就成为革新力量的重要的一部分，新的文学形式慢慢定形，翻译文学推动着建立起新形式库。国外文学作品的特点（包括原则和元素）被引入国内文学中，并且这些特征又是以前没有的。这不仅可能包括着用新文学模型取代失效的旧文学模型，同时也包括另外一种文学特征，譬如新的（文学）语言，或者写作模式和技巧。

第一种情况下某种文学尚还“稚嫩”，需要参考较“成熟”的文学，借用其现成的模型。或者用佐哈尔的话来讲就是，“翻译文学满足了较为幼嫩的文学的需要……因为幼嫩文学的制造者不可能立即创造出他们所知的所有类型的文本，所以必须借助于其他文学的经验，于是翻译文学成为其最重要的系统之一”。中国清末民初时的翻译文学就与第一种情形相仿：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本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所以翻译文学就成为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最重要的文化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国外的芬兰语文学亦是如此，它于19世纪发展起来，主要是以法国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为模型。第二种情况下，某种文学系统相对已经确立，但在更大的文学等级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它们可能还“缺少”某种文学体裁，而相关的文学系统中有这类体裁，那么就需要“引进”其欠缺的文学类型。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文学。以色列文学深受德国、俄国以及英美文学的影响，虽然低地国家有其本土文学传统，但希伯来文化缺少古典文学作品，因此只能完全依赖翻译文学来获得文学的多样性和深刻性。“如果说，荷兰及比利时学者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那么以色列学者则发现他们自己不仅处于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十字路口，而且处于西方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十字路口”。翻译对于以色列人非常关键。“在整个以色列地区，翻译不再是精英们的智力游戏，而是最为基础的文化活动或文化产品，整个地区的生存都依赖它”。第三种情况下某种文学的发展会出现一些转折点，也就是说“在某一历史时刻，对于年轻一代而言，现存的文学模式不再站得住脚了”，或者出现文学真空，即“如果某种转折点导致本土存储的文学内容不再被接受，出现文学真空的结果”，那么国外的文学模式就会很容易被传输进来，翻译文学就会占据中心位置。以中国“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翻译文学为例。“文革”结束后，之前极左的思想得到纠正，这也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文学创作思想出现重大转变，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转折点和文学真空。于是当时大批重印“文革”前即已翻译出版过的外国古典名著，还开始翻译出版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这刚好符合论证了上述的第三种情况。

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位于边缘地位，即翻译文学系统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边缘系统。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就不再能对重要的文学发展构成影响，并且翻译文学会去参照译语文学系统中的主导类型早已确立的传统模式。此时，翻译文学不仅不能成为革新的力量，而是作为保守的元素，迎合译语文学的传统规范，维护旧有的文学形式。

佐哈尔指出，如果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心或者边缘地位，也并不意味着整个翻译文学的系统都处于这个位置。因为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其本身也是有层次之分。也就是说当某部分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位于中心地位的同时，可能另一部分的翻译文学仍旧位于边缘位置。通常来自重要源语文学的那部分翻译文学更有可能取得中心位置。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希伯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俄语文学的作品占据了中心地位，而英语、德语及其他语言的作品就显然处于边缘地位。

1.2 论文学翻译的充分性

多元系统理论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或边缘或中心的位置这个角度出发尝试对文学翻译的“充分性”进行解读。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位置会对文学作品翻译的翻译规范、行为及策略产生很大影响。当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翻译行为会直接参与创造译语文学的新文学样式、新形式库的内容。这样译者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译者的关注中心就不仅是搜索其本土文学系统中已有的文学模式来翻译作品文本；恰相反，在这种情形下译者更愿意去打破、颠覆本土的文学传统。该条件下，翻译成为接近原文的充分翻译（也即复制原文主要文本关系）的可能性就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大”。例如20世纪20、30年代鲁迅提出要“硬译”、“宁信而不顺”；50、60年代中国把苏联文学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典范，译者翻译时小心翼翼，唯恐损害原文。这种直译或者异化的翻译策略就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的文本关系，对原作的解读也会比较“充分”。同时，原作的文学样式和特征，即对译语文学而言是革新力量的元素，就会被最大程度保留和引进，推动译入语文学新的文学模式的发展。

显然，当翻译文学占据译语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就会倾向于使用译入语中现有的二级模式对外语文本进行翻译，将原文套入其中。结果就是译作较多偏离原作，导致译作的不“充分性”。美国诗人、翻译家与评论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翻译实践常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其翻译的《华夏集》全部译自中国古诗，但大多数评论家却视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国诗歌，而非翻译作品”。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采取归化法翻译策略的文化背景，来探究其做法的根源。20世纪可谓是欧美文学的繁荣时期，西方文化占据世界多元文化系统的中心地位，不言而喻翻译文学自然位于边缘位置。多元系统理论论证了庞德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采取民族中心主义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语文化的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语文化”的归化翻译行为的合理性。

多元系统理论给了我们一个跳出孤立的根据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关系评定翻译的“充分性”的视角。把译作和译者的翻译策略放在历史文化的大层面去审视。该理论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著中心论”，将翻译研究的视角放在译入语文化里。

2 结语

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和译语文化语境、社会条件综合了起来，突破了静态孤立地对单个文本进行共时研究的方法，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其次，多元系统理论的文化研究视角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变，即从规约性研究范式转向描述性研究范式。再者，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与译语文学的相互作用作了全面的分析，

但是多元系统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译者的能动性和超前性。又比如像“边缘”“弱势”“幼嫩”这些评价性术语的界定就比较模糊。但是如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所言，“（多元系统理论）尽管粗疏，它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关于我们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描述过去和现在的形成力量，它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再思考。”这一理论历久弥新，后来的学者在此理论基础上的研究更是使之达到新的高度，如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性研究的方法论，“操纵”学派中赫曼斯（Theo Hermans）总结的多元系统理论中的制约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等。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发展，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将会继续在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