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佳丽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 710128）

《河湾》一直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作品把视野放在一个非洲河湾小镇，用主人公萨林姆的视角，见证了河湾小镇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社会情形和世人百态，表现出对殖民地命运深深的忧虑。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曾提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社会领域的进化同样受此规律支配，是永恒的，普遍的，是不断前进的。但随着其理论的成熟，他又提出“如果把所有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进步是必然的。但是，对于个别的社会，进步则不是必然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奈保尔笔下的河湾小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社会看似在不断地革命，不断地破旧立新，实际上却是一个永远走不出的“圆”，小镇的命运轨迹就像在画圆，不断地循环，一切都停滞不前。

1 社会探索的停滞不前

河湾的“丛林时期”被殖民者结束，纳扎努丁所处的时期就是欧洲殖民时期，那时小镇充满欧洲文明，所以纳扎努丁虽从未到过欧洲，却在小镇中培养起欧洲风度。后非洲人民起义，赶走英国殖民者，小镇变成了一片废墟，百废待兴，非洲又恢复了“丛林”时期。随着“大人物”的掌权，小镇恢复了生机，又恢复了其交易中心地位，还建设起现代化的“新领地”。好景不长，“大人物”的“激进化政策”再次让非洲人民变得狂躁，国家机构崩溃，部落战争不断，非洲重新陷入混乱之中，如同回到了欧洲人刚撤离的非洲。河湾小镇的社会状况看似经历了很多改变，但却是在一次次地回到最初。

霍米·巴巴认为“殖民模仿是一种复杂、含混、矛盾的表征形式，而且模仿自身也在不断地产生延异、差别和超越。一方面，它是一种拒绝、不服从和摒弃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挪用’一切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来改革、调整和规范自身。”《河湾》中有许多的隐喻和象征，用来体现这种从摒弃到模仿。

小镇人民曾为了赶走欧洲人以及欧洲文明，对所有的隐含欧洲意义的符号进行毁坏，以体现自己的独立。“他们催毁了塑像和汽船纪念碑，所有主要街道的名字被改，摧毁了欧洲人居住的欧洲的郊区，洗碗池、抽水马桶被当地人用来泡木薯。”这些都体现着非洲人想要消除对入侵者的记忆，想要抹去欧洲文化的痕迹，使用自己的非洲符号和文化。他们又回归于原始的“丛林”时期，有专属的采办，将一切现代化的器物摒除，乘木筏出行，将自己隐蔽起来。而“大人物”统治后的非洲，小镇又重新发展起了汽船、飞机、公共汽车、出租车、电话系统，非洲人建起了“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坐着罩着合成天鹅绒套的椅子里”,小镇开起了汉堡王，有钱人住进高级宾馆，小镇又被充满欧洲文明的符号占领。非洲人想通过毁坏一切具有欧洲文明的事物，却又再次引进，再次被占领。而社会并没有像霍米·巴巴说得那样在摒弃、模仿中前进，在“大人物”的“激进化政策”下，河湾开始了大规模的骚乱，“象牙、黄金”——再加上奴隶，就齐了，和过去的非洲没什么两样。”事实上，在国有化政策下，所有人都成了新总统的奴隶，河湾又重新出现了这些丛林时期的符号，再次回到最初。

河湾不仅一次次欧化又回归“丛林”，在精神层面同样经历了从“丛林时期”对非洲之神的信仰到对“大人物”的崇拜。

“大人物”声称要建立民主的非洲，实现真正的统一，让人人成为“公民”。而事实上却采取个人崇拜，到处张贴自己手拿神杖的画报，将自己的母亲尊为圣母立像。后又对河湾实施“激进化政策”，血腥镇压，财产充公。“非洲之神”有扎贝思这些巫师来守护，而“大人物”有雷德蒙这些人拥护。新总统不像是国家总统，更像是丛林时期的部落酋长，甚至是新的“非洲之神”。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纳扎努丁的话：这里什么也不是，一片丛林而已。”新非洲仍是一片丛林，仍遵循着原始的丛林法则，毫无思想，毫无生气。即使外表有着对殖民时期的模仿，仿佛是小欧洲一般，内里仍毫无发展，只是单纯的模仿。河湾社会看似在不断地先进化，但实际上却是一次一次地回到起点，在周而复始之中停滞不前。

2 寻求个人存在的无意义重复

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发展学中指出：“如果一个儿童感到他所处的环境剥夺了他在未来发展中获得自我同一性的种种可能，他就将以令人吃惊的力量抵抗社会环境。”这个阶段处于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

作为非洲大地上的穆斯林，他对家乡断裂的历史感到深深的虚无之感，他认为自己是无根的。这时他所处的状态就是自我同一性的无序。他的好友因达尔去往了欧洲找寻自己的意义，而萨林姆想要建立自己的形象，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但他无法像因达尔那样去留学，去体验自己向往的欧洲文化。但他知道纳扎努丁曾去到非洲中的“小欧洲”，所以他想去河湾，去那个自己向往的文明中证明自己的存在，确立自己的身份。

可是到了河湾，他陷入了另一个“虚无”，他发觉一切好像都在循环上演。“你感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志向都经历过了，你所看到的是这种生活的遗迹。在你所处的地方，未来出现过，又消失了。”他依旧是一个无根的外乡人，依旧是这个非洲大地上的外国人。

自我同一性确立的下一个阶段是亲密感与孤独感的冲突。但对于此时无法确立自我同一性，感到虚无的萨林姆来说，爱情是无意义的。他拒绝了娶纳扎努丁的女儿，他认为与她结婚是压抑的，无法接受这样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出他对自己的不自信，此时他对两性关系的认识仍是混乱的。到了河湾后，虽然他时常去寻找非洲女人，但这只是生理的宣泄，而且这样在他看来是羞耻的，是难以启齿的。他看不起非洲女人，也无法在征服中获取快感与建立身份。但当充满着欧洲气息的耶苇特出现时，他征服的欲望被点燃。霍米·巴巴提出：“话语层面的殖民主体的构建，以及殖民权力通过话语的行使，要求以种族与性别差异的形式得以表达”。这时对他而言，吸引他的不仅仅是耶苇特的女性魅力，更吸引他的是代表种族的白色，是白色符号象征的白人的权利，他对耶苇特有着类似图腾般的崇拜与向往。他对耶苇特的占有不仅体现着男性对女性的征服，而且体现着他想征服高级的欧洲文明，通过这种征服来实现自我同一性的确立，他认为在与耶苇特交会后他的皮肤都成了新的。霍根分析其心理状态：“被一个白人妇女爱上，就意味着他有了价值。”但他们之间是不伦的，是没有结果的，萨林姆渐渐意识到他只不过是耶苇特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她始终不属于他，危机意识和身份焦虑再次出现，他暴打耶苇特，践踏她。

虚无感和危机感再次将他裹挟，他决定“践踏过去”，乘飞机去向往已久的欧洲，在那还是与纳扎努丁的女儿结婚了。但这时他仍然是迷茫的，他感受到欧洲社会的排他性，在这里他还是一个异乡人，还是漂浮的无根人，还是无法确立自己的自我同一性。他想学因达尔“践踏过去”，把自己的店变现开始新生活，可回到非洲后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甚至差点将命丢在那里。他不得不再次逃离，像第一次那样，一无所有地去往另一个他乡，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兜兜转转他还是一个迷茫的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人，而且这时他连最初的家乡的没有了，成了彻彻底底的无根人。这个寻找之旅让他从一个虚无的状态走到了另一个更虚无的状态。

3 无用投机的周而复始

在萨林姆去河湾小镇前，纳扎努丁就给予他告诫，而这一告诫贯穿全文，具有极强的隐喻意义和警示意义。“你一定要见好就收。生意人可不比数学家。你要记住这一点。不要被漂亮的数字搞昏了头脑。生意人十块买进的东西，到了十二块就能出手了。有些人十块钱买进了，到了十八块还不松手。想等到二十块。都是漂亮的数字而已。等他的货跌到十块，他就想等到十八块。跌到两块，又想等到十块。或许最后能回到这个价位吧，但他已经浪费了一辈子四分之一的光阴。最后到手的钱只是聊以自慰的数字。”

萨林姆的店从纳扎努丁手中低价买入，在社会发展与耐心经营中升值，后也在社会政策影响下贬值，最终被新总统国有化。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马赫什做了各种各样的生意，从一无所有来到河湾，到做各种贸易生意，开汉堡王，走私象牙，最后也终究将一切送入总统的口袋。纳扎努丁虽然敏锐地洞察了这个闭环，但他仍是一次一次地投资，又一次一次的失败。他在经历了河湾小镇后，到欧洲发展，可他又在一次煤矿投资中最终一无所有。诺依曼是河湾的一个资本家的代表，他曾不断兼并不断收购，实现自己的资本积累，却也在总统实现“国有化”政策之前仓皇逃离。

除了生意上的投机，还有个人对命运、博弈的无力。雷德蒙在偶然情况下帮助过新总统，后被提拔为顾问，声名鹊起。他后来所做的一切，皆是对自己命运的投机与博弈。他拥立新总统，并不在于确实与新总统政治理想一致，而是为了通过对权威的拥护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而后又被新总统架空，成为一个靠拼贴消息写历史的无用者，最后也离开河湾。

费迪南作为非洲新人，曾经想走出非洲，寻找新东西。他看不起自己母亲巫师的身份，讨厌原始崇拜，向往新文化。在“新领地”学习各种欧洲文化后他成了一名官员，而这时他被迫从一个崇拜转换到另一崇拜——对新总统的崇拜。在经历了一切之后，他却是总统“第一个想杀的人”。他想抛弃非洲原始崇拜，却被新崇拜玩弄，“这里的人都在等死”。

马赫什和舒芭也是爱情的博弈者，他们不顾家人的反对逃到河湾，对生活曾充满了希望与热情。但在经历一切之后，舒芭变得神经质，她开始怀疑这里的一切。并且在她回家参加葬礼时，被使用仪式感和隐喻感极强的“过氧化氢”泼了脸，“过氧化氢”是一种漂白剂，这是很强烈地对非洲肤色、非洲文化的否定和抹杀。她开始对非洲这个逃避之地怀疑，变得神经质，看似坚不可摧的爱情出现了危机。

在这里，所有的投机和博弈，所有的斗争都是无用的，最后都会归于无，即使重头再来，像因达尔那样，一次次践踏过去，一次次从新开始，又一次次地被抛弃，一无所有。纳扎努丁的告诫中人一次次博弈最后剩下聊以自慰的数字，而河湾中所有人的博弈，最终却是一无所有。

惠斯曼斯神父十分痴迷非洲的文化，在他看来，非洲文明的复兴是可以通过民族大融合实现的，他一次次走入丛林，却最后被砍掉头颅，极其惨烈地死去。象征着对其理想的完全否定。这也暗含着新东西和民族融合无法拯救古老的非洲。在《河湾》中，充斥着对未来的消极之感，在奈保尔笔下，河湾永远处于一个停滞不前的“圆”之中，在这个“圆”中，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人，终究都是在做无用的挣扎，始终逃脱不了要回归起点。惠斯曼斯神父认为“自己站在这一切的终点，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见证人。”但事实上，他只是站在圆的终点，在非洲大地这个“圆”中，终点就是起点，起点又是另一个终点，周而复始，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