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圣文

1969年3月30日，我们全家从旅大市甘井子区新甘井子街道下放到复县阎店公社东张大队第五生产小队。父亲从此告别了公职，成为一名农民，我们全家也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下放户”。父亲的“退职”手续是在当年11月份办理的。从参加工作到“文革”开始，他一直做会计。在经历了反右，经历了“文革”之后，他这时的工种是“搬运工”。如果没有当年的《正式职工下乡退职登记表》，我还真不知道这时父亲工作的官方表述。这份“登记表”的抬头为“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斗私，批修”，是当年的标准格式。其核心内容为“经革委会研究同意曲照普作下乡退职处理”，落款为“大连建筑五金厂”，时间为“1969年11月6日”。耐人寻味的是，父亲的政治身份从表上看不到任何痕迹。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有些不可思议。这隐隐和上山下乡的口号形成呼应，而排除了政治歧视的因素。而当时每个学生都要经常填写的各种表格里，“家庭成分”“个人出身”都是必有项目。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下乡，包括父亲的退职，完全是出于主动的要求，而非被迫的选择。

我们一家六口，每个人都得到一枚毛泽东纪念章。这是“文革”中十分流行的佩饰。不同的是，我们得到的这枚，上面有“上山下乡纪念”字样，于是成为这个城市和历史留给我们的唯一纪念，也是社会给我们的“物质”馈赠。而这份“登记表”则是父亲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上山下乡的历史见证。

这样，从形式上看，我们的上山下乡还是很光荣、很体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