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志坚

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压轴的那段文字是“臣光曰”，是关于他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的自述。

由此可知，司马光之编撰此书，原是“奉敕”而行的，“奉”的是英宗皇帝之“敕”。宋英宗在人员、场所、物质条件诸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更知道《资治通鉴》的整体框架与编撰宗旨。此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在各种史书中，“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其目的就是使执政者“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所以，他在最后的“臣光曰”中明确表达，希望宋神宗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臣光曰”三字就对《资治通鉴》的读者对象作了精准定位。前后两位“陛下”也明白以史为鉴可以资政，未曾在这一点上有任何疑虑，而予以积极的支持、鼓励和褒奖。

司马光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有个机构即崇文院下置的“书局”，有一套钦命“由司马光自择”的人马作为他的助手。但从最后的“臣光曰”可见，他并不像吕不韦编《吕氏春秋》那么洒脱，也不像如今某些鸿篇巨制的主编，只是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只负责最后署名挂名。

最后的“臣光曰”中还有一句说，《资治通鉴》的编撰不止15年。时间长了，篇幅大了，前后有自相矛盾之处，司马光向“陛下”坦陈“不敢自保”，并不因为在所难免而心安理得。

《资治通鉴》最后的“臣光曰”中，还真的很有些今人可师可范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