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电影在个体心灵“伤痕”的吟咏中苏醒，在对影像造型“美”的寻觅中进行“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探寻，更在产业改革、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受严峻考验而奋进。此间，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电影审美风格的变化，导演代际的变迁——从四、五、六代到“新力量”群体，勾勒出了中国电影四十年来的观念革新与创作流变之轨迹。

一、从荒芜中复苏（1978-1990）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文艺界，普遍形成了两大共识：一为以人道主义精神重建人的主体性，另一为告别“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观念，回归文艺本体。新时期电影作为新时期文艺思潮的一支，同样迎来了观念与创作的全面转型，即从摆脱“三突出”“高大全”的“文革”遗风与样板戏窠臼，到人性人情与艺术自觉的“苏醒”。

（一）人的觉醒

重建人的主体性，是新时期初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呼唤失落已久的人道主义精神，肯定人的主体性，塑造人性的真、善、美与人生理想，弘扬自由、个性、民主等精神诉求，是新时期伊始文艺界压倒一切的任务。

开风气之先的是第四代导演。“人的觉醒”是第四代导演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主题。滕文骥在电影《苏醒》（1981年）中，通过批判“极左”政治对个体造成的精神伤害和情感创伤，成为个体自我意识“苏醒”之隐喻。

与“文革”样板戏中的英雄主义叙事不同，第四代导演将镜头对准了一批质朴坚忍的小人物：《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