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珊珊

【内容提要】当代文学中的“进城”故事由城乡矛盾暗地里的和解走向公开的对抗，一些特定的书写方式也渐渐呈现出来。这些趋于同质化模式化的处理方式，使“进城”的可能被不断削弱，“进城”的途径日趋狭隘。这种认识、想象和叙述正在消磨着我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社会结构的理解，正在不断地孤立那些试图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们，正在让乡村酝酿着对城市更大的敌意，让城市更加顽固地拒绝向乡村敞开，让城市和乡村仅仅变成制造文学冲突的符号。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阵痛，城市与乡村仿佛被置入了两条永不相交的轨道，各自开足马力分道扬镳。城市与乡村各自形成或代表着的生活方式、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新文学传统中一场不可回避的较量。随着政治与军事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大众化”文艺路线的助推下迅速于文学创作中得以落实，城市与乡村在文学世界中的较量也因为“农村”所蕴含的巨大政治意义而暂时告一段落，从“赵树理方向”到《创业史》《艳阳天》，呈现出“农村”的绝对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有关农业、农村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经营自主，也在被隔裂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这一变化迅速地被文艺界捕捉，也就有了之后的“进城”故事。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世界里城市与乡村之间烽烟又起，种种纠葛与冲突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有了别样的呈现与变化。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奂生上城》开启了新时期农民进城的特别书写。小说伊始似乎就刻意渲染着一种“悠悠上城来”的调子。“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这看似不经意又千篇一律的开场白客套话在《陈奂生上城》中却让人很难不把它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时代氛围并置一起参照阅读。陈奂生进城当然不是闲逛，自有他的诉求也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小说对此一一交待清楚：卖油绳，买帽子，农贸市场已然开放，又不投机倒把，一切都进行得“冠冕堂皇”。当然，进城的陈奂生也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病倒在车站被相识的县委书记吴楚送进了招待所。相当于两顶帽子的食宿费固然让陈奂生心疼不已，却也让他大开眼界，不但见识了能照出人影的地板和装着弹簧的“太师椅”，更重要的是这次进城让他有了可以在全大队干部、社员面前“自豪”的东西：“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进过城的陈奂生用五元钱换来了精神上的满足，换来了在乡村中身份的显著提高。《陈奂生上城》紧贴时代变幻，无处不旗帜鲜明地展示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书写着农民生活状况的改观，用小说中的话讲，陈奂生对眼前的生活“满意透了”。由此来看，五元一夜的高级房间可能只是小说与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强烈共鸣中的一个小插曲。它虽然表明了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但我们却无从发现二者之间多么激烈的冲突。相反，小说于潜移默化之中建立起城市与乡村的和睦关系，城市正在向乡村敞开，而那些多少年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人们也可以“悠悠上城来”。

然而，进城与进城又不可同日而语，进城逛逛是一回事，想要化身城里人则是另外一回事。试想，如果陈奂生进城不是只买一顶帽子而是要摆脱乡下人的身份，他将如何在城中立足？仅凭卖油绳和吴书记的关照怕是行不通的。1982年，路遥的《人生》则讲述了另外一种进城的可能。民办教师高加林被迫回到农村，这几乎摧毁了他的人生之路。在他的计划中，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可以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由此再去争取更好的工作。高加林为了在城里立足牺牲了巧珍的爱情，但他的痛苦、纠结与残酷作为代价却换来了他在城里的满足。我们应该注意到，进了城的高加林是十分体面的，他完全没有陈奂生们在招待所中的尴尬和窘迫。无论小说结局如何，高加林都演绎了一条行得通的进城之路，其中讲的是代价却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例证。这似乎也证明着一个在小说中一败涂地的人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激荡着无数人的心——这里当然不是高加林如何拥抱土地，而是他提供了一种进城的可能和希望，假如高加林处处小心，假如黄亚萍与张克南并无瓜葛——小说激活的是一个时代无数在土里刨食的年轻人向城市进发的雄心壮志，是像成功的高加林一样改变命运的可能，是证明农村人也可以在城里出人头地的伟大抱负，而在这些沸腾的情感与热血中，代价常常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在有关“进城”的叙述里，个人的诉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刘庆邦的《到城里去》依靠的是一种更为虚幻的可能。杨成方最能打动宋家银的地方便是他在县城水泥预制板厂做临时工，而“工人家属”这个名头在村里很说得过去。后来“工人家属”多了，杨成方是被宋家银驱赶着去郑州，去北京。身处城市的杨成方完全是靠捡垃圾过活，但自己的男人在大城市却为身处乡村的宋家银换得了实实在在的光荣。宋家银能吃苦、能持家，几乎唯一的需求就是城市带来的虚荣。当她意识到像杨成方或女儿杨金明那样打工是无论如何也变不成城里人的时候，她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可儿子也让她受挫，复读再考却离校出走失了音讯，这时她所能获得的全部满足则来自于“相信儿子能混好”的想象之中。李佩甫的《城的灯》更像是被复杂化了的《人生》。冯家昌不仅要让自己走出农村，还要让全家人都到城里去。他背负着沉重的家族出去当兵，无奈又决绝地辜负了等在村里的刘汉香，选择了在军队有着深厚背景能帮他实现理想的姑娘。从《陈奂生上城》到《城的灯》，“进城”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实现着城市对进城者个人诉求的满足。这些小说虽然在逐渐深化着“进城”的艰难，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也在文学叙述中日趋紧张，但理想的达成、人生目标的实现，无疑成为了最有效的安慰剂。因为对于高加林、孙少平或者冯家昌们来说，城市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无论是现实的困境还是难以解开的心结，似乎除了进城之外无路可走。他们或是需要接受日常生活的磨砺，或是要面对内心无处诉说的痛苦，但最终的结局会让他们获得一张世俗生活里“胜利者”的标签，即便伤痕累累也完成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蜕变。他们自此可以任意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城市中品尝着“胜利者”的果实，在乡村享受着衣锦还乡的荣耀，甚至还会对自己当年决绝告别的那个地方生出一种叫做“故乡”的想象和怀念。进城中的那些艰难和代价固然触目惊心甚至直指人性最阴暗的角落，但又何尝不是这些艰难和代价，最终促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和解？

然而，在有些作家那里，城市与乡村的和解无异于天方夜谭。盛可以的《北妹》以异常直接、粗暴的方式介入到对城市与乡村的讲述之中。十六岁的钱小红因为“东窗事发”，不带丝毫留恋地走向县城，走向深圳。小说在开始的时候努力地渲染着钱小红丰满诱人的身体，仿佛有了这样的身体，“把名声搞得很浪”被划出良民圈子就成了必然的结果。钱小红的身体在小说中穿行，伴随她一步步走向城市的深处，她的身体似乎可以随时为她打开某种属于城市的生活，但这些可能又一次次地被残忍关闭，而城市所给予她的只有“要活下去”的刻骨之痛。“活下去”的渴望不仅刺痛着钱小红，也像魔咒一样困扰着涂自强。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其实就是一个如何活下去的故事。当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涂自强就知道将要面对的是跟身边乡亲们不一样的人生，他告诫自己“往后不准走到这条路上来，要记得去走一条新路”。他步步幸运又步步坎坷，从背起铺盖上路到大学毕业留在城里，他遇到了那么多的好心人帮他度过难关、给予安慰，但当他清楚地意识到“要在这城市里安家，要在这里扎根”时，那些幸运和援助又是全然无效的，他所面对的总是怎样活下去的窘迫。

如果说《陈奂生上城》到《城的灯》是以个人诉求的达成来平复代价的伤痛从而实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和解的话，那么后来的这些小说则在不断地强化着分裂、强化着冲突，它们在一种鸡飞蛋打一无所有的叙事走向和结局中消灭了一切和解的可能。这些小说固然讲述着不同的进城故事，书写着不同的现实经验，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出现逐渐形成了某种创作趋势，甚至是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叙事模式。那么，这种愈演愈烈的城乡冲突是如何在作家们的叙述中走向极致，而在这种叙述和极致的选择里又潜藏着对近三十余年社会变迁怎样的现实认知，就都成了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二

当“进城”故事逐渐由城乡矛盾暗地里的和解走向公开的对抗，一些特定的书写方式也渐渐呈现出来。那么，这些趋于同质化模式化的处理方式，是否与文学世界中城乡之间矛盾的激化有着某些必然的关联？我们甚至可以追问，“进城”故事前后间的巨大反差到底是来自于现实矛盾的不可调和还是叙述层面的有意而为？

在《北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篡改的命》等城乡矛盾激烈暴发的小说中，底层仿佛成了一个无需质疑的出发点。如果我们承认“进城”指的不单单是人物方位的改变而是大到社会阶层、身份认同小到城市里的一份工作、一处住所，那么对底层的选择本身就意味着进城过程中更大的跨越和更大的难度。同样是青年在城市面前的惨败，这些小说又不同于甫跃辉等人对这一现实状况的描述。在《巨象》《饲鼠》《动物园》等作品中，毕业于重点大学又留在上海工作的顾零洲们其实已经拥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城市所给予他们的压迫更多地指向城市中的归属感和存在感，指向灵魂深处的挫伤。其实我们在《饲鼠》中也看到了甫跃辉为顾零洲呈现出的可能：“此时的顾零洲人到中年，已然跻身商界精英之列”，但这种人生的可能对于钱小红、汪长尺来说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当顾零洲所属的那个特殊群体被排除在叙事视野之外，一个被精心筛选或制造出来的“底层”就别无选择地只能将生存、进城的通道付诸于身体之上。于是，以身体作为最后的资本开启进城之路就带来了一些必然的结果。钱小红日益膨胀的乳房在《北妹》里不能不被视为一种左右小说走向的隐喻。乳房是身体，是资本，也是生活的欲望与生活的可能，它在为钱小红的进城之路提供着某种隐密便利的同时，也无形中让她承担着更多被侵犯、被交易的威胁和风险。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涂自强往往要陷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甚至在《平凡的世界》里，那个有理想有知识热爱读书的孙少平为什么一定要在恢复高考的时段入学无门而只能从摧残身体的小工开始他的精神追求。因此，进城故事从底层被引渡到身体，进城的障碍被悄然放大，进城的可能被一步步削减，进城的代价被具体为现实中的血肉模糊，而这些关乎特定社会阶层、特定行业和特殊人群的现实困境在这一书写模式中被提取出来，经过某种具有典型化意义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普遍的“进城”故事的覆盖。

如果说身体的伤害催动着读者的情感，那么“进城”故事中被叙述出来的道德选择则在理性层面发挥着它的作用。近几年的小说仿佛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异常简单的世界，进城之路乍看上去坎坷曲折，实际上总会在关键之处悬出薄薄的一层窗户纸，一旦捅破，那朝思暮想的城中一切便唾手可得。而这层窗户纸，往往被设定为道德、良知、情义、羞耻之心或者是人生的种种底线。有着诱人身体的钱小红进城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杨春花就在给城里的老板做姘头；半路结识的李思江果断地用处女之身从村长那里换来了深圳的暂住证，而令钱小红痛惜的是还没到“非得李思江卖膜这一步”。杨春花和李思江的存在以及钱小红后来所面对的种种“机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构成了小说铺展开去最坚实的保障。盛可以在《北妹》再版后记中所说，“我塑造的钱小红，是一个有个性、有原则、不卖身、直率、善良、讲义气的姑娘，她和很多底层人一样，具有着坚不可摧的蓬勃生命力”。但不能忽略的是，钱小红的个性、原则、不卖身于小说的讲述中是需要杨春花、李思江等用她们的廉耻之心和处女之身来成全的，她是一个在非此即彼的选择和比照中被塑造出的形象。那么，钱小红最后只求“活下去”的困境，是否早已在这样的叙述和道德选之中成为了必然？

《城的灯》里冯家昌一定要通过对刘汉香的背叛才能完成他在部队提干、把全家带进城的理想；《篡改的命》里怀孕的小文去做按摩女，被告知要“放得下架子”，而面对能不能只洗脚不陪睡的疑问，张惠的回答是“我要是你，就把孩子打掉，先用青春挣钱，再过等死的生活”。由此不难发现，“进城”中生存的障碍被轻易地转化为道德和伦理的障碍，那些试图改变自己命运和生活境遇的人们只需在黑与白、是与非、善与恶、尊严与耻辱之间做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城市的大门便会向他们或真实或虚假地敞开。有的作品当然也在某些程度上展现了选择之难，但总体上看，这些选择在“进城”中的作用是被绝对化了的。那么，求生何以等同于屈辱，城市如何变成鬼门关？其实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叙述框架中，选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问题。当这种简单的道德预设被事先架构起来并左右着小说的走向，即便其中加入怎样波澜起伏的故事，注入多么蜿蜒曲折的线索和情节，它终将被诱导着进入一个指定的场地，那就是“进城”无门、生存无望、阶层跨越的艰难以及个人在早已预设好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惨败。所谓现实之所以被这样描述，道德的预设之所以被架构起来，终究离不开作家对小说最终指向的设想，就像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作家一心打造的就是一个城乡隔绝二元对立的社会冲突，那么我们怎能期望他的创作会向复杂的现实敞开？在这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比那些以道德和伦理的选择作为进城跳板的叙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回避了选择，直接把故事置于一个理想环境——从涂自强背起行囊的那一刻，他遇到的都是“好人”，无一不心存善念，无一不热心相助。这种环境固然强化了涂自强的悲剧，“好人”的无效让小说的矛头轻易而直接地指向人心之外的社会结构，但它实际上却制造出一个道德真空的世界，完全回避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的人性，剩下的只有实验里装置模型般的城乡冲突和社会阶层壁垒。

从底层到身体的引导和以简单道德伦理选择为前提的书写已经成为了“进城”故事颇为常见的叙事模式，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几乎是胁迫小说无可选择地走向了城市与乡村的激烈对抗。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书写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呼应，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创作正在以社会某一个群体的独有经验和简单化、极端化的价值观念覆盖和改写丰富的“进城”现实。在这一过程中，“进城”的可能被不断削弱，“进城”的途径日趋狭隘，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的作家们呈现给我们的却是趋于同质化、模式化的作品。如果说小说的意义在于应对丰富的现实和繁杂的人性，在于加深人们对世界、对人心以及对一个时代具体而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进城”故事却是常常画地为牢，将自己禁锢其中。

三

从《陈奂生上城》到《篡改的命》，在这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人们“进城”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在这一现象背后，对“进城”故事的不同书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们对现实的不同认识。

《陈奂生上城》《人生》等作品大多创作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年代，对于高晓声和路遥们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更多是时代变幻的“未知”。因此，我们与其将之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的讲述，不如把它当作对某种理想或可能的想象和表达。陈奂生在城里的经历虽然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但他进城前与进城后的生活与精神状况却透露出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理解。小说为陈奂生进城所做的所有铺垫都表达着对一种新的、尚未到来的社会状况的期待。陈奂生在进城之前就开始相信“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开始相信眼前的日子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生活状况的好转又让他“渴望过精神生活”。而进城之后陈奂生的生活则被赋予了无限的可能，他的进城只是一场转折的开始，由此展开的是后来的“转业”、“包产”、“种田大户”和“出国”。陈奂生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在那个年代开放、求变的预期目标，实现的是作家在那种境遇下所能展开的最美好的想象。从这个角度看，陈奂生的进城之路呈现出的是一个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缩影，虽然我们不能粗暴地将《陈奂生上城》看成是配合社会转型之作，但作者在小说中对时代变幻的回应和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期待却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高晓声在小说中将人物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那么《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则是在一个与《陈奂生上城》共有的前提下把创作视野置于了个人理想的实现之上。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安、孙少平，我们在路遥小说里看到的是蓬勃的生命、健壮的肉体、顽强的意志和改变生活的决心，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奋斗者”，是一个开放时代最具艺术感染力的角色，甚至是“青春中国”最恰当的形象代言人。因此，在高晓声或路遥们眼中，所谓现实是就国家和时代为陈奂生、高加林、孙少平等农民提供走出农村的前提和可能，是个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追求个人幸福或者敢于产生理想的权利。但是，这种理想和可能如何转化为现实却是小说并没有切实提供给我们的。小说里沸腾的只是膨胀的精神力量，而几十年过后，当我们再来审视那段历史、审视这些小说便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跨越的主要途径，比如高考、参军、经商等等，完全没有进入作家们的创作范畴，甚至被有意地屏蔽掉了，似乎这些更可靠、更顺畅的方式远不足以表达那种“奋斗”的力量。所以，在作家们对现实理想化的想象之中，城市与乡村完全可以也只能以理想化的方式和解。然而，梦想终究要落入现实。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作家对“进城”的理解可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北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还是《篡改的命》，几乎都成了悲剧的集结地，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人世间最残酷的巧合，难免让人觉察其中拼凑的刻意和应对复杂现实的草率。这些作家不再像高晓声、路遥那样面对的是国家与现实的未知，他们几乎站在一个成果验收者的角度去考虑个体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阶层的固化、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的迁徙等诸多因素让农民的“进城”之路日益艰难，使城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那些“进城”路上的失语者，他们也不过是要像高加林、孙少平一样改变个人的生活状况，但是，无论他们有着怎样顽强的生命，有着怎样不屈的意志，无论他们悲伤还是“高兴”，他们所向往的属于城市的生活始终对其大门紧锁。而那些通过种种途径在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们，像顾零洲、骆驼等，依然处于精神的失重状态，他们无法在城市里发现灵魂的居所，无法实现别人对他们甚至是自己对自己“城里人”身份的认同。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小说的典型化意义，它们对某个特殊群体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把握也真实可靠地反映着一个特定范畴内的社会现实，其中对个人诉求及权利的观照和对社会不公、正义与秩序缺失的谴责弥足珍贵。在这些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奋斗的惨败，是坚不可摧的城乡壁垒，但将其置于三十余年“进城”书写的文学格局中，显现出来的则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是现实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农民进城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生活状况的改观，它来源于城市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一系列独有优势的吸引和乡村对此无法满足的缺憾，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当土地里的劳作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时候，能够“经营自主”、另谋活路，其实就已经建设起让农民不至于被困在土地里而无可奈何的逃生通道。《篡改的命》中汪长尺为了让后代不像自己一样苦苦挣扎，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通过福利院被一户富人领养，以此完全几代人进城改变生活的使命。这固然是巨大的悲哀，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汪长尺可以自由地进城务工，他的后代才有了以这种方式扎根城市的可能，否则，汪长尺的子孙恐怕还是要在土里刨食。因此，“进城”的悲剧并非直接来自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它应更多地归因于遗留已久的人口流动限制。而且，中国社科院2016年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报告显示近半数的农民已无进城务工的打算；近年来东南沿海普遍出现的“用工荒”也是农民进城务工热情衰退的表现。人口流动的反复说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以及进城路上的得不偿失已然让农民更加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其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减少人口流动的限制，保障人们选择以及改变选择的权利；而所谓“进城”，也只是多重城乡关系中的一个侧面。至于在这些小说中被反复强调的底层和社会阶层固化，本来就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新问题，改革开放之后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过是一群一穷二白的人中突然有那么几个找到了“活路”，而不是原本生活富足的人们在资产的剥夺与汇聚中分化两极。财富、资源、权力的集中必然会在社会构架中留下了一个身陷囹圄的底层，但他们往往处于失语的状态，甚至还要在一些特别的时候被打扮起来，揣着辘辘饥肠为人民公社大唱颂歌。相比之下，钱小红、汪长尺们的悲惨世界如今能够成为我们阅读的对象，倒真是改革开放之后底层才得以显现的结果。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再来看这三十多年的“进城”故事。从最初对“进城”可能与理想的张扬到“进城”的惨败，作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特定时代的极端状况。这些小说隐隐显出对于城市的“敌意”，好像那是一个只适合去攻陷、占领之地，城门前只有伤痕累累的征服者和尸横遍野。于是我们看到了极度简化的城市与乡村和同样简化的人生，它慢慢变成一种叙述模式和认知惯性，甚至成为人们谈论这个问题无需质疑的社会成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已然被简单地抽象为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红尘滚滚与阳春白雪、为富不仁与为仁不富，所有的讲述都在以反复、重叠的新闻或生活片断来佐证一个早就设定好了的结局，殊不知这种认识、想象和叙述正在消磨着我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社会结构的理解，正在不断地孤立那些试图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们，正在让乡村酝酿着对城市更大的敌意，让城市更加顽固地拒绝向乡村敞开。而我们作为一个阅读者，当城市和乡村仅仅变成制造文学冲突的符号，成为棋盘上习以为常非黑即白的棋子，即便它编织出再大的悲剧，我们也难以投入真正的哀伤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