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婷

[摘 要] 近年来，高校学生干部工作作风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以戈夫曼的拟剧论表演框架为基础，探析到学生干部的形象建设主要存在角色误读、角色冲突和混淆表演区域等偏差，并提出了净化校园风气、引导角色认知、完善考核制度和改善非正式沟通等策略，以期对解决当前问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 拟剧论;高校学生干部;形象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9） 10-0016-04

一 问题的提出

“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习总书记鼓励青少年立志的殷切寄语，现已成为亿万青年砥砺前行的座右铭。大学生作为当代青年的中流砥柱，自然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少年强则国强”，大学生是高校的主体，学生会是高校中不可或缺的群众组织。学生会干部取之于学生，服务于学生，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学校管理工作的参与者。大学生积极参加学生会工作是一种提高自己、奉献公众的积极行为，但近年来，在官僚主义、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侵袭下，一些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肆意在校园里滋生，譬如某大学的学生会部级待遇制度，某学院的惩戒社团成员文化，火遍全网的某技术学院主席称谓“教育”，以及新鲜发酵的大学外联部“官压民价值观”。一桩桩匪夷所思、遭人诟病的丑闻迅速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损伤了学生组织在大众之中的姣好印象，更是暴露出当前我国高校看似简单透明的学生会组织背后的暗黑亚文化。尽管，针对这种庸俗化和功利化，北大清华等41所高校学生会已经主动出击，积极发起《学生干部自律公约》，遏制学生会及社团的不良风气，净化校园环境，以期“刀刃向内落到实处”，但仅靠一纸公约是否能让学生会干部做到“永葆理想主义情怀，彰显充满朝气、积极向上的底色”？是否能还原高等教育一方学术净土？毋庸讳言，利用官方制定的“矩”强硬约束青少年本性的“随心所欲”终究是一种坐地画牢的行为。

那么，如何提升学生干部素质？改善学生干部形象？在官僚化、功利化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紧要关头，是否存在一种温和有效的手段来代替强制干预？《朱子家训》有云“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尽早地找寻出这些问题的成因与解决方法，不仅迎合了学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需要，也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更是促进社会前行，加强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本文试用20世纪美国社会学大师欧文·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分析当前大学生干部形象建设的相关问题，冀望能攀附在先贤的巨躯之上，为梳理和解决当下问题尽微薄之力。

二 拟剧理论与表演框架的解读

（一）拟剧理论的提出

中国有句耳熟能详的老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西方也无独有偶，早在黑暗的中世纪，培根就曾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剧场假象”，用科学和真理给了宗教和神学一记重拳;后至17世纪的英国，浪漫的莎翁也将社会情境中勾勒成一幅悲欢离合的图景，来往匆匆、不断交往的行人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的“画中人”;再后来，直至20世纪，伴随着社会学的繁荣，种种互动理论应运而生，其中“形象互动论”影响最为广泛，而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为该学派的经典的产物之一。

人类的行为几乎都是社会性行为，个体的社会行为一方面源自他人社会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去刺激着他人的行为，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刺激中做出反应，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自己的“圈子”，这个行为交流和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社会互动循环也就构成了人们所处的日常生活。戈夫曼把这种日常生活比作一种“戏剧表演”，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一个表演活动。在这场表演中，每个人都力图将自己的角色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观众，但无论多么逼真，观众所看到的永远不是演员的“真我”，只是演员所表达的角色。类似于“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的判言早已是老生常谈，但戈夫曼关注的点在于：剧院中人们如何在互动过程中给他人制造一个自己希望产生的印象，这其中免不了运用一些技巧，有人通过直接的符号向他人表达自己是个什么人，有的人则通过一些间接的、含蓄的、非语言符号的方式传递或流露出自己的形象。因此，“印象管理”也被作为“拟剧论”中的核心思想。

（二）拟剧理论之表演框架解读

一个优秀的表演者所进行的演出必定是贴合剧本和观众期望、符合剧情发展的。戈夫曼认为，“社会体系”就像是隐藏在所有表演背后的“剧作家”，他利用社会现存的规则和约定成俗的规范编写了剧本，每个人的活动都离不开剧本对角色强有力的控制。当然与此同时，个人不仅受到来自社会体系的限定，还受到“观众”“其他表演者”期望的限定，这些四面八方的期望就构成了“期望体系”。在“期望体系”的关联下，每个人根据彼此的经验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管理自己的形象，互动行为发生的越广泛，个体对社会框架的内化就越深刻，这也是“社会体系”作为编写脚本的“剧作家”的原因。

是戏总会谢幕，生活这场戏自然也不例外。如图一所示，戈夫曼将表演活动发生的场所称之为“舞台”，一起合作演出的演员称为“剧班”。“舞台”有“前台”和“后台”之分，“个体表演中有一部分以一般的、固定的方式有规则的發生作用，为那些观察表演的人限定场景，把表演的这一组成部分称为前台”，出于表演的需要、布景、个人外表和举止是前台必备的三大要素，比如要演绎一个“医生”，那么精密的医学仪器、白大褂和专业的问诊动作无疑可以增加演员的表现力。后台是与“前台”相对应的，是剧班成员用以准备、休息的私密地带，在此区域演员可以暂时脱离剧本角色，表现出较为真实的“自我”，甚至做出一些类似于谩骂、戏谑等随意行为。由于在前台和后台，演员的形象差异巨大，因此，表演者必须在“前台”和“后台”设置隔离带，防止无关人员，尤其是观众的闯入。

因此，综上所述，戈夫曼将上述所提到的剧本、表演区域、剧情等要素作为了个体“表演框架”的必要组成部分。所谓表演框架，戈夫曼将之归结为在任一时刻，人们在社会舞台上演出的依据，这种依据来自人的主观认识，但不是一种随意的想法，而是对外在社会规范、准则和惯例的主观理解。人们想要演好一场戏，首先表演者要对自己饰演的剧本角色有充分的认知，并对观众对自己角色的预期做出判断，要充分信任自己的理解和对情境的把控是正确的，才能“假戏真做”;其次，要借助一定的舞台设置，个人装扮和举止，与角色合二为一，让观众感受到演员的真诚;再次，要与剧班人员相互配合，遵守表演秩序，趋向共同目标的达成，以形成固定印象;最后，就是要在这种“表演”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交互，不断修正个人表演框架，以使“表演”贴合期望。

三 表演框架下学生干部形象建设的偏差分析

在戈夫曼看来，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我们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即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1]来来往往的社会人在不同的舞台上一板一眼地演绎着名为生活的戏剧。毫无疑问，“拟剧论”的表演框架同样也适用于高校学生干部的形象建设。

高校就是一个存在于社会大剧场中的一个小剧场，剧场里有多重舞台，用于上演教学、管理和休闲娱乐等不同剧情。学生干部的角色主要在学生会办公室、教师办公室的这个前台上表演，表演要求规定在学生干部纪律、学生会组织规范等制度构成的剧本里，其次在表演过程中，“学生干部”的扮演者除不逾越剧本要求外，还要凭借主观认识，判定出“教师”“学校管理者”“学生会其他成员”等观众对自己角色的期待，以便于运用“神秘化”“补救表演”等策略，提高自身演技，树立“理想化形象”。当然，一个人是无法撑起一台好戏的，“学生干部剧组”的存在能让每一个成员认识到自己不仅是表演者，还是自我观察者，即在表演过程中，演员为了达到整体的表演效果，表演者就必须隐藏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即使个人想法与剧组有所偏离，也要尽力使自己的行为与整体趋同，防止表演崩溃。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影响了学生干部自身表演框架的内化，进而也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外显行为，酿成了实际形象与理想形象的偏差。

（一）形象偏差之角色的误读

一场成功的表演有赖于精彩的剧本，一位表演者如果想要演出水平，就首先要“吃透剧本”，把我住自己的“角色”使表演忠实于剧本。对“角色”的认知一方面来自个人概念，即他需要明晰剧本里的“自己”是谁，如何让观众知道我是谁，其次要主动揣摩观众的心理期望，对观众的价值喜好做出主观判断。在社会交往中，我们在与其他个体发生交互行为时，我们不仅是表演者，也正扮演着观众，我们对交互对象的印象决定了我们对其采用什么样的行为模式，以及对他们的形象做出预期，与越多的人的深入交往，就能收到更全面的反馈，从而了解社会公众所赋予我们自身角色的共同价值观。生活中往往听到有人说“某某某很矫情”“某某某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其实也就是在说，这个人对自己角色的误读，导致行为与身份不匹配。

在戈夫曼的理论下，大学学生干部的“剧本”就是一些规范性的纪律守则，如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印发的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自律公约等，这些条条框框以文字符号的形式约束了学生干部的行为，明确了学生干部这一角色的权利和义务，对这些文字符号的“内化”就形成了演员对学生干部的自身的角色期待，在再结合自身对“辅导员”“任课老师”“学生会干事”“同学”等观众对角色期待的主观判断，就决定了学生干部将如何诠释这一角色。

在现在的大学校园中，学生会组织俨然似有意似无意地朝向严格的科层制度发展，并且类似于“小官场”“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格外盛行，而主流的学生会规范，纪律等文化却力量式微，以至于在学生干部投入学生工作时，直接踏错了第一步——误读了“剧本”。其次，进入了这种“小官场”之后，学生干部就自然而然以权力为本位，并自认为“观众”也希望他可以呈现出类似于“真实”官场中的表演，因此他们便尽可能地卖弄“官威”和“圆滑”。于是就导致其做出了背离社会大众期待的行为，干扰了学生干部与干事之间的双向沟通，产生冲突。

（二）形象偏差之角色冲突

一个演员的一生要出演很多场戏，饰演若干种角色。人也如此，尤其是在多变且人际关系复杂的当代社会，每个人都无法摆脱多种角色、多种身份、多种地位的宿命，多重的角色就构成了“角色丛”。因此，几乎每一天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得在“角色丛”中来回转换。由于社会和主体对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期望，因此，主体不得不根据现实场景、观众和社会约定来决定自己的表演张力和行为方式。但由于人的个性和所处外部环境的不同，有的人就善于调整自己，轻松地游离在“角色从”之中，而有些人却不善于应变。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戈夫曼所指，人们会逐渐领会到一个个体应如何恰当地依附于一个特定的角色，这就导致了一种可能，即，一个表演者可能过分地依附于他的某一个角色，也可能同某一角色过分疏远。“在个体和他的假定存在的角色之间有效地表达的显著区别”，[2]戈夫曼将称之为“角色距离”。换而言之，表现出角色距离的演出者，有可能是因为演员自身的行为和品质达不到角色要求，也可能源自对角色的不满与轻视。总之，角色距离就是指那些被某些在场者视为同评价表演者对其特定角色的依附程度相关，并能暗示出表演者对角色可能有某些不满或抵触情绪的行为[3]。就如同某些学生干部，明知道学生干部应当恪守学生本分、摒弃庸俗习气、扎扎实实做事，但就是有意轻视和远离这种主流文化和大众期望下的形象，而去关注并过度依附于阿权膴仕、称王坐霸、推杯换盏的官僚化、功利化角色。毋庸置疑，“角色距离”极易致使学生干部在结交朋友、處理利益关系、竞选等问题中迷失方向。

（三）形象偏差之表演区域混淆

在前文中笔者引述了戈夫曼关于“前台”的表述，“后台”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后台”与给定的表演相关联，在这里的表演所促成的印象，故意要制造出与前台表演相反的效果。通俗地讲，前台是人们用来表演的地方，后台是人们避开观众，用于准备表演的地方。相对于后台，前台属于正式场合，拥有正规的“舞台装置”诸如和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服装、道具，在前台，演员使用符合角色的社会价值的行为语言。在属于非正式场合的后台，没有了观众的监视，演员可以暂且放下舞台上的流行俗套，忘掉舞台角色，可以使用非正式的语言和行为，例如一些亵渎性言语、吹口哨和打嗝等。基于戈夫曼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生干部在工作中的自我表现也具备了表演的基本要素：舞台——学生会办公室、观众——学生会干事、表演——管理学生工作行为、后台——除工作外的其余情景。在拟剧理论中，戈夫曼强调，一个角儿印象管理的成功关键在于要严格地将前台后台隔离开，禁止观众闯入后台，意在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前台后台的区分和形象的转换，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台也是另外一个“前台”，它和前台同样重要，舞台转变时，人的行为和语言也必须随之切换，表演不到位的情况下，依然会使个人印象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