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江良

早在2013年4月，《青年时报》整版报道笔者，其中有一个问答环节，主持人问：“如果有时光机，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的杭州？”笔者的回答：“南宋或民国。”后来，笔者发现很多知识界人士被问及类似问题，他们比较一致的回答是生活在宋朝。由此可见，我们对宋朝的认可度是多么统一。那为什么宋朝会如此受中国知识分子的“宠爱”？笔者想，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最关键的应该是体制上的民主吧！换句话说，宋朝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朝代。

纵观煌煌二十四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开国皇帝大都有一个残酷的嗜好，就是在平定天下之后屠戮随之南征北战的功臣。像汉朝的刘邦、明朝的朱元璋莫不如此。追其原因，一害怕功臣们兵权在握，随时随地都会造反，让自己成为被宰的羔羊;二忧虑功臣们哪天羽翼渐丰，从子孙手里夺走千辛万苦打下的天下。而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无疑是一个例外。尽管他也担心下属将领篡夺政权，但处理的方式比较“温暖”，以“杯酒释兵权”，避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惨剧发生。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还传下了“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开创了“仁义立国”的政治氛围，这在“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一时名士，朝不谋夕”的中国古代，显然亘古罕见，也成了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

此后，历代宋朝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几乎没有搞过文字狱，知识分子可自由上书言事、批评时政。尽管有时言论过激，也不必担心因言获罪。在新旧派官员相争中失势的官员没有一个被杀，有的还随着政局的演变由罢黜而重回中枢执政。据后来的史学者考证，在整个两宋时期，只杀了一位文臣，就是靖康之变后，被金国扶为“皇帝”的张邦昌;还有在宋高宗时代，杀了一个上书言事的读书人——学生运动领袖陈东。这相对于动辄大兴文字狱的清朝，可谓是知识分子的天堂。

正由于具有这样的“温度”，为宋朝所有的知识分子，预留了前所未有的宽松言论空间，从某种程度上也等于对皇权形成了一种制约。据一位宋史研究专家称，宋朝是个很可爱很奇怪的王朝——表面上看，皇帝大权独揽，相权被分散得不成样子，好像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南宋时期，皇帝权力极其小，诏书必须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才会有效;当时人们经常集会议论朝政;北宋末年罢蔡京杀六贼，就是太学生陈东和十几万百姓联名上书施压的结果。

唯有施仁义于国民，才能长治久安。宋朝虽然在军事上“积弱”，被后世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但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民間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远超盛唐。史尧弼在《策问》中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

与此同时，宋朝不依靠武力威严，借助于政体的“温度”，为天下苍生谋福祉，赢得百姓的爱戴。它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虽然二度倾覆，但皆缘外患，是唯独没亡于内乱的王朝，享国319年，真正达到了“赵氏之祀安于泰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崖山海战失败后，30万宋军将士只有2万人被俘虏，其余全部战死，上自皇帝下至普通军民，都自杀殉国。听闻宋灭后，浙江10万士子纷纷跳海自杀，福建有4万！民心所向，可见一斑。

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零星纷繁。宋朝尽管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立国300余年。如果从皇帝制开始算起，存世之长久仅次于汉朝。但在5000年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过去了700多年的今天，我们依旧缅怀它、向往它，这中间自然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源于其内在的那种“温度”。因为它恰如一盏明亮的灯，焕发着耀眼的光华，穿越过漫长的时空，照射到我们这个时代，让每一位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它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