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树宏

一、引言

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等各种特质(OECD，2007[1])。自上世纪60年代舒尔茨、贝克尔等经济学家系统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来，众多研究均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Lucas，1998[2]；Romer，1990[3]；Galor，2005[4]；Acemoglu，2011[5])。Gennaioli等(2013)[6]甚至认为，人力资本是解释长期区域发展差异的最重要原因。随着全球创新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人工智能等新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机器人正在加速替代人类的许多低技能的重复性工作，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岗位需求，对工人的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取决于一国人力资本的竞争力(世界银行，2019[7])。

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杨建芳等，2006[8]；Fleisher等，2010[9])，同时也对地区经济和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姚先国等，2008[10]；陈斌开等，2010[11])。随着中国经济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人力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蔡昉，2013[12])(1)2018年以来，中国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名目繁多的人才政策，大力“招才引智”，开展“人才大战”，即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中国是一个地域和人口大国，各地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很突出并为政府所关切。在经济发展更加倚重人力资本的情形下，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将会影响到未来地区发展的格局，这也是为何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纷纷开展人才战，密集出台人才政策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能把握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及其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规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能预测未来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等的格局和变动趋势，进而采取相应的政策应对措施。

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对个体收入等方面的影响效应，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一方面着眼于因果关系的考察，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实现突破(Angrist和 Pischke，2009[13]；Heckman等，2011[14]；Heckman等，2018[15])；另一方面着眼于研究视域的扩展，逐步从收入等劳动力市场的回报扩展到非劳动力市场回报(Lochner，2011[16]；Oreopoulos和 Salvanes，2011[17]；Clark和Royer，2013[18])。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主要基于从宏观视角展开的内生增长模型，多数研究都认同人力资本是导致各国或地区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Batabyal和Nijkamp，2013[19]；Teixeira和Queiros，2016[20])；当前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路径机制分析(Teixeira和Queiros，2016[20]；Murphy和Topel，2016[21])、人力资本与社会经济制度的相互作用(Acemoglu等，2003[22]; Acemoglu等，2005[23]；Madsen等，2010[24])、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Dias，2015[25]；刘智勇等，2018[26])。无论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研究，还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其中的“人力资本”往往都是以简单的教育年限或健康状况指标来替代，而没有涵盖人力资本的全面内涵。

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研究则从人力资本概念本身的内涵出发，着眼于如何采用更科学的方法更准确地测度出各年各地的人力资本存量。其研究方法经历了支出法、收入法到综合法的演变，当前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是对现有测度方法的改进(Folloni和Vittadini，2010[27]；Jones，2014[28])，另一方面是运用现有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一国内(如省、市等)更细分的地理单元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测度(李海峥等，2010[29]；李海峥等，2013[30]；Shah和Steinberg，2015[31])。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测度出基础性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数据，而缺少对这些基础性数据的进一步挖掘和分析。

虽然中国地区不平等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但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人口不平等等，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问题研究较少(王小鲁和樊纲，2004[32]；洪兴建，2010[33]；刘华军等，2014[34]；吴连霞和吴开亚等，2018[35])。主要原因是GDP、收入、人口等的统计数据健全，而人力资本的度量是一个难题，现实中缺少人力资本的统计数据。少数涉及人力资本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也均是采用教育年限来代替人力资本(陈钊等，2004[36]；匡远凤，2011[37]；黄杰，2018[38])。但人力资本的概念远比教育广泛，一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个人特质均可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仅以教育来代替人力资本难免会出现测量误差，进而影响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相关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采用最新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8》的相关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核密度分布、重心测度等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对中国人力资本不平等及其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进行了研究，以期为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主要贡献和特色是：(1)首次采用经科学测算得到的全面人力资本数据进行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演化研究，能反映真实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状况；(2)首次借鉴重心的概念，测算了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演进轨迹及其与经济重心的耦合态势；(3)研究时期长、地区范围广、刻画角度多，样本涵盖1985—2016年共32年中国内地全部31个省份的数据，从不平等指数、核密度分布、不平等分解、重心及其耦合等多个角度开展研究；(4)着重从跨时期的动态视角来研究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及其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挖掘其中的特征规律和基本事实。

二、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测度

泰尔指数是广义熵指数簇中的特例，由泰尔于1967年在其著作《经济学和信息理论》中借由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而提出。与基尼系数相比，泰尔指数从提出到应用的时间较短，其更适合于按特征分组的分解，故我们采用泰尔指数计算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并进行分解(2)本文也采用泰尔第二指数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研究结论没有变化。。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

为了考察人力资本分布各部位的变化，本文进一步每隔5年选取典型年份绘制人均人力资本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图。核密度估计量为：

(2)

将研究样本按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组，则泰尔指数可分解为各地区组内不平等和组间不平等指数的和：

(3)

(二)人力资本重心及其耦合的测度

(4)

当mij分别为第j年的固定资本、GDP、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时，可由式(4)分别计算第j年的固定资本重心、经济重心、第一产业重心、第二产业重心和第三产业重心。

第j年到第k年的重心移动距离dk可由下式计算：

(5)

式(5)中，(xj,yj)、(xk,yk)分别表示第j年和第k年某种属性的重心坐标。c表示地理坐标与平面投影坐标之间的转换率，一般取1°=111公里来计算。

(6)

两个重心之间的变动一致性以不同重心各自相对于上一时间点产生位移的矢量夹角θ来衡量，θ越小则变动的方向越一致。取θ的余弦值作为变动一致性指数c，该指数越大则表示变动越一致。以(Δxh,Δyh)、(Δxe,Δye)分别表示人力资本重心和经济重心相对于上一年份在经纬度坐标上的变化量(Δx=xj-xj-1，Δy=yj-yj-1，j表示年份)，则c可由下式计算：

当(Δxe,Δye)分别为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时，可由式(7)分别计算人力资本重心与第一产业重心、第二产业重心和第三产业重心之间的变动一致性。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8》，该报告是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人力资本度量项目最新成果。该项目采用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即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来测度中国人力资本。终生收入法是以个人预期生命期的终生收入的现值来衡量其人力资本水平，它能够更加准确合理地反映出教育、健康等长期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李海峥等，2010[29])。

一个地区的总人力资本是其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口的乘积。中国各省份人口数量差异巨大，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指标更能反映该地区劳动力质量。所以，本文在第三部分研究中国人力资本不平等及其动态演化时，选取《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8》中除上海外的全部30个省份1985—2016年的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变量数据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3)由于《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8》中缺少上海的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数据，所以分析样本中没有包括上海。。在第四部分研究中国人力资本重心变动轨迹及其与经济重心的耦合态势时，选取《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8》中全部31个省份1985—2016年实际人力资本变量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指标。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和实际人力资本，以1985年为基期的消费物价指数作为平减指数来调整，可以进行跨期纵向比较(4)为了简化，后文中所提到的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均指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和实际人力资本。。《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8》中已有各省份分城乡的数据，本文进一步将各省份按东、中、西三大地带进行划分。东部地区包括10个省份，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份，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份，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三、中国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及其动态演进

(一)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基本事实

图1是1985年和2016年人均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1985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人力资本分别为4.845万元、3.090万元、2.809万元，呈依次递减态势。人均人力资本最低的8个省份依次是：青海、甘肃、山西、湖南、云南、陕西、四川、河北；人均人力资本最高的8个省份依次是：北京、天津、辽宁、浙江、广东、福建、吉林、山东。1985年，全国人均人力资本为3.502万元；最低的青海人均人力资本为2.293万元，最高的北京人均人力资本为8.565万元，两者相差2.7倍。

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人力资本分别为34.451万元、22.677万元、18.403万元，依次递减态势更加明显。人均人力资本最低的8个省份依次是：青海、甘肃、西藏、云南、新疆、湖南、贵州、黑龙江；人均人力资本最高的8个省份依次是：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河南。2016年，全国人均人力资本为30.029万元。最低的青海人均人力资本为10.596万元，最高的北京人均人力资本为65.091万元，两者相差5.1倍。

对比1985年和2016年，全国人均人力资本由3.502万元增加到30.029万元，增加了7.6倍，年均增长7%；最高和最低省份人均人力资本比由3.7增加到6.1。各省份人均人力资本大小不同，其增长速度也各有差异。图2是1985—2016年期间各省份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到，不同省份年均增长率不一，最高的天津为7.2%，最低的青海为4.9%。图1和图2启示我们，中国地区人力资本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动态演化。

图1 1985年和2016年各省份人均人力资本分布的对比(单位：千元)

图2 1985—2016年期间各省份人均人力资本年增长率

(二)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动态演进

本文计算了1985—2016年期间分地区、分城乡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动态演进，结果如图3所示(5)我们也同时采用泰尔第二指数、基尼系数等其他不平等指标测度了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发现结果趋势相同，研究结论不变，为了节省篇幅，文中只展示泰尔指数的测度结果。。考察期内，全国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演进呈现出阶段性的起伏特征。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较低，但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一直呈下降趋势；第三阶段为21世纪头10年，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重新开始在小幅波动中上升；第四阶段自2011年开始至今，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持续下降。全国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与全国总体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也是每隔10年一个起伏变化。全国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均一直上升，到21世纪后一直维持在高位。自1992年以来，全国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一直高于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2016年，前者为后者的1.44倍。

图3 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动态演进

东部地区总体人力资本不平等和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演进趋势相同：20世纪80年代上升、90年代下降，21世纪头10年在小幅波动中上升，第二个10年持续下降。东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低于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在考察期内一直呈上升趋势。中部地区总体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演进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演进趋势相同，自21世纪以来则与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演进趋势相同。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一直高于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两者之间的差距在21世纪以来还在不断拉大。考察期内，西部地区总体人力资本不平等一直在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部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高于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但前者下降而后者上升；21世纪以后，两者大体相当并总体保持稳定。

从三大地区总体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对比来看，东部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考察期内的演进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近年来，东部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出现了下降态势，中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而西部地区则呈上升趋势。从三大地区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大小对比来看，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从演进趋势的对比来看，东部地区波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与城镇不同，三大地区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大小和演进趋势都非常接近，考察期内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三)地区人力资本分布的动态演进

泰尔指数能从总体上反映地区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均衡程度，对比不同年份的泰尔指数可以看到总体差异的变化，却无法看到人力资本分布各部位的变化。因而，我们从1985年开始，每隔10年选取一个典型年份，画人均人力资本的核密度分布，以考察中国地区人力资本分布的演化状况，如图4所示。为便于各年份间的对比，我们将各省份人均人力资本换算为该年所有省份平均的人均人力资本的倍数作为横轴。从全国人力资本的核密度分布图中可以看到， 1985—2015年期间，4条核密度曲线的波峰高度越来越低，波峰宽度越来越大。这表明高人均人力资本和低人均人力资本的省份增多，中等人均人力资本的省份在减少，全国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越来越不平等。从图4中还可以看到，无论是分城乡，还是分三大地带的人力资本核密度分布图均显示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资本核密度曲线越来越发散。这表明，中国地区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显现，呈现出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马太效应”。

图4 典型年份人力资本分布的动态演进

从全国城镇和农村人力资本的核密度分布图的对比来看，各年份城镇人力资本核密度曲线的分布明显要比农村人力资本核密度曲线的分布集聚。这表明，相比于城镇，农村人力资本的高、低分布地区相对更多，人力资本空间不平等程度要更高。这与前述全国农村人力资本的泰尔指数高于城镇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从三大地带的核密度分布图的对比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核密度分布曲线出现了正偏，数据位于均值右边的比位于左边的少，曲线右边的尾部相对于左边的尾部要长。这是少数东部省份的人均人力资本变得非常高所导致的。与之相反，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核密度分布曲线出现了负偏，数据位于均值左边的比位于右边的少，曲线左边的尾部相对于右边的尾部要长。这是少数中部省份的人均人力资本变得非常低所导致的。相比之下，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核密度分布曲线的偏度变化不是十分明显。

(四)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分解及其动态演进

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各方面差异巨大，全国人力资本不平等既可能来自三大地带内部的不平等，也可能来自三大地带之间的不平等。我们采用泰尔指数分解的方法，将全国人力资本不平等进行分解，分别测算三大地带内部人力资本不平等(组内)和三大地带之间人力资本不平等(组间)对全国人力资本不平等的贡献。

从全国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分解图来看，三大地带之间的人力资本不平等对全国人力资本不平等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呈下降趋势，自1990年开始持续上升至1997年达到最高点，之后一路下降至今。组间贡献在最高点的1997年曾达到60.2%，到2016年已降至整个样本期的最低点45.2%。组内贡献的变化则正好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自1990年开始下降至1997年最低点39.8%，其后一路上升至今，到达最高点54.8%。在1992—2006年，组间贡献大于组内贡献；在2007—2016年，则是组内贡献大于组间贡献。

图5 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分解及其动态演进

从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分解来看，三大地带组内的贡献一直高于组间的贡献，但在考察期内，组内贡献的份额一直不断下降，已从1985年的91.4%下降至2016年的74%；组间贡献的份额一直不断上升，已从1985年的8.6%上升至2016年的26%。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分解结果与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分解结果刚好相反，三大地带组间的贡献一直高于组内的贡献，但在考察期内，组间贡献的份额一直不断下降，已从1985年的73.9%下降至2016年的55.8%；组内贡献的份额一直不断上升，已从1985年的26.1%上升至2016年的44.2%。

四、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变动轨迹及其与经济重心的耦合态势

(一)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时空变迁

1.人力资本重心。

表1和图6给出了1985—2016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分布格局与变迁。30多年来，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宏观格局较为稳定，东西方向上集中在114.647 7°～114.926 6°之间；南北方向上集中在32.873 3°～33.403 2°之间。从1985年到2016年，中国人力资本重心总体上向西南方向移动了32.1公里(向西移动14.9公里，向南移动28.4公里)，从河南省的周口市境内移动到驻马店市境内。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1985年到1992年，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演变轨迹转了一个圈，经历了1985—1989年期间的东北方向移动和1990—1992年期间的西南方向移动后，几乎回到原点。经历了短暂波动后，自1994年开始，中国人力资本重心一路南移至2003年，南移幅度达46.1公里。在南移的过程中，经历了向东南和向西南的交替移动，1994—1996年期间和1999—2001年期间向东南移动，1996—1999年期间和2001—2003年期间向西南移动。2003—2008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重心开始往东北方向移动。经历小幅波动后，自2010年开始，中国人力资本重心一路西移，6年内西移幅度达31公里。到2016年，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大致位置为(114.647 7°E，32.971 8°N)，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境内。

表11985—2016年中国人力资本重心分布格局及变迁

总体上看，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空间变迁经历了1985—1992年的循环往复阶段、1992—2010年的东南迁移阶段和2010—2016年的向西迁移阶段。人力资本是人口素质和劳动力质量的体现，人力资本重心的空间变迁反映了人口和劳动力要素的空间流动趋向。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在进行改革试点和思想准备后，于1984年10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全面展开。在1985—1992年这段改革时期，中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改革呈现了深化和反复的特点，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挫折和混乱，以至于1988年9月中央做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与之对应，这段时期，中国人力资本重心呈现了先向东北移动，后向西南移动，最后几乎回到原点的循环演进态势。1992年“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全面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形下，“孔雀东南飞”，高素质劳动力开始加速往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地区流动，所以中国人力资本重心自1992年以来呈现出往东南方向移动的明显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和汶川地震爆发后，中央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其中相当大比例用于地震灾后重建和西部基础设施投资，加之这一时期的成渝经济区建设吸引了不少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往西部聚集，所以中国人力资本重心自2010年以来呈现出一路西迁的显著特征。

图6 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时空变迁

2.经济重心。

图7给出了1985—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重心和三次产业重心的时空变迁轨迹。30多年来，中国经济重心的宏观格局较为稳定，东西方向上集中在114.878 4°～115.315 8°之间；南北方向上集中在32.795 35°～33.876 84°之间。从1985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重心总体上向西南方向移动了127.4公里(向西移动42.6公里，向南移动120公里)，同样从河南省的周口市境内移动到驻马店市境内。考察期内，中国经济重心的演进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重心经历了先小幅向东南，后往西南的迁移；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重心持续向东南方向移动，此后直至21世纪头10年，经济重心基本都稳定在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境内(东经115.2°、北纬33.1°的位置附近)；第三阶段是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往西南方向移动，尤以向西方向的移动幅度较大。到2016年，中国经济重心的大致位置为(114.878 4°E，32.795 35°N)，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境内。

1985—2016年期间，第一产业重心集中分布在东经113.526 5°～114.067 4°、北纬32.453 49°～33.338 88°的区域内，经历了先总体向西，然后向东，接着再曲折中北上，最后往西南移动的变动轨迹。从1985年到2016年，第一产业重心总体上向西移动了51.5公里，向北只移动了9.6公里，重心位置前后均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境内。第二产业重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往西南方向移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往南移动；此后10年一直停留在东经115.65°、北纬33.25°的位置附近(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境内)；从2008年开始，第二产业重心又开始往西南方向移动。从1985年到2016年，第二产业重心总体上向西南方向移动了267公里(向西移动143.6公里，向南移动225公里)，从山东省菏泽市境内移动到河南省信阳市境内。第三产业重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总体向西南移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往东南移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往东移动，此后10年的变动范围不大；从2010开始，第三产业重心开始往西移动。从1985年到2016年，第三产业重心总体上向南移动了100公里，从河南省周口市境内移动到安徽省阜阳市境内。

(二)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耦合态势

1.空间重叠性。

从空间重叠性来看(见图8)，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的距离在1986年最大，达到91.8公里；1990年最小，为22.2公里。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距离在1986—1990年期间减小，在1990—2005年期间总体上升，在2005—2016年期间总体下降。到2016年，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的距离为32.2公里，两者都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境内。从人力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对比来看，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距离要小于固定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距离。近10年来，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而固定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出加速扩大趋势。这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越来越高。

图9是人力资本重心与三次产业重心的空间重叠性的演化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人力资本重心与三次产业重心的空间距离都呈现出波浪式演进的趋势。总体上，人力资本重心与第一产业重心之间的空间距离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升，90年代初期下降，90年代中期后上升至今；人力资本重心与第二产业重心之间的空间距离从1985年开始，持续下降至2008年的最低点，2010年之后快速上升至今；人力资本重心与第三产业重心之间的空间距离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呈下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短暂上升后自1993年开始持续下降至2005年，之后开始平缓上升至今。

从三次产业的对比来看，人力资本重心与第二产业之间的空间距离变化幅度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变化幅度则最为平缓。人力资本重心与三次产业重心之间的相对距离大小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交替变换特征。总体上，三者之间的大小排序在20世纪80年代为“二、三、一”，90年代初期到2005年为“三、二、一”，2005—2014年为“一、三、二”，2015年为“一、二、三”，2016年为“二、一、三”。这种变化是三次产业相对劳动力人数和劳动力质量变化的反映。从最近的趋势来看，未来更多的人力资本将会聚集在第三产业中。

图9 人力资本重心与三次产业重心的空间重叠性

2.变动一致性。

从动态角度看，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变动方向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起伏演进特征，且波动的幅度比较大(见图10)。在1987—1988年期间，两者的变动一致性指数最低，达到-0.998，几乎完全反向变动；在1990—1991年期间，两者的变动一致性指数最高，达到0.997，几乎完全同向变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变动一致性指数的正负几乎各占一半，即两者同向变动的年份和反向变动的年份各占一半。在2003—2007年间，人力资本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变动一致性指数为负，但2008年以来，该指数基本为正值，只有在2010年和2015年为负值。这表明，近年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在提高。从人力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对比来看，固定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变动一致性指数同样呈现出相似的起伏波动特征，但是该波动要滞后于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变动一致性指数的波动。

图10 人力资本重心、固定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变动一致性

从图11可以看到，人力资本重心与三次产业重心的变动方向呈现出起伏波动特征。总体波动幅度较大，但21世纪以来波动幅度在减小。考察期内，人力资本重心与第一产业重心的变动一致性指数在多数年份为负值，而人力资本重心与第二产业重心和第三产业重心的变动一致性指数的正负年份比例几乎各占一半。人力资本重心与第一产业重心的变动方向在2006年以来的多数情况下是反向变动，与第二产业重心和第三产业重心的变动方向分别在2008年以来和2004年以来的多数情况下是同向变动。

图11 人力资本重心与三次产业重心的变动一致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8》的相关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核密度分布、重心测度及其耦合模型等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及其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进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全国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演进呈现出每隔10年一个阶段的起伏波动特征，当前处在下降周期阶段，其空间分布的极化趋势明显，呈现出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马太效应”。(2)东部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其演进趋势与全国相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一直呈上升趋势，中部地区总体较为平稳。(3)21世纪以来，全国和中部地区的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一直高于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东部地区则是农村低于城镇，西部地区两者大体相当。(4)三大地带之间的人力资本不平等对全国人力资本不平等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呈下降趋势，自1990年开始持续上升至1997年达到最高点，之后一路下降至今，近10年来三大地带组间贡献已低于组内贡献。(5)从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分解来看，三大地带组内的贡献一直高于组间的贡献，但在考察期内，组内贡献的份额一直不断下降；农村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分解结果与城镇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分解结果刚好相反。(6)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空间变迁经历了1985—1992年的循环往复阶段、1992—2010年的东南迁移阶段和2010—2016年的向西迁移阶段。(7)考察期内，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距离一直小于固定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距离；近10年来，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而固定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出加速扩大趋势。(8)考察期内，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变动方向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起伏演进特征，2008年以来两者的变动方向基本同向。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要进一步破除人才跨地区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深化户籍、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性改革，打破人才流动的地域限制，以市场来配置人才资源，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均衡发展。(2)要根据三大地带和城乡人力资本不平等状况的现实差异，采取差异化的区域人力资本政策，中央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要更多地向西部和中部农村地区倾斜。(3)要针对人力资本重心西移的新趋势，结合中西部地区较低的土地成本和能源成本，在中西部地区布局一些有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此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4)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加大科技投入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从“人口红利”转变到“人力资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