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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哑人集会的地方

2019-11-07宋尾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9年8期
关键词:班长母亲

网约车司机李大同身患癌症,一时想不开的他正要跳湖自杀时却阴差阳错地接下一单业务,也因此与叫车的少女小渔成为朋友。从此,接送小渔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件乐事,然而就在那个夜晚,他没能如约等候,也从此失去了她的音讯。小渔是否遭遇了不测,他还能找到她吗?

李大同第一眼见到宝圣湖的时候,就觉得这是自己要找的那个地方,在这里死去他是满意的,这是再好不过的归宿——要是归宿这种东西真的存在的话。可他要攀上桥栏时,一个女孩在背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两天前,礼拜一。上午母亲透析,他一块儿去的。这几天有点腹痛,大便溏稀。班长带他做了血测和造影。中午结果出来了,“肝部有阴影,建议增强扫描”。班长二话不说,开车拉他到肿瘤医院,做了一套增强核磁共振成像。这次,他看到诊断结果下方有一行陌生的名词——“胆管细胞肿瘤”。

班长跟杨教授在诊室里私聊。他尖起耳朵,隐约只听得一句,“是啊,三十六岁……”他坐在外边的休息椅上,掏出手机百度了一下,顿时就像被人从后面敲了一闷棍,气喘不上来,差点就昏厥过去。事实上,班长非要带他到肿瘤医院时他已经觉得隐隐不妙,但事情远远超出他所能想象的范畴。不同于其他常见癌症,这种病往往早期没有症状,一旦发现,基本上就是晚期——真正意义上的绝症。

他挺起身,尽力让自己坐直了。但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汗水,顺着头皮、后颈、背脊,一个劲地流,袜子里也是,脚像泡在水里。

一会儿,杨教授请他进去。

他问,我这是不是晚期?

杨教授没直接作答,说这个还需进一步复诊才能确定。

他说,我在网上查了,手术的话,三年生存率只有10%。

杨教授说,也不能这么说,个体不同,超过五年生存期的例子也有。具体情况等复查后再说。

如果不手术呢?

班长抢着说,怎么可能不手术呢?

他瞪着杨教授。

沉滞半秒后,教授说,如属晚期,通常情况下,半年吧,不到一年。

您给我先开点药吧。

他想,那反而簡单了。这个病没法治,不值得治,治不治都一个样。当然,也没这个能力去治。

随后,杨教授又说了一些什么,但他基本上没再听得进去——脑子嗡嗡的,不是一只两只蜜蜂,起码上百只。

回到家,他才发现自己浑身都湿透了。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把湿淋淋的衬衣和牛仔裤脱了,内裤也脱了,赤条条躺在床上,很清晰地感到有一种很轻的很微小的什么物质随着那些汗从体内蒸发而去,应该是魂魄吧。

一整晚他把灯开着,他第一次憎恶黑暗,闭上眼睛——仅这个动作——便让他畏惧。同时他第一次感到时间的存在。墙上的秒针每走一格,都意味着消逝。单向的不可能回来的那种消逝。

他想了很多,杂乱的、毫无头绪的,各种各样的。到清晨五点左右,他终于因为疲累而睡着了。中午,他忽然惊醒,腹中空空但毫无饥饿感。他坐在床上,脑子是含混的,一种强烈的虚空团团包裹着他。一方面,精神上他就像是被抽空了,一方面,他自己的躯壳让他感觉很累——尽管他是全身赤裸——就像背着一张沉重的网。死究竟是什么他不知道,但等死的滋味他品尝到了。这比死还不好受。那么一瞬间,他只想干一件事,找个解脱。他抓起车钥匙,就这么恍恍惚惚地离开了家。

他驾着车四处转悠,没有目的,不赶时间,也没有载客的责任。拿到驾驶证十几年,这是头一次,他为自己开车而不是为别人手握方向盘。

他到新建的中央公园转了一圈,觉得没什么是他想要的。印象中渝北有个人工水库,于是他去了水库——那里水域宽阔,很美,符合他的感觉。可岸边都是垂钓的人,某个钓友会在那里组织活动。随后是玉峰山——十年前他来过一次,跟艳芳第一次牵手,就是这儿,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那是春天,山花很香,山壑秀美。这次他上山,发现那些记忆根本找不回来了——他甚至都找不到当初那条路,当初的羊肠小道如今被崭新的盘山公路替代。他坐在山间,呆呆地歇了一会儿就下山了。这儿对他没有意义。之后他随意拐弯,任意游弋,但车头不自觉地朝着家的方向,他极力抗拒。最后,行驶的车辆在傍晚时作出了它自己的选择,走到了一条他从未来过的湖滨公路上。驶入这段时,他简直震惊了,这条路竟如此之美——笔直的路面,一侧是斑斑点点的湖水,一侧是山崖,道路两旁的小叶榕也不知是何时种下的——至少有六十年以上——树冠在空中连成一体,浓阴蔽日。老实说,跟它相比,即便中山四路也不过如此啊。可是它甚至没有名字,他也从不知道它的存在。包括这个湖,他在这座城市出生到此刻,都不知道重庆居然还有这么璀璨的自然湖泊。他甚至以为,重庆根本就没有湖,也没有一条河,正因如此,主城里生活的人们把两条环绕的江称为“河”。而那个湖,就在自己眼前,在脚下——湖边安静得像是死去,又像是刚刚苏醒。路上很难看到行人,偶尔有一辆车飞驰而过。然后,一切重归静止。他想,除非必要,恐怕不会有人绕行到这里。这似乎就是他心里在寻觅的那个地方。他将车靠在桥头一侧,站在桥上,居然看到两只白鹭在湖面上掠飞。那一瞬,他被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感动了。他站在桥上,久久凝望着湖水,心里舒服极了。在底下,它们细碎地、微微地,就像其实具有一种美妙的生命一般。

就是这里了,要是死在这里也是挺好的。然后,他将手搭在桥栏上——

但是,一只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头。

“不好意思,”一个高挑的女孩——有点像年轻那会儿的梁咏琪,清汤挂面,瞪着黑亮的眼睛——问道,“那是你的车吗?”

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会接这么一单业务。

可是她急着去南岸滨江路。她等了很久,没有一辆出租车经过这条道上,至少不会有空车。她叫了网约车,但无人接单。他很理解那些同行,除非是疯了,在晚高峰时,有谁会绕到这条僻静的小路来。于是她只有来求助于他——他的车身上,印有XX专车的字样。

他载着她离开了宝圣湖,行至内环高速时,她突然冒出一句,“有没有人说你车开得很好啊?”

这时他已稍稍平静下来,重新握着方向盘的感觉也让他脑子复苏了不少。与梁咏琪还是略有不同,她是单眼皮。

他颇认真地回顾了一下,告诉她,好像还真没人说过。再说,一个司机,车开得好仅仅是本分。

“不一样,是真的好,很稳,让人觉得安全的那种。”

他苦笑——但总归是笑了。那一瞬间,他有了一点点活的气息。

随后她又说,“你这人有点怪。”

这话让他放松的心又重新僵硬起来,以为她指的是刚刚自己将要做的那件事。

“别人车里都挂吉祥物,你挂一张照片。”她指着车内悬挂的心形小相框,“是你小时候?”

那张老照片是接新车后他特意挂上去的,拍摄于一九九一年——是母亲牵着他在留真照相馆的留影。

“是的,和我妈。”他下意识地瞟了一眼,母亲笑盈盈地注视着他。这一瞬他彻底醒了。

那天到达目的地,她用手机转账后,问他待会儿能不能带她回去。

“多久?”

“一个小时。”

想了想,他说好吧。

她下车后,他突然感觉到饿了,很深刻的一种饥饿感。

他开车拐到一条巷子里,在印制厂的门口,吃了一大碗豌杂干馏小面。

小时候有一次他跟着街上的孩子去捉蛐蛐儿,晚上他们走了很远,在靠近城郊的一处水溪边,蛐蛐儿叫唤得很欢,那晚没月亮,黢黑一片,他逮着一个声音,跟着它慢慢移动,不知怎么就跟同行的孩子走散了——也许他们根本是故意的。总之他被那叫唤声强烈地吸引了,但它始终有办法在他下手之前跳开。后来他在追逐时掉进了一个窟窿洞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洞不算深,大约只有一米五高。但当时他吓坏了,只知道哭号、呼救,却没有任何回音,甚至也没试着伸手——抓着土壁上的藤蔓其实就能回到地面。半夜时,母亲打着电筒寻来,将他拽了出来。那晚上,他吃了一锅面条。

吃完这碗面,那种似曾相识的满足感又回来了。就像在暗夜里突然看到电筒的照射,就像死了一次后又活过来。活着就是赚啊。

他将车停在原地,不一会儿,她從黑暗中走过来,钻进车里。回程时,她像换了另一个人,疲惫、低沉。当时他不理解为何。后来他知道了。

回到家,母亲已睡着了,蜷在沙发上。茶几上是她做的菜和汤,看样子一筷子没动过。她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更不会知道他差点就不再回来了。如果真是那样,她该怎么办?他将毯子盖到母亲身上,动作很轻,她睁开浑浊的眼睛,“收工了?”随后她挣扎着爬起来,“你还没吃吧,我给你热热。”

他拦住她,将她揽在怀里,轻轻摇晃。

“妈,明天我开车带你出去耍吧?”

“啊?”母亲一时反应不过来。

“白市驿花海开园了,听说很漂亮。”

母亲顿时欢喜起来,但又不敢相信,“你不跑车?”

“明天休息,”他补充说,“以后每星期,我们争取出去耍一天。”

“啊呀,真的啊!”她像个孩子那样,翻箱倒柜,收拾明天的衣服。

看着快活的母亲,他有点愧疚。父亲开了一辈子车,他也是。但父子从来就没完成过一次母亲的心愿——专门开车带她出去旅行。哪怕一次,却一次也没有过啊。

接连几天,李大同更加拼命地跑车,就像跟一个看不到的阴影竞赛。每一天都不能浪费,每跑一天,就多挣两次给母亲的透析费用。

礼拜六,午睡醒来后,李大同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你好啊,大叔。”

听到声音他就记起来了,是那晚那个女孩。

“你怎么有我的电话啊?”他有点意外,意外里还有点小小惊喜。

“今天心情好一点没?”她却说。

“挺好啊。”

“那就好,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再来接我一趟?”她说,“呃,我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

挂了电话,他加了她的微信,她叫余小渔,有点绕口。现在他明白了,车里有一张号码牌,不知她啥时候记下了。

从两路他的住处开到宝圣湖大约需要十七八分钟。这个点不堵了,但他习惯尽量留足时间。宜早不宜晚,就接送乘客而言,是这样的。

重庆这座城市很随意,轻轨可以从小区楼底穿过,停车场可以建在高楼天台上,火锅可以在洞子里烫,汽车可以在天上跑。这里的人很江湖,地名也往往直白。比方说,“解放碑”,既是实物,又是泛指——说解放碑到了,但可能要走断腿——渝中最为繁华的那数十条市井街道都是解放碑。沙坪坝的双碑,是路口有两块石碑。当然最为简约的,还是南岸的四五六七八九公里,以海棠溪车渡码头为0公里开始计算的,每增加一公里,就是一个地名。

两路——不是渝中区的两路口,很多外地客人总将两者混淆——也是如此,原是渝北老区府所在地,距市中区较偏远。早前从渝中、江北方向来此,只有一条路,弯弯绕绕,上坡下坡,兼要穿越各种生活区域和小道;后修建了内环高速,大大便捷了与主城的沟通。起初,私营中巴——当然,对市场总是私人的嗅觉更灵敏——也就是那些黑车司机喊客时,喜欢扯着嗓子叫“两路,两路!”不知不觉就成一个正式的地名了。总之就是两条路的意思。现今都走高速,老路生僻冷清起来。宝圣湖呢,就在这段老路的中段。沿着这个湖,也有分岔,一条路顺坡笔直而上,另一条路左拐沿湖边蜿蜒而出,走完这个湖,再爬一个很陡的山坡,就到了工业园区的边上,老城镇与新兴园区的杂交之地,一片蓬勃的城乡接合部。

在电话中,余小渔说会在宝圣湖公园门口等他。

一般来说,人们的惯性认识里公园多是封闭的,面积颇大,园林景观曲折通幽,设施和游览内容完整,甚而干脆就是城市地标。譬如景山之于北京、越秀之于广州,抑或厦门中山公园。可重庆是不一样的。平地少,环境有限,往往就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利用一些犄犄角角做文章——有时说是公园,不一定比菜市场大出多少。前几年,市政部门把湖泊清淤后,修建了蜿蜒的步道,道旁栽种了一些花卉和灌木,间或安置一条石凳,没有门头,亦无门尾,只是在桥头一侧的平坝子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是几个机打的篆体字:宝圣湖公园。

李大同到得比约定时间早,但她更早,已站在这个木牌前面候着了。

小渔坐上车就说,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啊?

他轻轻笑了笑,还真有。

中午,他在德庄大酒楼拉了一位喝得有些醉意的中年客人,有人已经给他付账了。可到了目的地——龙湖西苑之后,他突然说,师傅,等等,我要去看看我妈。于是他清了单,又带他到大竹林的江与城小区。下车时,客人问多少钱,他说,您看着给吧,给个三十就行。客人不懂什么是支付寶,拿出一百块钱,但他身上没零钱。他有点无奈,就说算了,这找不开,我也不要了。那个人也犟,说,我又不是骗子,不要不行。两人将了一会儿,那人说,要不这样,你也不用找了,但我有个条件——只要你说一句,祝我妈妈健康长寿。

“你说了吗?”小渔问。

“说了啊。”他认真地说,“要是别的什么条件,或者别的什么话,我也不干啊,大不了这钱咱不要了。但是,祝他妈妈快乐长寿,这我乐意啊。我不知道他妈是谁,就祝愿天下所有母亲都健康就行了吧。”

小渔笑得前俯后仰的。

他也跟着笑,笑声是会传染的,而且笑是有疗愈效果的。

跟上次一样,这次她也要求他载她回去。他没什么犹豫就答应了。

回程时,他问,你让我来接,这没问题,但为什么非要我等着,一块儿回程呢?打车也很方便呀。

她就说,我想有个人在等着我。

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不一样啊,因为我知道你在等我啊。

他瞟了一眼这个女孩说,你还古怪呢。

实际上,他心底是非常满足的。

一星期后,上午李大同送母亲到医院,在停车场取车时,班长突然从车后转了出来。他勾着车钥匙的手僵在胸前,场面有点凝重。

那次,从肿瘤医院出来后班长就与他失去了联系——他能够理解。他不是一个小孩儿了。

班长说,找个地方坐坐?

好嘛。他说。

他们在街对面的尘缘咖啡屋找了个靠窗的位置,一年前,跟班长重逢时他们就是坐在这里。

那天,李大同顺路到渝北中医院去接母亲回家。他不想等电梯,径直走楼梯,埋头往上攀爬时,班长正好下楼。两个人猝不及防地撞见了。她轻唤道,“大同?”抬起头——没花多少时间——他就认出了她。虽然缺失了印象里那副无框眼镜,但脸颊上那对酒窝、那玲珑娇小的身躯,如同海浪一般蓦然就将她从记忆之海里推搡了出来。

当天中午,她和他在尘缘咖啡屋吃了顿便餐。不到三十分钟,但聊的话题很丰富。毕竟快十五年没见了。

班长是七年前来这间医院的,在宣传科。主要原因嘛,孩子在渝北读书,就在渝北置业了,来这儿上班,图个方便。班长那个小区他知道,龙湖的,高端洋房。他觉得这工作也挺符合她,她是那种热心人,高中那会儿就这样,不然怎么连续当三年班长呢。

他也介绍了母亲的情况,尿毒症——已经四年多了。

“可是,”她不解,“你不是一直住在市中区吗?”

李大同如实相告,母亲患病一年后,他离了婚,搬到母亲住了几十年的分配房。母亲每周要透析三次——老房子附近不通公交,就诊十分不便。后来他将旧房卖掉,用那笔钱在渝北按揭了一套二手的小两室,五十多平。一个是北部空气比城区好,有益于养病;另一方面,小区离中医院近,出门就是公交,才一站路。母亲独自也能往返,省事。

“听说你在公交公司?”班长问。

“没了,工资太低。”

“现在呢?”

“除了开车我也不知道能干啥,”他掏出车钥匙,套在大拇指上,“还是开车——网约车,去年贷款买的,挂靠在公司名下。收入要强一些,也方便照顾老妈。”

“那个女人——”提起他的前妻,她有些愤愤不平,“也太狠了。”

“不怪她。”

“你就是太心好。”

“事实就是嘛。”他实话实说,“换作我是她,我也待不下去。”

“没事儿,”她似乎是想刻意安慰他,“现在不挺好嘛,就当换了一种新生活。”

“我就是这样想的。”

确实,那时他是这样想的,新的环境,新的家,新的方向盘——一个新开始。

服务员将餐盘放下转身离开后,班长从挎包里掏出一张储蓄卡,轻轻地推到他的面前。

“什么意思?”他问。

“钱不多,”班长说,“这几天我想了又想,你必须要做手术。”

“我不能要。”

几天不见,班长明显憔悴了许多——他觉得自己让她操心了。他有点自责。如果那天,没让她带自己去检查,也许她心里就没这么多包袱了。有个事情他印象很深,一天他听到交通广播里有位听众诉说,他陪着一个朋友去爬山,吭哧吭哧爬到山顶,那个朋友冷不丁跳崖了。四五年了,他始终走不出来——他一直问,到底为什么朋友要拉上他一块儿去爬山?究竟自己做错了什么事,非得让他目睹这个悲剧?班长大概也是这样吧。

“你不能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班长说,“钱可以想办法慢慢凑,但病不能拖。”

“钱是个问题,但问题真的不在这儿。”他说。

大前天,他拉了一个北京来的客人,那个人很健谈,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说到了自己的事。

他是个艺术家,搞油画的,2001年在通州宋庄建了个工作室,也不愿结婚,与一个比自己小十五岁的女孩在那儿同居着。有一天,他感觉下腹坠痛,心想是不是性事频繁的缘故。他去了医院,结果脸都吓白了,前列腺癌,中期。到了预约手术那天,他突然就非常恐慌,对即将挨刀子这个事害怕得不行。不知怎么想的,他仓皇地逃了,回家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离开北京到了大理。之前他在网上查,查了大量的土方子和案例,归结出来几个关键点:空气,食物,水,以及恰当的保健手段。他想自己来试试。他借住在深山的农户家里,喝天然的矿泉水,告别油荤,改吃当地的杂粮,每天在石粝道上裸足行走两小时,坚持爬行、做经络按摩。三个月后他再去复查,癌细胞还在,但并未扩散。他在山上长久住了下来,“你知道怎么着?”那人伸出两个巴掌,“十年了,它还在,但我也在。”

“瞎说吧,”班长被他的奇谈怪论吓了一跳,“别人随便摆个龙门你就信啊?”她说,“我在医院这些年,从来没听说谁自己把自己给治好了的。”

“不是治不治好,”他更正道,“我觉得他有一点说得很对。癌是不可能治愈的,但可以试着与它共处。再说,与其倾尽所有,没有尊严地苟延残喘,还不如保持快乐的心情,利用现有的时间,赶紧把要办的事情都处理清楚了。——你记得老苏吗?”

班長点点头。老苏是他们隔壁班的同学,去年过世了。前年检查发现肠癌,立刻做了切除手术,都以为这下没问题了,但半年后,癌细胞卷土重来,这次是转到肝上。

“我老是想,要是不做那个手术,要是老苏没去做那个检查,兴许他还活蹦乱跳的。”

李大同把银行卡捡起来,放入她的挎包。

“你啊你,”班长摇着头,叹道,“就没见过你这么古怪的。”

古怪?未必。但那种因为彻底丧失而得到的平静——确实是真的。尤其是,当小渔坐进副驾驶室的时候,他甚至还会有一丝愉悦。说不清那种感觉从何而来。

现在,他和小渔俨然形成了一种默契的伙伴关系。一般,她先要在微信上提前告知时间,他总会按时到来——在湖滨公园的那个入口。然后,他再负责将她送回原处。

对他来说,她犹如一种节日。跟她在一起很轻松。而她也很善谈。尽管表面上她是那么冷漠的一个女孩。但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就有那种调动情绪的能力。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说不清白的。

这天,他载着小渔到江北,快到新牌坊转盘前,车流突然停顿下来。

她掏出手机翻看高德地图,上面有长长一截红线,“前面堵死了。”

这不是高峰期,只能是车祸。他攥着方向盘,伸出头,但不可能看到什么。

“哎,你说,”他突然有点焦虑,“一千年以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她望了望前方,“应该不堵车了。”

“为什么?车总是越来越多啊!”

“因为油太贵,比车贵多了。”她说,“两百年后,地球上可能已经没有石油和煤炭了。”

“从哪儿知道的?”他觉得有点儿惊奇。

“看书啊。”

“我不看,”他惭愧地说,“老实说,我身边也没哪个人看书。”

“倒也是,”她说,“一千年后,纸书也应该是奢侈品了。”

“你知道得真多!”他竖起大拇指。

“其实你是想说,我很分裂。”

“没有没有。”他问道,“平常你都在家看书?”

“也喜欢看电影、追剧。”她说。

“全都是自己耍,太沉闷了。就没有一点生动的、有趣的,符合你们年轻人的爱好?”

“有趣的?”她想了想,“还真有一个——宝圣湖那儿有一座下沉式的广场,每周五傍晚,都有很多聋哑人在那儿聚集,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来,在那儿扎堆,我喜欢坐在他们当中,听他们说话。”

“听哑巴说话?你懂哑语还是会打手势?”

“都不会,”她说,“但我有时也能听懂一些。聋哑人的集会你见过没?”

他茫然摇头。

“单独的一个聋哑人,跟一群聋哑人,那是不一样的。”

那能有什么不一样?他想。

“如果你远远地看,会以为他们似乎在争吵什么事情,说话声很大、很激烈,要是你走到跟前,他们只有动作,但没声音,一点点、一点点声音都没有。远处你看到会觉得那是很剧烈的什么事,其实他们也许就是在‘说一些很家常的话,比如你儿子怎么怎么了,你妈妈的腿好点没有啊。就是这些……”

他听呆了,一时反应不过来,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说些什么。

“我确实不懂这个乐趣在哪儿。”

“很有意思啊。”她笑了笑,“你呢,又喜欢干点啥?”

“我啊,”他说,“我是个无趣的人。”

“说嘛。”她催促道。

李大同还是说了。

他不喝酒,不抽烟,偶尔打打麻将——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也许如此,没什么朋友同他往来。很长一段时间,陪伴他的是一些废弃的汽车配件、残片和牌照。每当听到哪儿哪儿要淘汰旧车,他就找过去,用螺丝刀撬一部分带回来,编号陈列在工具室(在阳台上自己搭建的一个小空间)。除此还有一部分车模——大多是他自己动手仿制的。比如世界上第一辆宾利,第一辆宝马,第一辆奔驰,都是自己制作的,虽然做工很粗——那是他准备送给未来的儿子的,但妻子一直未孕,说不清是谁的问题。他最心爱的一件模型,光制作就花了两个多月,把崭新的冷轧钢板剪裁、焊接、上色、做旧、吹干,终于完成了一件三型铰接式无轨电车,那是七八十年代重庆很有名的2路电车。——但他没告诉小渔,这“莫名其妙的爱好”一直被妻子抵制和憎恶。

“我觉得挺有意思。”小渔说。

“真的吗?”他就像得到一种奖励一样。

“真的。”她说,“难怪我第一次坐你的车就感觉不一样。”

他来不及分辨她的语意,前面,车辆开始耸动起来,喇叭声在后面此起彼伏。这段路上,人人都已经等得太久,等得不耐烦了。

十多天眨眼就消逝了。身体状况虽然暂时尚未发生什么特别的变化,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精力有点不如以前了,有时会有强烈的疲惫感,气力虚弱了不少。他知道,它在体内,它在活动,就像一只耗子,在他的客厅、在他的厨房、在他的卧室里肆意地游走,偷盗属于他的某些东西。

又是礼拜一,李大同清晨去了肿瘤医院复诊取药,复查结果暂时还拿不到,但新情况又发生了。杨教授拿着他的影像报告,指着上面的一个模糊的黑块说,这儿,胆管堵塞了,要尽快手术。

他犹豫了一秒,说我考虑一下。

杨教授有点恼火,说,这还有什么考虑的,不做支架引流——你考虑的时间都没了。随后他在桌上翻了翻日历,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信息,“就定在本周吧,礼拜六!”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他内心的节奏。

出了医院,他在车内坐了一会儿,不想动,也没心思干活儿,径直回了家,给母亲做饭。可是,他手忙脚乱弄的几个菜算是白费了,做了三个半小时透析的母亲毫无食欲,扒了几口就挪到沙发上恹恹地靠着。活着,她还得承受更多,但她自己其实并不太清楚。

他有点委屈,还很疲累,但先得收拾狼藉的饭桌——把剩菜套上保鲜袋放进冰箱,碗碟收入水槽清洗后放回消毒柜。回转来扯起垫在餐桌上的报纸,卷成一团,塞进茶几边的垃圾桶。然后回到卧室,准备眯一会儿。摊在床铺上,从裤兜里摸出手机,发现有条未读微信,是半小时前——那时他应该在厨房炒最后一个菜——小渔发的:“能来接我吗?两点半。老地方。”

看了看时间,一点四十七。他回复:“收到!”

她很快回了一个OK的表情。

他闭上眼眯了一小会儿——就在觉得将要睡着时——不知哪根弦拨了一下,瞬间就警醒了。挣扎着从舒适的瘫软里爬出来,将手机重新揣回裤兜。客厅里,母亲双手搭在沙发靠上,眼睑低垂,电视上在重播一部《生活麻辣烫》,这部剧她至少看过两遍以上。他轻手轻脚提起茶几旁的垃圾袋,开门时,母亲突然浑噩地开腔,“要出工啊?”他收脚“嗯”了一声。她又说,“记得跟你爸爸早点回家哦!”他抓着把手呆了一秒,拉上门走了。

“刚刚,我妈说让我跟爸爸早点回家!”拐入宝圣大道时,李大同告诉小渔。

她坐在副驾上,不解地看着他。

李大同苦笑,“我爸早就死了,我六岁那年。”

“哦。”小渔没笑。

“我就是觉得有点怪,她跟我继父生活得更久,感情也还行,但她偏偏老是想起我爸。”他摸了摸后脑勺,“我继父也过世了,前年的事。”

“这是老年痴呆的症状。往往是越远的事情,就越是记得清楚。”她深吸了一口气说,“可能,她得病也跟你继父去世有些关系。”

“你怎么晓得的?”李大同有点意外。

“我爸也得过这病,阿尔……”她思索了半秒,“阿尔兹海默症。”

“大前年,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家到郊区走亲戚,中午吃完饭,我们留下来打牌,爸爸坐不住,说要先走。”小渔表情严肃起来,“结果,晚上我们回家,发现他没在。”

“你爸?”他忍不住狐疑地瞟了她一眼,问道,“多大年纪?”

“得病那阵,他五十四岁。”

“啊,太年轻了!”

“这就是命运,不是你选择了它,是它选择了你。”她继续回忆道,“我亲戚家门口就是公交站,坐七站就到我们那条街,就是这么没有道理,他就把自己走丢了。我们找了一整个通宵,沿着那条公交线,上上下下,每个站点周围,都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

“后来呢?”

“第二天,我们又找了一整天,一直到天黑,还是没找见人。”小渔仿佛陷入回忆当中,突然轻轻笑了起来,“又过了一天,下午,我们从外面回家,筋疲力尽,在门口瘫着,就在大家彻底绝望的时候,突然看到我爸爸——从街的一头走过来。啊呀!”

李大同被那种描述感染了,似乎看到了那幕场景——她的干枯的父亲,拖着疲乏的几乎丧失了血肉的皮囊,踽踽于路的尽头。

“我妈也是。”他说。

“唔?”

“没那么久,”他解释道,“她丢了三个多小时。”

“去医院看了吗?”她问。

“开了药,但我觉得没多大用。最近一段时间,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李大同忧虑地说,“喏,昨天晚上看过的电视,今天她就不记得了。”

“我脑中的橡皮擦……”她说。

“什么?”

“一部韩国电影,说的就是这种患者。”她解释道,“只要得了这种病,就像脑海里有一个橡皮擦,慢慢地擦掉全部的记忆,遗忘朋友,遗忘亲人,最后,连自己也会遗忘……”

他想,如果人的记忆被挖空,那还算是活着吗?

“有一种手环,”小渔从手袋里掏出一个黑色化妆盒,对着后视镜补着眼妆,“专门给老年痴呆患者用的,可以定位,也可以通话。这样就走不丢了。”

“嗯,哪天我也去买一个。”

其实,李大同想问的是她爸爸后来怎么样了,但他终于没问。

她把化妆盒啪地关上,放入手袋,看着对面的君威大酒店,“就在这儿靠边吧,我过马路得了。免得你还绕一圈。”

他在道路凹形处缓缓停下,下车后,她又拉开车门,“一个半小时后你再回来。”

他点点头。

小渔离开后,他将车拐进一旁的龙脊路。

他记得龙山养老院就在那块街面上,对面是龙脊广场。有一次载客时他偶然看到了招牌。

他进来时,大堂里坐满了人。有的茫然盯着电视,有的在下棋,还有一些人挪着步子。但不能说是老年人,不能这么说。有好多人,虽然年老,但劲头很足,比自己这些所谓的年轻人更足。只能说,这是另一种老年,或老年人的一种族群——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将他们刻画成了这副模样,迟钝、呆滞、缓慢。

前臺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精干妇女,一只手拿着座机话筒,另一只手用签字笔匆匆记录着什么。他扒在桌台上——等这通漫长的电话结束后——向她咨询入院事宜。他还未来得及询问费用,就被无礼地打断了,“你预约了吗?”“没有。”李大同说,“还需要预约?”“那当然,不预约我们是不接待的。”一种不屑从她脸上泄露出来,“预约的话,”她翻了翻一个蓬松的账簿,“现在也排到了393号。”“什么意思?”“就是说,还有393个客户在前面排着队呢!”

“你就说——我们这儿没位置了,或者不接待了,不就行了?”他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又遇到这么一个怪相。

“咋子呢?”女人不再憋腔憋调说椒盐普通话,语声锋利起来,“我说错了唛?我哪句说得不正确唛?”

“你什么态度?”他拿手指敲着台面。

“那你说啥子态度?”女人的面目更显刻薄。“我应该是啥态度?未必你听不懂重庆话?”

李大同不想跟她吵闹——再说跟女人是吵不赢的——闭上嘴准备离开。一个人扒开围观人群,从后面钻出来,大声叫道,“怎么了?”女人一看来者,马上又换了一种表情,“程总,你来了?”

李大同回头,两个人都愣了。

“大同啊!”

“程小兵?”

“散了散了,”程小兵挥手,“该干吗干吗去。”

人群轰然就散了。程小兵拉他到自己办公室,他推说还有事——明明是真有事却被他演绎得像是假的那样。

程小兵送他回到街面上,握着他的手,“大同,如果确定要把母亲送到养老院,我来想办法。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总会有办法的……”

李大同心里抖索了一下,道了声谢,慌忙钻进车里,踩着油门跑了。直到回到接小渔的地方,他才松了一口气,把靠背放下来,疲软地靠在座椅上。

从清早到现在,他始终处在那种难以名状的紧张之中。窗外,不知道是不是阳光的原因,路边的人影和街景有点恍惚。忽然,一个穿着青花瓷短旗袍的背影从车旁经过,一种久违的感觉霎时回到他的脑子。他跳下车,紧紧跟了上去——但在丁字路口,却全然不見踪影。就在这一刻,身边的建筑突然都矮了下来,他发现自己也变小了——身处人声鼎沸的石灰市菜市场,那身影再次出现了,站在一个摊位前挑选藤菜,在她腋下,挎着一个塑料菜篮,里面放着一堆肋排,那是他最爱吃的。他隔着熙闹的人群叫道:妈妈!但她充耳不闻。他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不答应。从人群里挤出来,冲着对面跑去,可摊位上空空如也。他惶然地问那个菜贩,我妈呢?菜贩笑了,露出牙缝里的菜叶,我就是呀!他惊惧地看着那个妇女,不,你不是。他慌乱地跑出菜市,看到妈妈蹲在对面看着他。他扑过去,妈妈笑着,突然把脸皮一点点揭开,一个满是皱纹的恶婆对着他狞笑。他吓得魂不附体,大叫:妈,救我!妈……

这时,他醒了——车窗玻璃在手指叩击下发出“笃笃”的声响。

“你怎么了?”上车后小渔问道。

“唔,眯了一会儿。”他嘟哝着,身体的许多部位还未完全苏醒。

“我是说,你怎么哭了?”

他摸了摸眼角,因为被冷气吹干的缘故,那里沙沙的,挤满了盐津。

“做了个梦。”他含糊地应答道,使劲揉了揉脸颊。

“有点惨白,”小渔扣好了安全带,看着他说,“你的脸。”

“没事,就是累了。”

“走吧。”她闭目靠在副驾上。

一直都是这样,每次她刚回到车上,都是这样一种了无生趣的形象。

在内环高速,快要下道前,手机响了。他犹豫地看着闪烁的屏显,小渔被惊醒,说接啊。

他按了接听键,将手机换到左手,放在耳边。

“你在哪儿?”班长问道。

“在——家里。”他张望了一眼,黄昏已经完整地覆盖了道旁的草坪,那些低矮的灌木在暮色里飞驰。

“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班长有点咬牙切齿的,“你不要命了,还在跑车?”

他问:“程小兵给你打电话了?”

她说:“我在你家。”

他问:“程小兵说,我们都听说了。怎么是‘我们?”

她说:“赶紧回来,什么都不用买。”

他挂了电话,做了一个抛手机的动作。

小渔好笑地看着他——现在她又恢复了那种有生命的神采——“老婆?”

“不是,”他说,“女同学。”

“嗬,有故事。”她马上振作起来。

“读高中时,我给她写了三年的情书。”

“写了三年?”她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对。”他熟稔地摇动方向盘,只有在车上他觉得自己是生动的,像鱼儿那样自如、轻灵。那些笨重的钢铁犹如变成了他的器官。“但我没给她,一封都没有。”

“为什么不交给她呢?”

“我也不晓得。”

“她很漂亮吧?”女孩对这样的故事总是比较感兴趣。

“算吧。”他用余光扫了一下小渔。当然,说到底,班长的美只是一种遥远的自己记忆深处的印象,无法与身边的这位女孩相比——在一本杂志上他曾读到过一个词,“美艳不可方物”。他始终不能理解这到底是啥意思,但他觉得,小渔就是这样的。

“那她知道吗?”她问道,“那些信?”

“知道啊,全校都晓得了。”他笑,“一个男同学,恶作剧,把那包——一百一十封信从我桌子里翻出来,贴到了校门口的黑板栏上。”

“那你肯定出大名了。”她也笑。

“是啊。”他感慨着,一些回忆渐渐涌了回来,“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嘛,给她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她爸妈都知道了,还到学校找老师闹了一场。”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我退了学,就没再见过她。”

“可惜了。”

也不知道她是在惋惜什么。

“其实,”他停顿了几秒,说道,“一年半前,我们又遇见了。”

“挺好啊,再续前缘呗。”

“嗐!哪有什么缘不缘的,她孩子都老大了。”

他将脚尖轻轻点在刹车上。

进门时,李大同看到菜已经摆上了餐桌:清炒莴笋叶、番茄鸡蛋浓汤、青椒耳丝。

连母亲的脸上都带着一丝喜气,家里好久没来过客人了。

班长拿着锅铲从厨房里出来,盯着他手里提的那盒紫燕百味鸡,“说了不要买,”她说,“还有一锅红烧纤排,马上就好。”

他将盒子解开,解释说,“给我妈买的。”

母亲嗜好吃鸡,喜食甜食——可她牙齿脱落得厉害。这种卤鸡是仔鸡制作的,肉质比较松软,带着微甜,合她胃口。偶尔遇见,他会给她带回半只。

三人坐在餐桌边,母亲很快就吃完了——这两年她的食欲下降得厉害,每次吃饭要哄着才多吃那么一点点,今晚算是不错的了——扔下他们,出门到坝子上看广场舞。

“你妈,单独出去会不会有问题?”班长知道母亲走丢过一次。

“没事,”他说,“我在她每个口袋里都留了纸条,也不会走远,她就喜欢那个闹热。”

“老年人都这样,怕静。”班长突然笑起来,“对了,你妈开门时把我认成了你前老婆——”她学着母亲的腔调,“哟,艳芳,你出差回来啦?”

“我跟她说,艳芳出差了。”

“你们离婚这么大事——她都不记得了?”班长怔然。

“老实说,我怀疑只是她心里不愿承认这个现实而已。”他夹了块排骨,一口包在嘴里,咕哝说,“你做的菜真好吃。”

“是你的要求低,我哪里会做菜。”

虽然这么说,但班长看起来还是很满足。

两个人突然不知该说什么了。

沉默少顷,班长低声说,“听教授说,你又有新的情况了。”

“是啊,胆管堵塞。”他想,这就是班長,什么讯息在她那儿都不会过夜的。

“这种情况,”班长担忧地说,“要尽快做支架引流啊。”

“我已经跟教授定了手术时间,周六。”他放下筷子,“所以,我要赶紧把一些事情处理完,房子什么都好说,主要是车,有点麻烦。”

“哎,你就莫想那么多,这些杂事交给我们来处理。”班长又问,“真要把你妈送到养老院?”

“只有这个办法。”他说。

“也好。”她突然说,“有个事,我没告诉你。”

他静静地听着。

“前几天,我建了一个同学群,大家都很热心,我们在商量,看看怎样能够帮到你。”她顿了顿,“我知道你自尊心强,你也不会跟同学张口,所以自作主张了。”

他暗忖,所以,不光是程小兵——全部同学都知道了。

“我晓得你要怪我。”班长低声道。

“哪有……”他口是心非,“反正迟早都要晓得的。”

饭后,他送班长出来,绕过人声鼎沸的社区广场,在健身器械那边的台阶上停住了。他扫视了一眼,在影影绰绰的人群里找到了母亲——在一群广场舞大妈的后面,手脚并用,看起来迟滞、僵硬而又滑稽。

“啊呀,”班长慨叹着,“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妈妈一头长发,可漂亮呢。”

他有点黯然。搬到新家不久,母亲就有点丢三落四了。他没以为然,人老了嘛,忘性大是正常的,再说换了新环境。可是有天,母亲把自己都弄丢了。那次,母亲像往常那样自个儿去渝北中医院透析,他拖了一个客人到火车北站,回去稍晚,快一点了。发现她没在屋里,厨房里清早剩的稀饭还留在灶台上,老人机扔在沙发上。寻到医院,说十一点结束后她就离开了。回到家,打了几个电话,没人知道她在哪儿,门卫也没见过她。一个小时后,他坐不住了,沿着小区至医院这条路线梭巡,一无所获。后来,他在医院背后的一个儿童游乐场——也不知她是怎么走到了这里——找到了她,呆滞又茫然地坐在石凳上。看到儿子,她就哭了,像犯错的小孩那样,既委屈,又羞耻地哭了起来,说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现在更糟了,她犯迷糊不是偶尔的事了。

可当年,母亲也是聪明能干的,解放碑百货商场一枝花呢。照相簿里,年轻的母亲虽然穿着简朴的连衣裙,仍然风姿绰约。可他没承继到什么优点——母亲是大眼睛瓜子脸,他却长了一张团脸,狭长的单眼,像父亲多一点。听母亲讲,父亲是开电车的,那时电车可是不得了的,那是一种荣誉,在社会上也很受尊重的。父亲开的2路电车,起点就在解放碑,每次经过大同路,母亲就站在商场外远远冲他招手。所以,这才有了后来的“李大同”。哪里想得到呢,时间随便翻了翻篇,原来还挺骄傲的司机、售货员,就成了最卑微的底层职业了。就像母亲,她不是一点点变老的。而是顷刻之间,她的一个闸门盖被偷走了,她的记忆迅速流失,这使她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邋遢、消瘦。很快,她就会忘记自己拥有的一切。

“你妈做菜也好吃。”班长突然说道,“有一回,我来你家,你妈做的是糖醋排骨——嗯,好吃啊!”

“你还记得?”李大同莫名觉得温暖起来。

“说明我也老了。”班长说。

“瞎说,”他白了她一眼,“你还这么年轻。”

接着又补充道,“你现在比年轻那会儿更有味道。”

班长捂嘴笑,“那你是真瞎。”

随后她有点低沉,“年轻时,我……”

“这几天,”李大同赶紧打断,“我想通了一件事。”

班长侧耳挨过来,他说:“就是啊,命运这个东西,基本上不是一种选择。”

这时,短暂沉寂的音乐突然响起,昏暗的广场轰然被炸开了一道口子。

班长走后,他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儿资料,就觉得撑不住了。半夜,他被一阵窸窣的动静弄醒——拉开卧室门,客厅没有开灯,电视屏幕闪烁着,但没有声音——他一下就懂了,母亲想要那点嘈杂,但又怕吵到他睡觉。只是,客厅没人,他探过去,看到母亲手里拿着什么,在厨房里转来转去。他将走廊灯打开,“妈,大半夜的你在找什么?”她迟钝地说,“我要找我的温度计。”他说,“温度计不就在你手上嘛。”

他把母亲搀到沙发上,给她把声响调出来,告诉她,他不怕吵。母亲笑,“是哟,读书那阵,天天早上扯都扯不起来,雷都打不醒。”

说笑一阵后,他试探道,“妈,我带你去一家养老院看看吧。”

“养老院?为啥子去那里?”

“因为比在家里好玩呀!”接下来,他给母亲讲,到了养老院,又管吃又管穿,洗衣做饭都不用自个儿;养老院要么在郊区,要么在山上,风景好,空气好;重要的是,有很多玩伴,耍事多。每天下棋啊,打乒乓啊,还有很多节目……

母亲明显被他的描述吸引了,但又突然警醒起来,“我去了,你一个人咋办?”

李大同搔了搔头,来了一句,“妈,艳芳很快就出差回来了,咱家住不下呀。”

“要是这样,”母亲故作委屈,“我给你们腾出来就是啦。”

他伸臂揽住母亲,心想,这就是妈呀!哪怕她什么都忘干净了,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她仍会记得自己的儿子是谁。

礼拜四,与平常无异的一天,忙碌的一天。小渔早早就给他发了微信,问他下午两点多能够来不。

收到信息时他正在公司,商议整车转让的一些具体事宜。总是这样,解决问题比问题本身要漫长得多。他本应该留在公司继续纠缠,但他放弃了——开着车去接小渔。

这天不算顺利,到处都堵。

经过内环出口时,他们同时看到道路上的玻璃碎片,在阳光下强烈地反光,追尾的三辆车被摆到了应急道上。

“我吧……”不知怎的,他有些忧伤,“跑了十年公交,就一条线。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很熟悉那条线路了?”

他兀自往下讲道,“要说熟悉,那肯定熟。我们跑线的司机都熟,就像肉烂在锅里,在心里烂化了。可是呢,哪个司机又不出点事,扯点拐?还不是要擦剐、追尾,甚至还有车祸,都是可能的。这说明啥呢?”

小渔侧身看着他。

他说,“就是说,再熟的事物都是表面的,但事物总是运动的。”

她眯着眼,认真地扫视了他一眼,“你今天是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有点小感慨。”

“不可能。”女人对情绪的变化多少要敏感一点,而她又是格外敏感的那种人。

“就是有点舍不得,”他摩挲着方向盘,说道,“这个东西。”

“怎么,不准备开车了?”

“迟早的吧,我准备把车卖了。”

“不挣钱?”

“那倒不是。”他解释说,“胆管堵塞,不动手术不行了,车不能闲着,一天是一天的钱,耽搁不起。”

“哦……”小渔的神情顷刻就沮丧起来。

他觉察到了,告诉她,已经为她物色了一个新的司机,非常可靠。但她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失望。

说话间,车从路边高耸的丽人医院的广告牌下滑过,接着,在十字路口右拐,匀速行驶三分钟后,他将车平稳地靠到金岛花园的门口。

小渔抓起挎包,略带一丝犹豫,“今天,要久一点。要不……”

“没事,”他说,“我等你。”

“好,出来前我给你发微信。”

说完,她就往小区入口走去,很快就消失在建筑的背后。

小渔离开不久,李大同随手打开了约车软件,几分钟后抢到了一单——松树桥到照母山。距离合适,线路也好,不易堵车,不耽搁事情——她出来之前,他早就应该回到这里了。他很满意。

那是电子校背后的一片老小区,从窄小的巷口穿进去,里面犹如一张蜿蜒的蜘蛛网,他必须格外小心,才能避开那些怒气冲冲的行人。他握着手机,一边通话一边缓行,行至那个锈蚀的赭色消防通道门处,一个瘦削的男人从一旁的黄桷树后走出来,抱着一个女孩,闪身进到车内。

他緩慢地开出巷子,回到新牌坊大道上。一只手扭动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抓起墨镜架在鼻梁上,透着后视镜观察——女孩儿头部横枕在他的大腿上,凉鞋无力地搭着车门。那个中年男人将一个方形包裹从脖子上解下来,搁在一边,从裤兜里摸出两张餐巾纸,擦拭着脸颊上的汗水。他伸手将冷气调得更足一些。他胸口,格子衬衣已湿透了。

他问道,“大哥,娃儿怎么了?”

“生病了,从昨晚开始,烧到现在。”男人将纸巾伸进胸口,“好不容易刚刚睡着了。”

“哦。”他确认道,“您到照母山?”

“是。”

“您具体到哪儿?”他尽力平和地解释,“照母山太大了,那里是新区,刚开发,我也没怎么跑过。”

“那个,你只管走,就到植物园背后……”男人突然就不说了,脸部神经质地抖了一下。

“植物园我知道,”他瞟了一眼镜子里的男人,提示道,“那片都是工地哦。”

男人没搭腔。

他继续问道,“您看,我们走哪条路?我看导航上金开大道有点堵。”

“哎,随便了。你往那边开就是!到了我会说。”男人不耐烦地甩了甩头发。

“嗯呐!”他说,“您前方有一个百宝箱,里面有风油精、藿香正气水、湿巾,如果有需要请用,我就不打搅了。”

看到男子闭上眼靠在车座上,李大同轻巧地扭了扭盘子,从高速路口一侧下道,急速驶出。

四五分钟后,男人张眼望了望车外,霍然叫道,“你,你怎么又转回来了?”

“前面堵死了。”他说。

“放屁!赶紧给老子掉头!”男人观察一秒后,惊慌地举起手上的包裹,“这里面全是火药——信不信我炸死你!”

“炸吧。”他说,“前几天我还做了这样的梦——我很幸运,开车被一个劫匪炸死了。”

“你他妈是有病吧?”男人嘶吼道。

“你怎么知道的?我多想被炸死啊!我买的意外险就能派上用场了。”

男人从背后抽出一把水果刀,抵着他的后颈:

“快!掉头!”

“来呀,捅下去。”

“你个龟儿,真不怕死?”

“怕啊,怎么不怕!”他暗暗在油门上加了一点力,一头撞进新牌坊派出所的院内,接着是尖锐刺耳的刹车声。

“你还有一秒钟的机会,能不能成全我?”李大同回头看着瑟瑟发抖的男人——刹车时,脖子被刀刃蹭伤了,渗出的血在T恤领口上渐渐扩张——几乎是竭尽全力地吼道:“能不能啊?!”

李大同从派出所出来是接近两小时之后了。他赶紧驾车回到金岛花园门口,停在空坝子上候着——小渔一直没有来信。

他在车内靠着,脑子有点恍惚,身体也是,一种血往上走的虚浮之感。窗外亦是一片昏黄,远处已有些霓虹开始闪烁。牛油的香味随着排风扇的鼓动,渐次弥散在空气中。沿街的一家火锅馆门口,已经有等位的客人无聊地坐在塑料凳上,嗑着瓜子儿。

他看看手机,快六点了。怎么还不出来?他暗忖道,或者是她出来没发现自己,便直接打车走了?应该不会。小渔很有时间观念,说好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如果时间延长,她也会给他微信留言,或提前告知,当然这种情况不多。但今天这种状况他几乎没有遇到过。呃,等等,她下车前说过,今天要久一点。或者,她还没出来吧。

他觉得不能光等着——找到小渔的电话,想要拨过去,但又觉得不妥。他在微信上留言:“我在等你。”

又等了小一会儿,他试着拨了小渔电话,关机了。未必她早就走了?又或者,她不回复应该是有什么别的事情,没看到或者不方便。

这天,直到临睡前,小渔仍然没有回复微信——当然,她凭什么要记得这个事。兴许她没看到他,就直接打车走了。虽然这种事情之前从未发生过,但凡事总有第一次吧。再说,他提醒过了——虽然他没透露这个时间是礼拜六之前——以后他不可能继续为她服务了。他为她物色了新司机——如果她愿意,只是她还没答复,或者没空答复。

想着想着他就睡着了。

翌日早晨,李大同上了一趟歌乐山。他在网上查询过,主城里,歌乐山的养老院最为密集,有个老年杂志还做了一个歌乐山养老的专题。他按图索骥,挨家问询。先查看了山上一家高端性质的养老院,环境是真好,原来的空军招待所改建的,住宿条件接近星级宾馆,食堂和健身场地都很宽敞。费用自然也高,这种地方肯定不是李大同的选项,但必须要了解,包括很多容易疏漏的细节,以便作为一种参照。随后他接连打探了好几处,也看中了其中一家,农村小院,硬件不能算好,但干净卫生;护理人员不多,但比较精干专业。这里除了日常娱乐,还有农作的消遣——对母亲的病情是有益的。最关键是,附近的社区医院作为重庆医科大学的技术指导试点单位,可以就近进行透析。下山前,他找经理要了一张名片。

行至杨公桥转盘时,班长来电了。

“这么大事都不告诉我?”听起来她有点生气。

“出什么大事了?”他有点心虚,“杨教授又给你说什么了?”

“杨教授那儿倒是真有新的消息,但不是这个事!”

“那还能是什么?”他摸头不知脑。

“别装了,你先过来。”她说,“龙山路美食街,乡村老灶房。”

“我装什么?”

但她已经挂了。

对班长,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边在心里是依赖她的,但一边他又是暗暗抗拒她的。这感觉很奇怪。

重逢之后,母亲就诊的各种事项几乎被班长包办了,简言之,她作为了李大同的一个替身。因为她的帮助,很多烦琐都变得简单直接了,比如门诊、拿药、报销——这些曾让他头痛的麻烦突然就消失了。与此同时,他们也渐渐朝彼此走得更近了一些,比如午间小小的聚会,或者一块儿去看一场电影。不过,她做得最多的还是馈赠,有时是一袋香米,有时是月饼票或者粽子,甚至包括清凉油什么的。那些单位福利似乎統统是为他发放的。基于这些提示,他对她的亲密仍有一点距离感,或说尊重大于亲近。

他很少打听她的私事。唯一公开的是手机屏保,是她女儿的近照,青春靓丽,比她高中时更为明亮。

一度,他们走得很近,前所未有的近,直到两个月前,这种关系又被一种距离隔开。

那次,她联系了几个同学去走马岭桃花节,临到出发,只有他们两个人——或许根本就没有其他人。因为路线、农家乐、联络都是她一个人设定完成的。

他们去了走马,在古镇驿道和桃花林里给她照了许多照片。黄昏时,他们来到预订的农家乐,她喝了不少酒,而他仅仅喝了一瓶啤酒——当晚,她很兴奋,说要看星星。他陪她坐在庭院里,后来又被她拉到溪水旁,并排躺着望着星空。——老实说,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甜蜜而感动的时刻。在草地上,他们很自然地朝彼此挪动,先是她握住他的手,随后他拥抱她,接着是亲吻。那瞬间他大脑意识几乎丧失了,一片空白。

回到农家乐,他们都像气泡一样轻飘飘的、晕乎乎的。上到二楼,她径直将他拉进自己那间。可是当她在卫生间洗浴时,她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显出两个字——“老公”。就像被什么撞了一下胸口,他霎时清醒了,他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夜半时分,他突然就醒了,但梦还历历在目——不知是谁给他一个晶莹剔透的冰球,让他带回家去,他欢天喜地地带走了。走一路,冰球就小一号,越来越小,原本像健身球那么大的冰球,倏而就变成了乒乓球大小。离家还早呢,冰球就只剩烈日下的一块小小的水迹。

第二天, 他载她回程时,她仍然说说笑笑,似乎根本不记得昨晚的事;抑或,昨晚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事。幸好没有。

半小时后,李大同将车开到龙山轨道站一旁的四季美食街。在路边游弋了一会儿,找了一个画线车位,停好车。在街面上找到了那家装修得古香古色的二层餐厅——老灶房乡村菜。等服务员带他进到二楼靠窗的大包房时,赫然吓了一跳——满满一桌人齐刷刷地站起来,热情洋溢地迎接他。慌乱、诚惶诚恐之余,他还是很快辨认出来了,这是程小兵,这是王学渝,这是王明明,这是沈小琴,还有两三个他一下记不起名字,但轮廓却是熟悉的……他瞥了一眼人群里的班长,他相信这与她有关,但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

程小兵将他迎上主宾席。

他在耳边惴惴问道,“今天怎么回事?”

“先坐先坐,大家好久都没见到你了嘛。来,来——”程小兵给他牵开靠椅,一边说,“大同,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哦。”

“什么名人,就是个人名。”大同苦笑。

“你真不知道?”

班长从包里取出一份《都市热报》,推了过来。大同看到自己竟然出现在头版上——双手撑着桌子,怒视着一个戴着手铐的低头男子。他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昨天在派出所,有个挎相机的男娃儿转着圈地啪啪拍照,还问了他几个问题。他以为那是派出所的人哪。但还是有点蒙。

旁座上突然伸来一只手,李大同赶紧握住。那个人说,“还记得我不?”

“刘——”他脑子里打结了。

“对,刘强。”班长及时替他解围,“人家现在是资深媒体人啊,晨报社会新闻部的副主任,专门为你的事来的。”

“哦,哦!”他窘迫地躬身,差点就说出“久仰”了。

刘强很感兴趣地问道,“大同,你怎么就断定那个男的不是好人呢?”

“对啊对啊!”

其实报纸上都写到了,但大家仍起哄着,想听他亲口说。

“其实很简单。”李大同告诉同学们:首先,他觉得上客的地点是有问题的——那一片,让车进来比抱着孩子走出去更耗时,常理上,步行只消二十米就可走到主道上,打车更方便,何至于网约车?此外,那个男人说孩子发高烧,高烧应该是脸膛通红,但孩子却脸色煞白——而且从头到尾,孩子一直沉迷不醒,不像睡着,更像是被下了迷药。最关键之处在于,男子说带孩子去看病,要去的却是照母山——那里刚刚才开发,到处是在建新盘,根本没有医院;即便有,正常情况也不会带孩子往那边走啊。所以,综合以上线索,再结合他对男人的观察,觉得他可能是人贩子,将孩子迷晕带走。“但是,”李大同解释道,“我也没算到他就是孩子的父亲。”在派出所他得知,男人拐的是自己的娃儿。孩子两岁时,他坐牢了,妻子带着孩子在重庆务工,后另嫁。可这个男的没骨头啊,出狱后继续鬼混,欠下赌债。因此想到这阴招——偷孩子作人质胁迫前妻。

“老司机!”大家纷纷跷起大拇指。

这时程小兵敲了敲杯子,“请班长发令吧。”

李大同莫名心悸了一下。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了。”班长端着酒杯站起来,“为大同。”

“为大同。”同学们一饮而尽。

这个饭局是这么回事。

关于聚会的议程,班长提出好几次了,但总凑不起来。上午,王明明在微信群里发了这个报道链接,瞬间就炸锅了。毕竟是亲同学啊,大家都很激动,你一嘴我一嘴的。后来,不知谁将刘强——他是高三那年来的插班生——也拉进了群。大家說,媒体老板凳嘛,总归办法多一些,脑回路也更大一些。刘强呢,确实能干,经他简短梳理,事情很快就明晰了——由他来安排记者撰写稿件,先通过媒体进行报道,有可能的话,进一步与重庆卫视的相关栏目编导对接,谋求更为广泛的关注。于是,饭局很快就定了。然后,李大同就被班长召唤到了这里。

听着他们热烈讨论,李大同有种云深不知处的惶然,那感觉挺深刻。昨天小渔讲到了聋哑人是怎么聚会的。此刻,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聋哑人,兴许还是一个瞎子。

程小兵放下酒杯,感慨道,这李大同读书时闷声闷气的,看起来老实蔫巴,原来胆子这么大——要知道,那个歹徒包里真的放着火药呢,刀子也是开刃了的。

作为反驳,王学渝讲了一件事:高一刚开学那阵,夜自习时,一个足球嗵地砸进教室。外面有声音吼道,让他们把球还回去。有人——可能是女生——回了一句,自己不会进来拿吗?不一会儿,高年级的“大傻”气势汹汹闯进教室,问刚刚是谁在说话。当然没人承认了。可这时李大同站起来说“是我”。两个人对峙了两分钟,结果,“大傻”竟转头走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讲得绘声绘色,但李大同已全然不记得,如同是发生在另一个陌生人身上的故事。

不管怎么说,大伙的热情还是让李大同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他端起面前的白水,敬了大家一杯。当他致谢时,程小兵笑嘻嘻地说,“要谢就谢班长——我们可啥都没办啊。”

沈小琴还是当年直愣愣的脾性,接话说,“班长做点什么也应该啊,谁让她那么狠心——都要高考了,非逼着大同退学。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此话一出,饭桌上陡然沉默了半秒。

李大同忙说,“是我自己要求的。”

沈小琴说,“呵呵,既然当事人发话了,就算是吧。”

班长窘迫地说,“确实怪我。”

还是程小兵灵醒,赶紧把话题岔开,“要怪怪我,谁让我把大同的情书张贴在黑板上。”

李大同笑,“绕来绕去,还是只能怪我,如果我不跟你打架,也就没有后面的事。再说,信是我写的,要是我不写——也没这回事。”

沈小琴也适时地和缓了氛围,“要是你不写,你可就闷在心里长荒草喽。”

大家哄笑起来。

没多久,同学们基本上已经拟定出了一则大纲:周六,大同不是要去做胆管引流手术吗?刘强负责带着摄影记者随同,跟拍他的诊疗及负责对主治医生采访——“在一个平凡英雄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这么一出悲情人生的特写,对读者、对社会的冲击力是强劲的。”

大同木讷又不安地听着,心里各种煎熬,几次想要夺门而逃,但终归做不出来这等事。还好,他暂时得救了——一位汗津津的大汉突然闯了进来,也是同学,江北区公安局的王大进。大进上学时就喜欢迟到,据说每次聚会都是,但这次迟到得有点过分了。在同学们的谴责声里,大进作了一番沉痛的忏悔,随后又私下拉着大同安慰了几句。

因为他的到来,早该结束的聚会不得不往后延了一会儿。大进说忙到现在还没进食。大伙儿问,你忙什么饭都顾不上?王大进猛地扒了几口饭,说,哎,别提了,遇到了一个又邪恶又恶心的案件。他说话时米粒噗噗地从嘴边往下掉。

禁不住大家声讨,王大进还是讲了:

昨晚上,金岛花园发生了一起火灾,一间民宿燃起来了。

大伙哗然,火灾算个锤子!

王大进微微一笑,“你听我摆嘛。”

火灾自然不算什么,消防武警将火势控制后,踹门而入,发现床架上还有一个人,武警在那人身上搭上一张毯子背出去了,到外面灯光下一看——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大家发现,这个人只有身干,是没有头的!

“啊?!”大家惊道。

这个案件不难侦破——种种迹象表明,纵火应是人为的,目的是为了掩盖罪行。那个家伙够蠢,想的是半夜纵火,神不知鬼不觉把罪证和受害人一块儿烧得干干净净。可他也不想想,半夜不堵车啊!半夜空气多清新啊,楼上邻居很快就发现失火了,给物管打电话。物管来一看,马上打了119。你们晓不晓得,消防车转个角就到了——武警总队就在隔壁的大街上,狗日的他也不提前做做攻略。我们这边,干警找户主核查,一边调监控,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今天清晨七点把案犯捉拿归案了。王大进继续说,这个家伙,不知有什么心理变态,找了个女人——哦,他是通过网络约去的,现在很流行这种——到这间民宿。女人一进门就被他控制起来了,折磨完之后,把她绑在高背椅子上,对着镜子看自己被割喉……

“别说了!”沈小琴哇地吐了。

“明明是你们逼我说的。”王大进很委屈。

李大同感觉到浑身冰冷,拽着王大进,“金岛花园?”

“是啊。”

“昨晚上?”

“是啊。”

“那女的是不是姓余?叫小渔?”

“不是,哎,你——”

李大同站起来,失魂落魄地下楼走了。

金岛花园失火的那栋楼在A区,一栋二十四层的高层建筑——那个满是黢黑疮痍的豁口在第十一层,此刻,它茫然地望着天空。

李大同在楼下蹲了十多分钟,进进出出的行人很少看天。昨晚上的灾难,现在已经被他们遗忘得差不多了。

他掏出手机,试着拨打小渔的号码,依旧是关机。接着,他翻出她的微信,发送留言:“你在哪儿?”打字时他清晰地发现自己的手指在颤抖。

小渔的微信仅有两条,很早前就存在了,都是转发,一条是度假攻略,标题是《你去过吗?这些海岛美若天堂》。一条是海淘热品推荐。他点进去,发现这个微店已经打不开了。除此她没发表任何微信。总之,从这两条微信里得不到任何有效信息,更无法判断那个惨死的女孩是不是她。但一个事实是,从礼拜四下午他看着她进到金岛花园后,她就与他失去了联系。

王大进说,死者不姓余。慢着,小渔就真的姓余吗?

李大同无端端地想到了小渔的一句话。

跟那忧郁的神情完全不同,小渔其实很健谈,或者说,她愿意跟他交谈。而且她似乎什么都知道一点。跟她聊天是愉快的事。可是有次,他问她对于死亡怎么看,她却沉默了。

他问她为什么不说话。

她说,死是一个真事情。

十几分钟后,李大同开车来到宝圣湖的桥头——第一次见她的地方——呆坐了一阵儿。

这二十多天,李大同已经非常熟悉这片湖滨了。但实际上,这是他头一次认真地审视这个地方,以及它与小渔的关系。

这条湖滨小道,一侧临湖,也就是公园,另一面则是一片逐渐升高的山崖,崖坡上是一所职业学院——从路边竖立的广告来看,似乎是培训空姐的学校,也许就是一个招生的噱头。除此,这条路上再无门店,更无民居。那么,小渔住在学校里?

他一直不愿相信小渔是这儿的学生。她太成熟了。不是说她长得成熟,而是说,尽管她看起来还非常年轻——最多二十三四岁,但从言行到举止,她却有着一种成熟的形象。她懂得很多,说话轻描淡写却又玄虚,等等,他当然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他当然从没问过,她也没说。但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知道的。

这时,李大同看见一群身着健身服的老太太有说有笑地从一侧的崖坡上下来,原来那里有一条捷径。同时他第一次发现,在小径一旁,被藤蔓缠绕的那一面石雕花架下面,有一条长长的石椅,一对情侣亲昵地依偎在一起——如果不是他们嬉笑地站立起来,前排的灌木會完整地遮蔽他们。此刻他猛然意识到,那天,那一次,他的全部举动应该都被灌木后的小渔看在眼里——她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她不可能不知道。

他沿着那条小径往崖坡上行,约三分钟就到了一片坝子上。坝子很小,中间是一个治安亭,在岗亭两边,各有一条路。他张望着,一条路应该是通往学校后门,而另一条,延伸至前面,那里是一片影影绰绰的洋房,紧临着这片湖泊的另一侧。

小渔每次晚上用车,但都是接送,她从不过夜。在这方面她总是非常小心——因为她特别恐惧于自己的梦。

有次她提到过一个梦。

她说自己在一条街上走,前面两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互不避让。其中一辆卡车别了前车一下,另一辆卡车往前开了一阵,突然打盘子,横着甩过来,两辆车撞在一块儿,轰然侧翻倒地。堵在前面的司机从卡车里爬出来,骂骂咧咧地冲过去,另一个卡车司机也钻出来,手里拿着一把刀,哗的,血就溅到她脸上了。

当时他马上就呸呸几声——倒也不是责怪什么,只是出于司机的本能——告诉她别在车上说“翻车”这个词。

所以嘛,她说,要是有你在外面等着我就心安多了。

听到她这样说的时候,他心底是满足的。

他劝慰说,梦都是反的。她说,我的梦都是真的。她这样说的时候,既敏感又缺乏安全感。他觉得她曾受过什么伤害,但从没问过。总之,他乐于等着她,给她的安全感也让他自己心安。

想到这儿,他开始痛悔于昨天——自己应该一直守在原地;他应该早点拨打她的电话,或者可以联系到她;又或者,他应该去报警——但这不可能的。况且那是大白天。

他走动时,手机一直在响——是班长。

铃声终于放弃了,一条短信闪烁在屏幕上:“你怎么突然跑了,看到短信赶紧联系我,杨教授那儿有好消息,赶紧!!”

他握着手机,沿湖畔那条林间路走进去,穿过一个洋房小区,走出小区大门——宽敞的街道徐徐展开,对面不远处是一个汽车制造厂。他失去了判断。于是,他开始往回走,沿临湖的那个方向。

不知不觉,他走到了湖畔,奇怪的是,这片湖在宝圣湖公园的对面——忽然间,他懂了,这个湖,与湖滨大道旁的湖,是一个完整的湖。被道路切开,但它们仍连通着。只是看上去,或者说从不同的位置进入,会觉得这是两个独立的湖泊。

他沿着健身步道往下走去,雾气渐渐掉了下来。几分钟后,他走到一段分岔路,一条径直往前,另一条则蜿蜒下旋,延伸至底部湖畔。一个男孩牵着两只哈士奇从对面走来。他选择了下坡,避开这红色舌头下垂的狗儿。低处,有一个突然展开的平坝,坝子当间是一道彩虹形状的石拱门,仅仅是作为一种装饰存在。在这个装饰物下面,一群人——大概有接近二十人——围拢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言在议论着什么。他们背后是石阑干,再后面就是波光粼粼的湖水,一条打捞船泊在岸边,水草和植物漫过了黄昏。当走近时,他才觉察到异样——刚才他看到的热烈就像是一种假象,犹如一群舞台上的哑剧演员,极尽夸张地指手画脚,面目生动,但他们是寂静的。这里,是完全无声的。

忽然他想起了,她说自己喜欢在一座小小的下沉式露天广场,藏在一群聋哑人当中。这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站在他们当中,他发现,有一种无形但强硬的界限将他与他们如此清晰地区分开来。在这儿,在他们当中,自己拥有的语言反倒成了累赘,或者一种障碍。

他试着将自己投入到他们的热烈当中,他努力想要聆听到什么。渐渐地,他放松下来。

他想,就在这儿等她——如果她来的话。今天是礼拜五,她会来的。

原载《湘江文艺》2019年第5期

原刊责编  冯祉艾

本刊责编  杜  凡

创作谈

路过以及被路过的

宋  尾

花卉园是重庆很知名的一座植物园,里面浓阴蔽日,花草葱郁,景色怡人。因处闹市,常常人声鼎沸。尤其在黄昏,沿着池塘的回廊里,各种民间艺人和声乐爱好者云集。每年,我总要进去好些次,并不是去赏花,更多是去就便。

很多时候,我回家要在松树桥轨道站中转,换乘公交前,我习惯先到花卉园——地铁口出来便是——行个方便。更像是一种身体的默契。

有次,在花卉园的公厕前——那儿有一个很宽敞的坝子——我看到聚拢着一堆人,比比画画的,甚是热烈,我也没在意。从公厕出来,经过他们我察觉到了异样。我远远看见的场景是热闹的、沸腾的,但置身其中,那种沸腾似乎是被突然收走,他们是无声的。这些人,大概二三十之众,全是聋哑人。他们的热闹是寂静的。

当晚,在日记本里我记录了这个瞬间,用一首诗。

这个情景就此留在我的脑子里。

很长时间里,我经常会想到这么一个问题:那群聋哑人到底在讨论什么?他们是怎么联络并且选在那儿聚集?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个体的聋哑人不会让我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却有着如此打动人心的力量?

之后有一天,我在地鐵里又遇到过一对男女青年,我发现,如果不是互相比画手语,我根本不会知道他们是聋哑人。在汹涌的地铁里我忍不住想到一个事实,眼前那么多陌生的沉默的面孔,或许隐藏着一个个失去语言和听力的人。只要他们不表露,我就不能确知。

总之,这个意象在我心里诞生了。我知道我会为此写一个故事,但我一直没找到适合的筐子。

某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一个年轻的网约车司机,罹患绝症,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但还有一个同样病重的母亲需要照顾。他的同学透过媒体呼吁给予资助和支持……

那一刻,我知道,这个小说可以开始了。

那群聋哑人为何激动,他们的愤怒是因为什么,这位司机的后续如何?表面上看,故事还有一丝悬念;事实上,他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或者说,被选择了。

只是,在他们被选中的时刻,我恰好路过了他们。也可以说,他们路过了我。

宋尾,男,诗人,小说家。1970年代生于湖北天门,现居重庆。

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发表小说,多次被各选刊转载。

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

曾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第七届重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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