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曲格平

我国不仅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而且有效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融为一体，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有机结合。

中国环保之路历经风风雨雨，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如今的万物葱郁、蔚为大观，既充满着艰辛、又充满着欢欣。这样一段环保史，亦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史。有幸的是，我本人亲历并目睹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变化。

中国环保之路既有艰辛又有欢欣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环境保护起步晚不了几年，不过我们是在对环境保护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起步，起点很低；而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已完成、环境问题充分暴露的情况下起步。我们的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一样具有鲜明的外发和后发特征，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工作差距很大。

第一阶段：环境保护意识启蒙

1969年，我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从事编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工作。当时经常听到周恩来总理谈起“公害问题”，他特别提醒说，你们要研究工业发展中的公害问题， 要学习国外治理公害的经验。因为我来自当时的燃料化学工业部，就让我来分管这项工作。1970年底，周总理在听取了一位日本公害记者介绍日本公害特别是“公害病”情况后，要我们组织一次报告会，请这位日本记者介绍日本环境污染问题，并要求国家机关特别是各个部委的负责人都要来听这堂课，会后还要组织他们进行分组讨论，讨论的情况要向他汇报。我们都照办了。当我们把报告情况和分组讨论的情况交给总理后，他指示要把日本记者的报告作为会议交流材料发给那一年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人员。可以说，这是在高层次的会议上，出现的第一份有关环境保护的文件。中国的环境保护的启蒙就是由上而下、逐步开展起来的，实际上都是周恩来总理推动起来的。

1972年，周恩来总理决定中国派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就我个人来说，参加这次会议真正打开了一个窗口，开阔了视野，了解到环境保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认识到并不如极左思潮宣扬的那样“社会主义没有污染”，而是“中国城市存在的环境污染，不比西方国家轻；自然生态方面的破坏程度，中国远在西方国家之上”。当会后把这个结论汇报给周恩来总理时，得到了他的认可。他甚至还说，他担忧的问题还是发生了。周总理立即指示，要开一次全国的环保大会，介绍国际环境形势，更要探讨中国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召开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是斯德哥尔摩会议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产物。1973年8月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解决了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对中国环境污染有了一个初步认识，中国不是没有污染， 而是有些方面还相当突出；二是通过了中国环境保护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三是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对十个方面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做出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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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迅即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办公室成立后，督促各地成立相应的环保机构，对环境污染状况进行调查评价，开展以消烟除尘为中心的环境治理。同时，对污染严重的地区开展了重点治理，包括官厅水库、富春江、白洋淀、武汉鸭儿湖以及北京、天津、淄博、沈阳、太原、兰州等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其中，官厅水库和桂林漓江环境治理决心最大，成效也突出，为今后的江河和城市污染治理摸索出一些经验。

第二阶段：环境污染蔓延和环境保护制度建设阶段

从1979 年到1992 年的14 年，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第二个历史时期。1979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发展由此驶上高速增长的轨道，并迎来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期。也是在这一年，《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开始迈上法制轨道。期间，中国环境保护的理论体系、制度政策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开始形成，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一是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地位。二是制定了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度体系。1989年，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了环境保护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三是构筑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根据环境保护的实践，1989年对《环境保护法》作了重要修订。同期，还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污染防治方面的各单项法律和标准，初步构成了一个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四是确立了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地位，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五是环境管理机构由临时状态转入国家编制序列。

第三阶段：环境污染加剧和规模化治理阶段

把1993年至2001年这八年作为一个阶段看，是因为1993年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年，也是中国环保历程中环境污染加剧和规模治理的时期，是以总量控制为核心的环境保护制度开始落实和完善的时期。国家环保部门启动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一市（北京）一海（渤海）”治理，通过制定区域和流域污染防治规划，实施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拉开了规模污染治理的序幕。一是开展规模工业污染防治。二是开展规模流域污染防治。三是启动重点城市环境治理。

1993年之后，我到全国人大环资委担任主任委员，全力参与到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中去。其中《环境影响评价法》是立法方向的转变，也是环境管理方式的转变。从“先污染后治理”转向“先评价后建设”，预防在先，治理在后。

第四阶段：环保综合治理阶段

2002—2012年是中国环境保护最为艰巨的十年。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政府和相关部门在财税上试行了一些新措施：一是全面推行特许经营制度。二是实行有利于环境的价格政策。三是实行有利于环境的税收政策。四是实行环境的投资政策。五是实行有利于环境的融资政策。

在这个期间，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也取得了新进展，相继出台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

在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的近30年间，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如林业建设、草原保护、荒漠化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湿地保护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十八大以后：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来，我一直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党中央的决策极大地提高了环境保护的地位和作用，这正是环保部门同志们多年盼望的好形势。

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是把美丽中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也就是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高度，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凸显了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使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新时代的特征更为突出。

2018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修改宪法时，把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同时还决定组建生态环境部。既通过宪法把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意志，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与此同时，中央还派出督察组，对各地的环保工作进行督察，督察的做法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并富有成效。

组建生态环境部，对于该部的职能和任务，国务院有了新的规定。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认为，组建生态环境部要解决原来体制机制方面的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职责交叉重复，第二个是监管者和所有者没有很好区分。我感觉，把生态和环境放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生态和环境合为一体，使得环境保护的主体更为突出，一定要把以人为主体的生命系统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在环境方面，我们已有“环保法”以及很多相关法，基本形成了法律体系，关于“生态”还没有一个基础性的生态保护法律。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应该通过立法对“生态环境”及其相关问题做出规范。

这些事一次次给我带来惊喜，一次次让我感到振奋，次次使我受到鼓舞。我清楚地看到我国不仅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而且有效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融为一体，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有机结合。我由衷地高兴、自豪。从传统以污染治理为主体的环保，变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体的环保，这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无论怎样评价这个变化的意义都不为过。

生态环境工作的几点思考

珍爱地球你我同行。CNSphoto供图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按照十九大的部署，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决胜期，要打好气、水、土为主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这些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一方面是要保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打好基础。有了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我们才能进一步经过十五年的奋斗，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环境工作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部的工作，而且是关系我国怎样发展的道路问题，也是关系全国人民生活质量的切身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确保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已进入新境界。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地位，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和历史性的变化，要自觉地用生态文明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千万不要再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工作，只是当作一个部门的一项工作。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这也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巨型系统工程。它包括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生态文明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践的具体成果，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具体部署。五大体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性、根本性对策体系。生态文化体系是基础，生态经济体系是关键，目标责任体系是抓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保障，生态安全体系是底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生态经济体系

大家知道，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于经济发展中，与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就提出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倡导研究生态经济学。我参加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成立大会，还担任了副理事长。从那时到现在，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我们应该很好利用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认真总结我国生态经济的实践。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有效地推进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的转变，更多更好地把发展经济的基础转到生态资源和生态系统优势上；同时要高度重视产业的生态化，使我们现有的产业通过生态化转型实现绿色发展，推动产业耦合，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效率，真正把经济的转型发展转到发展生态经济上来，很好构建各地和全国的生态经济体系，使之成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坚强物质基础和丰硕成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以全球视野、全球眼光、人类胸怀，积极推动治国理政更高视野、更广时空的全球性理念。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又发出了中国要作“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号召。

自从1972年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我多次参加了各类国际会议，深深感受到环境保护奉行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理念，以及为保护地球环境而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最具全球视野的事业，并且在工作中一直推动我国与国际的合作。

习近平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把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新的理论和实践，为人类建设以生态文明为主体的崭新文明形态，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实践论和方法论，也是把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生态系统，打造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行动中又要切实推动国内的绿色发展、绿色增长，还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同时牢牢掌握新的国际话语权，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全社会都要承担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

如果说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与每个公民还有一定距离的话，那么，体现更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活的生态文明建设就与每个公民的福祉息息相关。所有的人都要用生态意识促进自己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提高自己的生态素养和行为规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中走出来，向着生态文明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前进，增加自己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程度。最切实的行动就是从身边做起，做好节水、节电、节能，低碳生活，不乱扔垃圾，举报污染行为等。

我经历和目睹了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整个过程，现在看到的是充满希望的光明前景。我相信，我们生态环境战线一定会紧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步伐，在政府强有力组织下，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守生态红线，构筑生态环境的安全屏障，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生命健康，洋溢绿色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而高歌奋进。对此，我充满了信心，同时祝福年轻的同志们奋发有为，砥砺前行，书写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