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茂嘉，刘 红

成都医学院(成都610500)

到2018年末，中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 949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7.9%。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到来，老年人身心健康问题得到社会重视与关注。孤独感是衡量老年人主观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有调查[1]认为，30%～70%的老年人出现孤独感症状。宋亚君[2]认为，孤独感通常是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是个体渴望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却又无法获得满足，从而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感受。家庭是老年人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互动是老年人主要的社会关系[3]。双方互动的满意度体现在家庭关怀度上。综合相关研究[4]，影响老年人孤独感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4类: 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健康状况。其中社会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故本研究提出假设1是：家庭关怀度负向影响孤独感。健康行为是指为保持或促进健康采取的行为活动[5]。在家庭关怀度和健康行为的关系上，已有研究[6]结果显示，家庭关怀度越好，老年人健康行为水平越高。胡少华等[7]也得出结论，家庭的温暖与关怀能促使老年人积极应对压力，增进其健康促进行为，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可以认为家庭关怀度对健康行为有着正向影响。同时，Julsing等[8]在其对 939 名老年人研究中显示，低质量的生活和不良健康行为的共同作用引起老年人的孤独感。即健康行为可对孤独感产生影响。所以本研究假设2为：健康行为是家庭关怀度和孤独感的中介变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四川省成都、眉山、遂宁、广安、内江5个行政区域内共11个社区抽取年龄≥60岁、了解调查内容、语言表达能力正常的社区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416份，收回411份,回收率为98.8%，回收问卷全部有效。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69.71 ±6.59) 岁，其中，男208人( 占50.6% )，女203人(占49.4% )。

1.2 研究方法

1)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孤独量表(loneliness scal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简称UCLA孤独感量表，研究采用王登峰翻译的中文版本，为自评量表，共20个题项，包括9个反向计分项目，采用4级评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孤独感程度越高[9]。43 分以上表示重度孤独、29～分表示中度孤独、<29分表示低度孤独。2)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该量表反映个体对家庭的主观感受，从家庭获得的关怀，包括适应度(adaptation)、合作度(partnership)、成长度(growth)、情感度(affection)和亲密度(resolve)5个因子，故简称为APGAR问卷。分3级评分，得分越高，家庭关怀度越高。主要评估被试者对自己与配偶及孩子所构成的家庭关怀度满意度情况[10]。3)健康行为水平量表(the health promotions lifestyle profile,HPLP)-ⅡR,是由曹文君等[11]在HPLP-Ⅱ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内容包括人际关系、健康责任、压力管理、体育运动、营养和精神成长6个方面。采用4级评分制,总分40～160分,得分越高表示实施促进健康行为越多。

1.3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孤独感现状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老年人孤独感平均得分(42.42±8.59)分,明显高于常模(31.5±6.9)分[12](t=25.779，P<0.001)。其中60～岁年龄段(41.88±7.99)分，70～岁(42.93±8.99)分，80～90岁(43.72±10.25)分，3个年龄段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950，P>0.05)。411人中，27人(6.6%)的老年人处于低度孤独感状态，181人(44.0%)处于中度孤独感状态，203人(49.4%)处于重度孤独感状态。由此认为，调查范围内老年人的孤独感状态不容乐观。

2.2 不同人口学变量下老年人孤独感特点

不同婚姻状况老年人的孤独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705，P=0.012)。通过组间对比，已婚状态的老年人孤独感低于离异状态的老年人(F=2.016，P=0.032)，也低于丧偶状态的老年人(F=0.966，P=0.006)。三代同住的老年人孤独感最低，独居的孤独感最高,组间对比结果显示，独居的孤独感明显高于与夫妻同住的老年人和三代同住的老年人(F=1.265，P<0.001；F=1.700，P<0.001)。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相比较于三代同住的老人和与夫妻同住的老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510，P=0.001；F=0.990，P<0.001)。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孤独感组间对比结果显示，健康的老年人孤独感明显低于其他状态，与亚健康状态的孤独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194，P<0.001)，与患有不影响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状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97，P<0.001)，与患有影响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12，P<0.001)(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变量对孤独感的影响分析(分，

2.3 不同人口学变量下老年人家庭关怀度特点

按照APGAR上的说明，得分0～分为关怀度严重障碍，4～分为中度障碍，7～10分为关怀度良好。然后采用2检验对影响家庭关怀度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在婚姻状况、居住类型和身体状况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表2)。

表2 不同人口学变量对家庭关怀度的影响分析[n(%)]

2.4 老年人家庭关怀度与孤独感的关系分析

家庭关怀度与孤独感存在负相关(P<0.01)，进一步分析，其5个维度与孤独感的相关情况显示，除了成长度以外，其余4个维度都与孤独感存在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3)。

表3 家庭关怀度各维度与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注：**相关系数在0.01置信水平上明显

2.5 健康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对家庭关怀度与孤独感的关系模型进行检验，检验健康行为的中介效应，呈现3个回归模型。第1个以家庭关怀度为自变量，孤独感为因变量，结果显示，家庭关怀度对孤独感有明显的负向预测作用(c=-1.387，P<0.001,R2=0.112)。第2个回归模型以健康行为为因变量，家庭关怀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关怀度对健康行为有明显的正向预测作用(a=2.279，P<0.001,R2=0.094)。第3个模型以家庭关怀度和健康行为为自变量，孤独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健康行为和家庭关怀度对孤独感有负向预测作用(b=-0.069，P<0.05；c′=-1.231，P<0.001)。家庭关怀度对孤独感的总效应为c=-1.387 (t=-7.251,P<0.001)明显，可进一步做中介效应分析。家庭关怀度对孤独感的间接效应是c′=-1.231(t=-6.168,P<0.001)明显，因此，健康行为的中介效应明显，且中介效应为c-c′=ab=-0.16,说明为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ab/c=2.279×(-0.069)/(-1.387)=0.113，即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11.3%(表4)。

表4 老年人健康行为在家庭关怀度与孤独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注：*P<0.05，***P<0.001

3 讨论

3.1 老年人孤独感状况

1)老年人孤独感总体状况较严重。老年人孤独感得分明显高于UCLA孤单感量表中的老年人常模，孤独感状态严重，49.4%的老年人处于重度孤独感状态。研究的老年人孤独感得分高于常模所研究的90年代老年人，与闫志民等[13]提出的老年人孤独感水平随年代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一致。原因有传统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核心家庭不断增多，家庭内部交往规模缩小，交往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西方文化的涌入，对传统孝道文化进行冲击。表现出的孝道行为越来越少，有助于缓解老年人孤独感的精神和情感支持也减少。2)不同亚群体老年人孤独感水平也有差异。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的老年人孤独感水平最低，离异的老年人孤独感最高。这与现行大多数研究[14]结果一致，即配偶陪伴是老年人减少孤独感非常重要的因素。配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支持[15]，生活中互相关心和影响，从配偶处获得情感支持，对负性情绪进行疏导，从而降低老年人孤独水平。婚姻能保护老年人免受孤独感困扰[16]。3)不同居住类型老年人孤独感水平也存在差异。三代同住的老年人孤独感最低，独居老年人孤独感相比非独居老年人孤独感水平更高，这与瞿小敏[17]的研究结果一致。与子女同住的孤独感明显高于夫妻同住和三代共居的情况，可以看出孙辈是作为一个积极因素去改善老年人的孤独感，而子女作为一个消极因素去加重老年人的孤独感。根据“家庭冲突理论”[18]，家庭生活的矛盾可能会降低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交往获得的益处。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子女忙于工作，精力和时间都有限，无法全身心照顾老人的晚年生活，也难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19]。而三代同住家庭里，老年人主要负责照顾孙辈，关注他们的成长，希望发挥自身力量，肯定自我价值，加强与孙辈互动，可体验到儿孙绕膝的满足感，孙辈体验到祖辈给予的关心与照顾，会给予祖辈更多的良好反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4)不同身体状况老年人孤独感水平同样存在差异。健康老年人孤独感最低，健康状况不良者孤独感程度较高 ,这与研究[20]结果吻合。健康状况较差、生活不能自理和认知缺损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可能原因是患疾病时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下降，影响老年人日常活动，社会交往相应减少，因而产生孤独感。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生理机能下降，越来越受到健康问题困扰，健康问题成为最关心的问题。老年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关注身体上，一直在承受对健康的担忧，对疾病和未来的恐慌。这样的非理性认知使老年人减少了与外界的交往，加速了孤独感。

3.2 健康行为在家庭关怀度和孤独感间的中介作用

家庭关怀度和健康行为对孤独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其中，健康行为在家庭关怀度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11.3%)。我国家庭结构中“四二一”、“四二二”增多，子女多忙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对父母情感上的关怀减少，家庭关怀度下降，老年人负性情绪增加，健康行为能力降低[21]。家庭关系和睦亲密，让老年人可以与家庭成员之间进行良好沟通，拥有更好的适应能力，与人的合作意识增强，体验到更多积极情感和亲密关系，避免不良情绪对自己的影响，更乐意接受子女对他们的关爱和良好生活方式的指导，从而提高对生活、对疾病的认知，与外界人际关系得以改善，面对压力时有积极应对方法，从体育锻炼和营养方面改善不良健康行为，形成健康的行为习惯，保持身心健康，有利于降低孤独感。

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居住类型和身体状况对孤独感均有影响。家庭关怀度、健康行为对孤独感有着预测作用，而且家庭关怀度通过健康行为影响孤独感。要降低老年人的孤独体验，就要从居住类型出发，提倡三代同住，子孙两辈共同给予老年人照料和情感支持，加强心理沟通，提高家庭关怀度，带动老年人自主的健康行为，改善身体状况，增加更多的积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