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

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之“精神胜利法”，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跨越一个世纪，贾平凹当代长篇小说《高兴》中塑造的刘高兴与阿Q搭起了一座桥梁：一个是桥头，一个是桥尾，两者相互张望，彼此呼应。“精神胜利法”是他们共有的特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重温经典，展望当下，本文分析了刘高兴的“精神胜利”对新世纪精神文化产生的影响，探究时代发展下的精神内涵。

1921年12月4日，魯迅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中篇小说《阿Q正传》。自发表以来，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关注最多。至今九十多年来，学者大多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对阿Q精神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研究的作品有方卫中、李丽珍的《基于心理学角度谈〈阿Q正传〉的精神》、李文娟的《浅析〈阿Q正传〉中的精神胜利法》等，分别从不同视角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进行了研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曾指出：“我们可以把不同研究视角和方法看作是同一座房子的不同窗户，打开不同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贾平凹笔下刘高兴的“精神胜利法”拥有独特的自我意识，是城市化发展的产物，是当下农民工精神胜利的代表，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一、“精神胜利法”产生的背景——封建社会与改革开放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且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日见其光荣。”鲁迅这里解释的“精神胜利法”，是针对整个民族心态、民族文化心理方式而言的。这是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甚至严重停滞的封建时期，经受了无数失败后所形成的一种心理痛疾，“不敢正视人生，自欺欺人瘾太大……必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

鲁迅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处境、所经历的革命、所接触到的人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时刻感受着时代跳动的脉搏。鲁迅发出了第一声呐喊，试图唤醒正在沉睡的国民，达到启蒙的目的。塑造阿Q这一形象，表明鲁迅对民间底层大众的态度：关注民间、面向民间并走进民间。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民间仍然大量存在着落后愚昧、自欺欺人的东西。阿Q的悲剧结局可以说是整个国民的悲剧。阿Q的“精神胜利法”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象征了整个国民思想的麻木不仁、落后愚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社会转型的同时带来了意识形态的转变，文学也更加开放、多元化。面对纷杂的世界，文人墨客也进一步思考现代性与民间文化的走向问题。例如，贾平凹的当代长篇小说《高兴》将对农民的关注提高到一定的高度。贾平凹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带着沉重的心情和忧患意识，创作了《高兴》这部小说。从农民阿Q走向农民高兴，似乎是从封建保守走向开放自由。当今时代高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自由，独立的人格意识越来越强烈。不满现状，积极进取，不懈追求，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愈演愈烈。刘高兴则是新世纪农民的代表，不满农村生活的现状，渴望大城市里的生活，努力想成为一名城市人。

二、“精神胜利法”的意识形态——集体意识的制约与个体意识的独立

学者黄传新、吴兆雪在《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一书中说：“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一种观念的集合。”《阿Q正传》第四章恋爱的悲剧描写了阿Q对女人的幻想。耳边一直听说“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拱一碗饭”，但又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严肃，但阿Q被小尼姑弄得飘飘然，“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

该有的”。

虽然对女性有所冲动，但样样仍然要合乎圣经贤传，受集体道德标准的束缚，在小说中，对吴妈说出我想和你困觉也是非常可笑，带有喜剧性。更可笑的是，对伊下跪这一举动。阿Q“性”无能让人联想到封建礼教。小说中的阿Q虽然在精神上取得了胜利，但阿Q也只是集体中的一分子，受传统集体道德束缚，个体意识很难被唤醒，独立的人格难以确立，仍受着集体意识的操控。

学者陈一军认为，携带阿Q“精神胜利法”印痕的刘高兴终于不再是阿Q，而出落为一个全新的自我。刘高兴更加热爱生活，对生活积极乐观，是一个脚踏实地，愿意为了梦想而努力、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农民。他与阿Q同样面临恋爱问题，但是刘高兴大胆地追求心中的爱情，不同于阿Q式的无赖，刘高兴充满正义感。他将自己收垃圾的钱一分一毫地攒给孟姑娘，还为小孟积极筹款，希望她尽早为兄破案。他虽然爱着小孟，但是一个正人君子，并未乘虚而入。

刘高兴拥有强烈的个人意识，能够独立思考，不会因五富说孟夷纯是妓女而放弃心爱的姑娘，也不会因小孟与韦达亲密而疏远她。对待“性”这个问题，刘高兴有自己的道德判断标准，身上具有“人性”，正如小说中“我，刘高兴，终于有了性生活”。刘高兴的出现也表明了底层民众的个体意识正在不断地被唤醒。他敢于追求人的本能需求，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封建道德思想的束缚不再是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绊脚石。

三、人物塑造的模式——“求诸内”与“求诸外”

从人物塑造模式来看，阿Q不断地“求诸内”，一直与自我对话。刘高兴则相反，强调与外界对话与互动，可谓“求诸外”。鲁迅将阿Q写成是一个“三无产品”：无姓，无名，无籍贯。鲁迅在这里应是有意为之，阿Q不是能指的，是所指的。一边承受着来自不同阶级人的侮辱，另一边拼命地努力卸辱。被闲人揪住黄辫子，心里想着“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似乎在心理上得到了安慰，得到了胜利，但一旦发现打不过闲人时，又自轻自贱地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阿Q以种种等妙法克服所谓的怨敌后，他似乎又胜利了。阿Q的精神胜利可谓是“求诸内”，不停地在心灵上自我安慰，正如名字“Q”的形状一样，阿Q是生活在圆圈内，阿Q则是这个圆圈内的一个中心点，周围的一切似乎离他太近又太远。无论在精神上怎样取得胜利，还是在圆圈内，试图努力将圆圈画圆，但还是画成了瓜子的模样。终究还是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原点。正如作家毕飞宇所说：“沿着圆圈内侧，从胜利走向了胜利。”

刘高兴则从不轻视自己，拥有很大自信，活得很有骨气。刘高兴的“胜利”是他不断与城市人交流而获得的满足与自身的快感，不断地去和西安城亲近，不仅与人交流，对城市的树似乎也有深情。刘高兴帮助打工女翠花要回了身份证，为了保护五富不受侮辱与城里人斗智斗勇。小说写道：“比如，路边的一棵树被风吹歪了，你要以为这是咱的树，去把它扶正。”刘高兴积极地面对城里的一切，不断地“求诸外”，不像阿Q受了侮辱后，只会在心灵上寻求安慰。刘高兴可以通过吹箫、与人交往来达到精神上“胜利”。如果阿Q是生活在自己的圆圈内，那么刘高兴是生活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即使沿路布满荆棘，但沿途的风景别有一番滋味。

四、结语

泰勒在他的名著《现代性之隐忧》中提出了现代性的三个隐忧：“第一是个人主义，它会导致‘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第二是‘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第三是‘关于自由的丧失。”这种隐忧已经引发越来越多的人对现代性的反思。面对社会发展的畸形面貌，鲁迅发出第一声呐喊，号召人们思考“国民性”。当代作家贾平凹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危机，刘高兴似乎是从农民的视角来思考当下的困境，农民似乎是鸡毛，被来自四面八方的风一吹，似乎就无落脚之地，步履蹒跚、举步维艰了。贾平凹在《秦腔》中说：“虽然他们（农民）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到哪儿都是难活。”因此，人们不禁思考：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该何处何从？城市竞争的压力是否适合农民？

老庄美学推崇无为，在当下大众追求有为的常态下，这种“精神胜利”就表征为幸福感，幸福不是某种方式，它是一种状态。阿Q与刘高兴分别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精神胜利”。刘高兴之后，当下的农民又该以何种状态走向“精神胜利”，值得人们深思。

（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