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苓 李冰

公元前221年，秦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我国古代第一个封建王朝。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注重礼仪制度，其在音乐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各国诸侯都非常喜爱乐律，认为动听的音乐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繁荣的景象，也侧面体现了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严密体系。因此，各国的统治阶层都非常重视音乐。曾侯乙墓的出土使得先秦音乐的发展到达了巅峰，也是先秦音乐最有力的见证。

一、时代的印记

湖北随州是我国中部的咽喉之地。战国时期，这里有一个渺小的诸侯国，它在大国的夹缝里生存，经常游走于大国之间。曾国国土面积太小，所以保存至今的史料里面找不到这个国家的相关记载。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国国君乙的墓穴，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城郊的擂鼓镇。在这座墓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令人惊叹的巨大宝库。经过挖掘，该墓共出土了7000多件文物。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随葬的125件乐器。墓内分为北、东、中、西四室。其中涉及音乐的主要是中、东两室。中室编钟、编罄共有三面，有着重要的地位。东室都是小型的丝竹乐，它们以琴瑟为主的小型乐器。由中、东两室出土的乐器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大型钟鼓乐和小型琴瑟乐以不同形式进行组合和配置。

按照乐器制作材料产生的八音（金、石、土、木、丝、革、匏、竹）分类法，从各种各样的乐器可以看出，周代器乐艺术层次较高，进入成熟阶段。其中，曾侯乙墓的乐器群共计：编钟65个、编罄32个、十弦琴1件、五弦琴1件、二十五弦琴12件、篪2件，排箫2件、笙6件、鼓4件。曾侯乙墓出土的众多乐器中以编钟最负盛名，其名声在艺术上响彻全球，而且制作工艺独特。

很多人对墓主人非常好奇，迫切地想一探究竟。令人失落的是，和这个墓穴一样，其也没有明确的记载。这套编钟是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至今最完整的、音律最齐全、声音演奏出来最恢宏的一套编钟。它是目前所知乐器编制最为庞大的一个，是我国十二乐音体系中最早具有半音阶关系的一套完整的有固定音调的乐器。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国之瑰宝”。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如此完美、奢华的乐器和无比庞大的乐团，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少有的。曾侯乙墓编钟的制作，展现出我国铜器工艺的巨大成就，更加表明了我国先秦时期音律的发达程度，它是我国古代先祖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二、辉煌的见证

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群可以说是对音乐探索的一个重要支持，堪称界内独一无二的宝库。墓内出土的乐器以钟、罄为主，体现了先秦时期音乐的辉煌成就。钟、罄是祭祀和宴饮中最为重要的乐器，这个时期也可以为“钟罄时代”。曾侯乙墓乐器群既达到了铜器制造的巅峰，又创造了不可磨灭的辉煌历史文化，为先秦时期的音乐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室的乐器反映了周代严密的等级制度和高度发达的宫廷音乐。由此可以推断，曾侯乙是个热爱乐律之人。曾侯乙墓出土了许多乐器，钟罄上的铭文有大量音乐理论知识，反映出曾侯乙在世之前对于乐器的制作以及对音乐律学的重视程度，说明他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古代音乐发展趋向往往和当时帝王的喜好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秦汉时期设置了音乐机构——乐府，因为汉武帝喜爱乐律，所以乐府能够迅速发展并扩大。但是，到了汉哀帝时期，他不好乐，便撤销了乐府机构。在这一方面，两者有着共同的鲜明特征。

在音乐理论上，曾侯乙墓出土的甬钟就可以证实这一理论。每个甬钟都能够敲击出两个不同的乐音。编钟的发声原理是根据编钟本身体积的大小而定的。编钟的体积越小，乐器的调就越高，随之音量也小;编钟体积越大，乐器音调就越低，音量也就很大，所以制作工艺要求很高。即使在今天铸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曾侯乙墓编钟可以跨越5个八度，在中心音域，可以演奏三个八度内完整的半音阶，同时可以在旋宫转调的情况下演奏七声音阶的乐曲。从出土的编钟来看，它们的音准非常准确，而且外部装饰和纹理都非常漂亮，这说明商周时期青铜制造技术非常高超，它在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铸造时，除了考虑编钟的美观，还要注意它的声学特点。钟上有2000多个错金铭文，记载了当时楚、齐、曾等国的各种律名、音阶名、变化音名的对照情况。这些都能够反映出当时各地音乐交流的确切情况，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音乐律学提供了实证，同时也说明我国音乐中的旋宫转调不只有確凿的理论知识，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在古代乐队里，钟鼓之乐属于大型的音乐表现形式，春秋战国时期非常重视。钟鼓类乐器符合古代君王想要争霸天下的雄心和决心，更能够体现这一时期严密的等级制度，彰显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它的音响效果气势磅礴，所以能够把古代帝王的霸气、豪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君王喜爱钟鼓类乐器的原因之一。

在出土的乐器群里，有一件是楚惠王赠予曾侯乙的铜鎛。这套编钟是目前古代编制最大的一套编钟。这套编钟为人们探索曾国宫廷音乐的规模、活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墓内出土的多数甬钟可以发出大三度或者小三度的两个音准，就此引发了许多研究者对双音规律实际作用的范围、意义以及出现时间的深刻思考。所以，在编钟制作和乐律学理论方面，乐律研究者都能够在这里得到非常直接的解答和启发。

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反映了先秦时期的辉煌音乐成就，其铸造技术非凡，声学性能优良，彰显出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这些乐器为人们研究先秦时期的乐器、乐团的编制、乐律等提供了难得可贵的实物。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是这么多年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发现。因为在发现并开凿之前的时间里没有经过扰动，所以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曾侯乙享用器物的仪式，这在考古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时，各种乐器基本位于原位，井然有序，再现了战国时期乐器组合搭配的现实情况。种类齐全、数量巨多、制作工艺精良，保存完好，其中发现了不少的新型乐器，为世界考古史上仅有所见。

曾侯乙是迄今发现最为古老、庞大、保存最完好的打击乐器，而且演奏出来的音乐音质非常好，使人们能零距离接触古代音乐，感受2400多年前的荆楚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战国时期，中国文化辉煌灿烂，它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曾侯乙墓编钟能完整地反映当时手工艺的精湛、音律水平的精准和青铜文化水平的高超，更能够使人领略当时的礼乐文化。以前，人们只是从书上看见有关礼乐演奏的记载，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曾侯乙墓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说是无限的。它对研究中国先秦历史文化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兵马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的缩影，向现代人生动逼真地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的灿烂文化，在音乐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迹。这批乐器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我国音乐的发展水平，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三、结语

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在一段辉煌的岁月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群具有无可替代的音乐文化价值。无论是在音乐还是在工艺美术、雕塑、绘画等领域，其都有独到之处，在艺术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作者简介：李苓（1998-），女，山东德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