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丽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1

许春樵笔下的女性形象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脱俗的女人，如《屋顶上空的爱情》里的韦丽，《酒楼》中的王月玲;另一类是堕落的坏女人，如《屋顶上空的爱情》中的悦悦，《放下武器》里面的沈汇丽，《酒楼》中的张慧婷。前者是不为物质诱惑，坚守爱情的“天使”，后者则是背叛穷人投向富人怀抱的“拜金女”。

对于“傍大款”的女人，作者让她们拥有美丽的外表，她们坚强独立的同时不甘心于贫困，不满足于现状，试图依靠自己的劳动改变命运，但最后还是在富人狩猎的丛林中沦为男人的“猎物”。《屋顶上空的爱情》里面的悦悦是郑凡同学舒怀的女朋友，舒怀已经买了房子，比起一无所有的郑凡境遇上强了许多，但是即使这样，悦悦也还是迟迟不肯答应嫁给他。面对富人对她的诱惑，最初悦悦还想掀翻对方的老板桌，可是最终悦悦还是接受了对方的物质馈赠，成为物质的俘虏;《酒楼》中张慧婷和齐立言离婚后独自经营一家小店，很多暴发户老板对她垂涎欲滴，张慧婷坚守立场不肯屈从，可是最后还是投入孙玉甫的怀抱。

作者并没有将一个灵魂沉沦的过程简单化，和《放下武器》里的郑天良一样，作者将女性的选择放置于一种复杂的情景中，每一步的妥协都具有合理性。例如张慧婷是在被齐立言误会并抛弃后，在孙玉甫穷追不舍之下突破了底线，这似乎是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使得作者笔下这些“堕落”的女性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激发读者些许的同情，然而倘若你仔细揣摩，不难发现作者对这些美女的厌恶，“郑凡看着悦悦开着车疾驰而去，车后拖着一长串黑岩，像是一条无法夹起来的尾巴。”小说的最后，舒怀因为悦悦的背叛而得了抑郁症，并因为小事就提刀杀人，他的人生被悦悦的背叛毁掉了，作者对这类女性怀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背叛”刺激着作者的神经，不管他对这些女人有多么“理解”，他仍然认为不能够经受住物质诱惑的考验源于这类女性“虚荣”、“拜金”的本性。

作为悦悦对比的是韦丽，张慧婷的对比是王月玲，这类女性“天使”在作者笔下得到了褒扬，她们心地单纯、自食其力、无欲无求，更重要的是她们一往情深地爱着穷知识分子，并无限崇拜他们、理解他们。当整个世界都将“穷知识分子”看扁的时候，这类女性却给了他们最强有力的支撑。郑凡的网名为“流落街头”，而韦丽则自称“难民收容所”;王月玲在齐立言闭门所造的汽车上写下“不死”二字，把他异想天开的行为想象成侠客或神话中的英雄的壮举。这种女性崇拜对于穷知识分子极端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来说仿佛暑天中的凉风，冬日里的炭火，适度而合宜，舒服无比;而且不光如此，这些“天使”还向“背叛”了穷知识分子们的女人们“宣战”，韦丽不止一次对悦悦说：“我们没房没车，但我们领证了，你们有房了，还不结婚，是不是还要辆车啊？”甚至，韦丽当着悦悦的面骂出了“你真无耻”这样的话;而王月玲也反复向张慧婷证明，和齐立言离婚是张慧玲最大的错误，失去齐立言是她最大的损失。可以说，韦丽、王月玲这样的女孩子是作者塑造的美好女性的典范，她们善解人意、立场严正，始终站在穷知识分子一边，不离不弃。

不过在阅读中，读者会明显感觉到，作为女性“典范”出现的这些女性形象远没有那些“反面典型”的女人那样真实可感，韦丽、王月玲像是超脱于人间的精灵，她们不食人间烟火，没有血肉、没有脉搏，单纯得像是一张白纸，作为一个形象，没有层次、没有厚度、没有变化，她们的个性是一开始就固定好的，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她们的性格没有任何变化，所谓的精神上的高贵和可爱缺乏一种丰富性和立体感，因此显得一点都不可信。她们的存在不是作为真实可感的人物在作品中生活，而是作为“证据”或是“标杆”而存在。作为“证据”，她们存在的意义是证明那些向物质诱惑妥协的女人是虚荣而可耻的，穷知识分子被这些女人抛弃并不是他们本身的错误，而是女人的软弱和没有道德操守。这些女人不能慧眼识才，也不能耐心等待穷知识分子们的脱胎换骨，所以韦丽、王月玲们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批判悦悦和张慧婷们。

可惜的是，因为前者形象的虚幻与单薄大大削弱了这种对比的力度，这种对比并没有作者想象得那么有说服力。这两类女人，作者熟悉的是后者，因此她们的形象反而更加真实和生动，而理想中的那一类女性，作者并不真的认识，然而从女性形象的整体塑造来说，这种简单的类型化的描写恰恰说明作者不关心女性心灵的真实情况，他所在意的仅仅是作为穷人与富人博弈中的战利品的女性的归属，女性作男性的附属品，应该满足穷知识分子的敏感自尊，以他们为天，崇拜、敬仰男性，如果重视物质，伤害这些穷知识分子的自尊，讓他们感到挫折和失败，那么女性就会被归类为“拜金女”而受到批判。女性对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而言，是满足他们对富人的“价值征服”的工具，女性角色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只有依靠男主人公的认可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

许春樵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其实仅仅是关于穷知识分子“尊严”的故事，无论是韦丽和郑凡，还是王月玲和齐立言，理想化的女人只有在满足男人尊严的前提下才能找到她的位置。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的安娜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是因为作者从根本上突破了单一的男性性别视角，以一种超越的态度进入了女性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不是仅仅从外部观察安娜，而是自己也成为安娜来观看世界。托尔斯泰不是居高临下地批判安娜，而是真正理解安娜的处境，理解了她的选择和她的行为，从而对安娜抱有深切而真正的同情。与这样高度的经典作品相比，《屋顶上空的爱情》只关注男性所谓的尊严，摆出道德的架势对女性进行所谓的拷问，在这种逻辑下塑造的女性形象既不真实，更不可能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