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学

这个能够被称为“先生”的95岁知识女性，个人累计为南开大学捐款3568万元！

“先生”一词，一直都是为德高望重、成就不菲的男子准备的。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情怀，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在市场强势奔袭的时代，先生们还需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在现在的中国，还有一位让人不由自主去叫“先生”的女子，她就是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现任所长、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先生。

他是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从教70载，先后在台湾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南开大学讲学教课，可谓“桃李满天下”。

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终身校董。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共同为叶嘉莹先生颁发终身校董聘书和校董徽章。

“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校长张伯苓在1935年开学典礼上，曾发出了“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爱国三问”曾激励不少师生投身救国运动。

叶嘉莹的一生，都是对“爱国三问”的躬行与回答。透过文字，她将爱诗与家国情怀紧密结合在一起。

1974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叶嘉莹马上申请回国探亲。坐在飞机上的叶嘉莹俯瞰北京城，不由得流了眼泪。“我看到一条长街上都是灯火，我就想那会不会是西长安街呢？是我当年每天都走过的地方，是我的家所在的地方？”回国后她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有1870个字，其中有一段写道：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1976年，叶嘉莹的长女与女婿在一场车祸中同时罹难。料理完后事，叶嘉莹终日哭泣，她突然领悟到，“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能成为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回国教书，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1978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向欧美等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揭开了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序幕。叶嘉莹借此机会，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讲学，1979年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

“我结婚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选择，留在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这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从1979年开始，我在假期自费回国教学，一分钱都没有拿国家的，完全是尽义务。”漂泊流离数十载，这是她与命运最后、也是最坚决的抗争。叶嘉莹说：“我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选择，留在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1979年3月，55岁的叶嘉莹受邀来到南开大学，主讲汉魏南北朝诗。授课时，在可坐300人的大阶梯教室里，台阶上、窗户上坐满了学生，叶嘉莹需要从教室门口曲曲折折地绕，才能走上讲台。叶嘉莹为能用母语教课而深感幸福。“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教书，我可以随便讲，讲到哪里就是哪里。”但做叶嘉莹的学生可并不容易。“跟我做学生就得吃亏。”发论文，她不肯打招呼;找工作，她不为学生谋福利。因为她坚信诗词不能沦为应酬和歌功颂德的作品。

1991年，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1993年，她担任该研究所所长，捐献出自己的一半退休金，约合人民币90万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

定居南开后，叶嘉莹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家中的小客厅里，她每周给学生上一次课，逐字逐句地帮学生批改论文。她的听力不如往昔，上课时学生发言，需要坐得离她近一点，声音大一些。

她增加自己在祖国各地讲座讲学的频率。她说，“我要做的就是打开一扇门，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现在，叶嘉莹依旧坚持站立讲课。每每讲起诗词，这位素衣华发的老人便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她在《给孩子的古诗词》一书里这样说：“有人问我，以后还会有人喜欢古诗吗？我说，只要古诗存在，一定有人喜爱它。诗歌里有生命，你不会知道千年后还有人读了你的诗歌，会感动。诗词有生命，读诗词能让人有心灵的力量。”

“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一个小男孩曾问叶嘉莹：“什么是诗？”叶嘉莹反问：“你的心会走路吗？”小男孩疑惑地摇了摇头。叶嘉莹笑了笑，问男孩：“你的故乡在哪里？是否想念那里的亲人？”男孩回答：“远在河南开封，常想爷爷奶奶。”叶嘉莹点头说：“对了，想念就是心在走路，而用美好的语言将这种想念表达出来，就是诗，所以‘诗就是心在走路。”

在一篇文章中，叶嘉莹提出过“弱德之美”的概念。她说，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你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

“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如果不是满头银发和满脸皱纹提醒着岁月的刻痕，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倾听诗歌朗诵时，她轻摇折扇，兴味盎然;点评诗歌诵读时，她气定神闲，即兴吟诵。声音清亮，精神矍铄，谈兴仍健，在她的娓娓道来中，中國古典诗词音如钟磬，悦耳动听;过往人生世事空明如镜，并不如烟。

与诗词结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924年农历六月初一，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那一年，吕碧城41岁，林徽因20岁，陆小曼21岁，萧红13岁，张爱玲3岁……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才女辈出的“黄金时代”——襁褓中的叶嘉莹根本不会想到，有朝一日她会以中国古典诗词“女先生”的身份跻身于这些传奇女子之列。

3岁懵懂背诗，《论语》开智，四书启蒙。真正让叶嘉莹再难弃的，却是流光婉转的中国文学史里那一阕阕美妙缱绻的诗词。浩瀚斑斓的诗歌长卷中，灵之来兮如云，聊逍遥兮容与。

一生读诗、释诗、写诗、教诗。命运的红线，将诗词轻系在她手腕，悄悄打了个死结。

“诗词声调，平平仄仄，吟诵久了，自己就会作诗了”，15岁那年，叶嘉莹曾亲手移植一丛绿竹到自家院里，这本属平常事，但不寻常的是，她拿起毛笔，不小心露了点才情，成了一首《对窗前秋竹有感》：“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舞勺之年所作诗作，虽稍显稚嫩，但已大有“清新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格雏形。

因生于荷月，叶嘉莹便得乳名“小荷”。自古以来，“荷”因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而成为文人墨客争相吟咏的宠儿。叶嘉莹不仅爱荷，更以荷的品格要求自己。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1940年，在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祖国大地上，16岁的叶嘉莹写下一首《咏莲》诗，开启了她作为“士”的一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年龄稍长，叶嘉莹对李商隐的诗所传达的人生况味有了更深的体悟。

“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5年前，年届90的叶嘉莹，决定定居南开大学，身体不允许她再两地奔波讲学了。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叶嘉莹说，自己的一生都很被动，唯有回国这件事例外。

40年前，54岁的叶嘉莹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学校订阅的《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的消息，她立即给中国政府写信申请自费回国讲学，不要任何报酬。次年得到批准，此后，两地奔波授课，她开始了长达30余年“候鸟”般的人生旅程。

这一决定并非突然。早在1974年，中国和加拿大建交不久，叶嘉莹迫不及待回国探亲，并写下一首长达1800多字的长诗《祖国行》，感情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歌行体第一长诗。“我不是要故意写那么长，只是因为离开祖国20多年，回来探亲，非常兴奋，就情不自禁把一切见闻都写了下来。”

“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生于战乱，执鞭杏坛、渡海赴台、远赴北美，半生颠沛流离，饱经人生离乱，她说，“经过一次次大的悲痛苦难之后，我明白，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我的终极追求。我要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回国教书，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一生忧患不断却依然乐观处世，成就斐然却仍旧心思纯净，这位“穿裙子的士大夫”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受益者，如今鲐背之年，她依然是中国古典诗词最坚定的传播者和传承人。她说，“我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递给下一代。”

“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她说，“我读书、写稿，把中国诗词里美好的诗人品格、修养挖掘出来，把他们的理想、质疑和持守传达出来，让年轻人不至于在这杂乱的尘世之中迷乱，认清人生最宝贵的生活理想，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近年来，叶嘉莹致力于“吟诵”的抢救和推广。“吟诵是诗歌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兴之所至，竟不自觉地示范起来。她反复叮嘱后学，一定要从平常读的时候，就把诗歌声调之美读出来。

如今，她穷毕生之力播撒下的诗词种子，早已生根发芽，遍地开花。

2019年9月10日，第35個教师节，叶嘉莹再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目前她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用于中华古典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该文参考贾平凡、 王希、 丁宁、 康朴、 张瑞玲、杨月等文章，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