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对殖民文学经典、殖民历史等进行后殖民改写已成为20至21世纪西方文学中的重要现象。墨西哥文学巨匠富恩特斯的短篇集《柑橘树》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本文以其中的短篇小说《两个美洲》为研究对象，结合殖民文本，通过分析小说中殖民者形象的解构、对《航海日记》的戏仿以及历史改写中的乌托邦构建，追溯小说的后殖民改写印记，解析富恩特斯对西方殖民文本进行改写的运作机制。

【关键词】 后殖民改写 墨西哥文学 富恩特斯 短篇小说

文学理论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转向”，后殖民主义就是这次转向的理论成果。詹姆逊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性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而后殖民改写正是历史再文本化的方式之一，也是后殖民主义作家夺回话语权的策略之一。后殖民主义作家以改写历史的方式，在颠覆官方历史宏大叙事的同时，揭示出殖民者进行殖民时所仰仗的道德依据是建立在线性时间观上的发展观。

二十世纪的墨西哥文学作品大多通过解读历史，阐释社会现实。该国的文学巨匠富恩特斯笔下的作品几乎都与美洲历史有关。199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橘橙树》集中展现了作者对美洲的发现与征服的思索，构成其“时间的年龄”系列作品之“创立的年龄”。收录其中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两个美洲》以“地理大发现”为情节切入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颠覆性的后殖民改写。作家虚构出另一个美洲，与历史的美洲彼此映衬。在改写历史的过程中，作家一方面消解了西方历史话语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其重读历史的创作行为本身也是对权威话语的挑战。

1.解构殖民者形象

人们对哥伦布的一生作过诸多研究，但对其出生地至今尚无定论。“哥伦布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事实上我们对他的生平并不十分了解，人们对他的所谓壮举也评判不一。” 官方历史对其的记载是有限的，而这一有限性却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在现代小说中，这一形象被多次诠释。美国印第安作家维兹诺曾在小说《哥伦布后裔》中重塑了这一形象。拉美作家阿莱霍·卡朋铁尔的《竖琴和影子》与阿贝尔·波赛的《天堂之狗》中也出现了哥伦布式的人物。

在殖民者书写的历史中，哥伦布以“先进”文明的使者姿态面对土著居民，他在《航海日记》中这样描绘本土印第安人：“他们不穿衣服，也没有武器和法律。他们不属于任何教派”。在这位来自欧洲的探险家看来，美洲土著人是一群一无所有、物质匮乏的异教徒，依然处于蒙昧、落后的原始阶段，“他们如同一张白纸，等着西班牙人和基督徒去书写”[3]。哥伦布断言自己可以“赢得他们的心，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的信仰……他们应该可以成为合格的仆人，因为他们很快就会重复我们说的话”。[8]哥伦布从一开始就肆意剥夺了他者的主体性，把自己和印第安人定位在主仆关系中。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殖民者将二元对立当做理解世界各种关系的人为预设。对于殖民者而言，印第安人和白人、文明和野蛮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项。所谓“优越”的一方必须处于绝对的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在小说《两个美洲》中，富恩特斯解构了哥伦布的殖民者身份，同时也消解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二元对立。

几百年来，西方传统历史话语将哥伦布美化成美洲历史的开创者和现代文明的使者。另一方面，遭受殖民痛苦的本土印第安人更倾向于把哥伦布看作投机、贪婪的反派人物，是带给他们疾病、贫穷、饥饿等无尽灾难的罪魁祸首。在小说《两个美洲》中，富恩特斯摒弃了这两种极端的评价，从人物的心理入手，对其内心世界进行了想象。小说中，幼时的哥伦布在接受母亲的哺乳时，产生了地球是一只梨的想象。有时他又将地球想象成女性的乳房。“我总是将世界看成一只梨，它圆圆的，只有梨的柄部是凸出的，那里是最高点。又像一个女人的乳房，乳头处是最高点，也是最接近天空的位置。”而之后的旅程也成了他对童年回忆的追寻。在登陆安迪利亚岛之后，哥伦布只身一人，手无寸铁。他受到了当地土著的热情招待。“我从口袋里掏出柑橘树的种子，我们一起将它们播撒在了天堂海湾的山谷。柑橘树在这里比在安达卢西亚生长的更好，叶子鲜亮，花朵芬芳......我重获了自己的生命，重获了永恒的青春。我成了一个不知羞的孩子。可以永远吮吸甘甜的果汁。”[4]富恩特斯笔下的哥伦布不再是那个印第安人眼中的始作俑者，而是和他们共同播撒了文化与和平的种子。历史上的哥伦布对金钱的野心也在此化为对童年的回忆。哥伦布的殖民者形象被解构了，转而成为一个播撒和平的使者，成为不同文化相互沟通融合的桥梁。

不仅如此，小说中的哥伦布是一个无助的流落者。他接受了印第安人的馈赠和热情的款待。因此，抵达新大陆之后，小说中的哥伦布决定保护这个人间天堂。富恩特斯笔下的哥伦布曾亲眼目睹非洲黑奴贸易的场景，并决心凭自己的努力避免悲剧重演。小说中的哥伦布将新大陆所处的时代视为黄金时代，而将欧洲视为铁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吗？我可以延缓它的到来吗？我能延缓多久？我会将这些善良、赤身裸体的人们交给奴役和死亡吗？我决心决口不谈......”[4]《柑橘树》中包含着作者对历史的假设和想象。在小说《两个美洲》中，哥伦布的殖民者身份被作家解构，从一个掠夺者转变为保护者。而伴随其殖民者身份的消解，优与劣、野蠻与文明的界限也变得模糊。

而小说中的哥伦布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国籍问题。哥伦布的国籍问题是在1892年新大陆发现四百周年的时候被提出的，居住在美洲新大陆的一些意大利裔美国人认为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而甚感自豪，而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哥伦布是西班牙犹太人，还有人认为他是希腊人或者葡萄牙人。也有研究者认为他可能是一个西班牙的犹太人。而哥伦布本人生前曾在他的记叙中说自己是一个来自西班牙以外的外国人。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在小说的开头，他表示自己是热那亚人：“人们不把我们热那亚人当回事......在佛罗伦萨人眼中，热那亚人是不值得信任的。”而在后文他又说：“我不是加泰罗尼亚人，不是加利西亚人，也不是马略卡岛人，也不是热那亚人。我是塞法迪犹太人。”[4]小说中的哥伦布在记忆中始终保留着两件事，一个是“我父母的祖辈在托莱多犹太人区的房子的钥匙”。[4]另一件事是祈祷。“我们所有的塞法迪犹太人都在旅途中携带着它，并将它钉在我们衣柜的门上。”[4]

《两个美洲》中的哥伦布不再是顶着“伟大航海家和探险家”头衔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与印第安人一样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殖民者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被打破。历史中哥伦布身份的不确定性，在富恩特斯笔下确定了下来;而历史中确定的殖民者身份，却在小说中遭到否定。这种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对话，打破了西方历史的霸权神话，赋予了历史以更多的可能性。

2.对《航海日记》的戏仿

哥伦布笔下的《航海日记》是富恩特斯在《两个美洲》中改写历史的依据。《航海日记》在欧洲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其原因是他们渴望了解那块刚被发现的新大陆。自新大陆发现后，对旧大陆来说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化。奥维耶多认为《航海日记》开启了殖民地文学的先河。而赛莱纳则认为，“也许哥伦布不是第一位殖民地文学作家，但他的确是用语言记录新大陆的第一人。他使我们第一次有了对美洲的认识，这一认识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编年史作家和欧洲人塑造的美洲形象。”

历史上的哥伦布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他在航海日志里大肆渲染“随处可见”的金子，“每页日记里都不厌其烦地显示有黄金存在的迹象”[3]。哥伦布如此夸张甚至虚构的故事是为了获得西班牙国王和其他资助者对航行的支持。“黄金是他呈给国王的胡萝卜，好让国王同意给他出资”[3]。他在航海日志里大肆吹唬根本不存在的财富：“至少能在五十多条小溪和河流中能找到金子，目力所及之处都能找到金子”。他甚至编造危言耸听的故事：“有一种独眼人，另有一种犬嘴人皆嗜食人肉，这些怪物凡捉到一人，即割下首级吸取鲜血，有时还割下人的生殖器。”，以滿足听者的猎奇心理。在小说中，富恩特斯对《航海日记》中的种种记录进行了戏仿。

富恩特斯笔下的人物深谙自己所属的那片大陆的“贸易野心和无节制的贪婪”[4]，于是他凭空捏造了许多关于新大陆的假象：“我将那连篇的假话放进瓶子里，丢入了大海。里面有各样的谎言。我讲了讲美人鱼和神话中的女战士、金子和珍珠、山珍海味和鲨鱼。但是我也讲了些真话，讲了讲这里的河流和海边、山林、农田、瓜果、鱼类、善良的人类。天堂就在这里。”[4]他将瓶子扔进大海后，“确定永远没人会捡到它，即便捡到了，人们也只能看到一个疯子的满纸胡话。”[4]可见，小说中与历史上的哥伦布以同样虚构夸大的方式，写下了相似的内容。然而，小说中，哥伦布承认自己当时并不了解“同时代人的猎奇心理。神话的外壳可以掩盖和美化人们对金钱的狂热追求。金子，得藏在食人族和野兽守卫的深深洞穴中;珍珠，得是在有三个乳房的美人鱼唱歌时才显现的;透明的海，下面得有长着三个生殖器的鲨鱼游动”[4]而类似的内容在《航海日记》中也屡屡出现。在富恩特斯笔下，小说中的人物仿佛读过历史上的哥伦布所写的日记，两者在文学作品的虚拟世界中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历史上的哥伦布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财富的狂热幻想，在《航海日记》中将新大陆虚构成马可波罗笔下的样子;富恩特斯以其为依托，又虚构了另一位哥伦布的故事。真实的哥伦布与虚构的哥伦布遥相呼应，彼此间形成了一种对话。与此同时，小说与现实世界环环相扣，历史事实和虚构之间甚至没有明显的界线，作家似乎有意让读者迷失在一个个或真实或虚构的文本中，以戏仿的方式解构殖民话语的权威，挑战所谓历史真实的可信度，旨在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建立去中心化的关系。

3.在历史改写中寻找乌托邦

小说中的安迪利亚岛与历史上的新大陆在时空上有所不同。“安迪利亚是一块间歇性出现和消失的岛屿。我不知道这样的变动有着怎样的规律，我也不想知道。”[4]就这样小说中的哥伦布在岛上生活了几个世纪。在二十一世纪，日本人诺姆拉先生凭借高科技找到了这里。对于日本人的到来，哥伦布颇为自嘲地说：“我没有到达日本，日本却找到了我。”[4]

而此时的岛外世界已是满目疮痍：“地球上有六十亿人口，东西方的大城市处在毁灭的边缘。”[4]现代社会的人类欣喜地发现了这个人间天堂，并意图将它据为己有。诺姆拉先生对哥伦布说：“全世界都将会感谢您，为这最后一个最伟大、最独特的地球再生地，这片新大陆。在这片美丽的海滩，您和您的子孙后代可以将污染、罪恶、城市的没落抛在脑后，好好享受这个没有污染的地方——天堂股份有限公司。”[4]在安迪利亚岛成为天堂股份有限公司之后，这里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大自然也遭到破坏。小说中的哥伦布最终没能改变新大陆在历史上的结局。

历史是无法更改的，却是可以想象的。富恩特斯在《两个美洲》中通过想象历史，探索了过去的可能性，同时也消解了西方话语掌控下的所谓大写历史的权威，打破了殖民者对话语的垄断。对历史的解释也不再是单一的殖民地宗主国视角，任何人都有了平等看待历史的权力。被殖民地人民也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以更为积极、开放的眼光看待历史。

无论是历史上欧洲人所憧憬的乌托邦，还是小说中虚构出的安迪利亚岛，最终都走向了幻灭。人间天堂还是无可挽回地步入了铁器时代。乌托邦的本意是“乌有之地”，它只存在于人类的理想之中。而富恩特斯在《两个美洲》中却构建了真正的乌托邦，那是一个各个民族能够平等对话的世界。在小说的结尾，哥伦布离开了安迪利亚岛，乘飞机飞回了西班牙。“回到欧洲，我将会发现什么？我将再次打开家园的大门。我将再一次播撒柑橘树的种子。”[4]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收复与反征服，被围困的天堂，辉煌与没落，抵达与出发，出现与消失，回忆与渴望中的乌托邦......”[4]这一切不断上演。而文化将人类串联起来。就像贯穿该短篇集中的柑橘树一样，在不同的时空中流转，给人以生生不息的希望。

尽管安迪利亚岛成为了现代社会所谓进步法则的牺牲品，但象征文化融合的种子却被哥伦布带了回来。欧洲中心论下的二元对立抹杀了不同文化平等交流的可能。正如哥伦布所言：“欧洲怎么会明白存在着一个和他们创作或学习的历史所不同的另一个历史呢？”[4]与此相反，印第安价值观更倾向于把西方人归纳的对立双方看成互补、和谐共存的整体。而只有不同文化平等共存、彼此包容，人类才能找到真正的乌托邦。小说《两个美洲》既包含对殖民历史、殖民文本的颠覆，也体现了富恩特斯的世界大同理想。

结 语

富恩特斯并未忘记土著群体被压迫、被掠夺的殖民史，也没有背叛历史、站在殖民者一边。通过对历史的后殖民改写，作家揭露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和话语结构，从而摆脱了殖民话语的权力陷阱。同时也为美洲提供了回望历史的另一种姿态。

【参考文献】

[1]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OVIEDO， José Miguel，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De los Orígenes a la Emancipación，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5

[3] 茨维坦·托多罗夫. 征服美洲：他人的问题. 卢苏燕、陈俊侠、林晓轩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 Fuentes， Carlos. El naranjo， o los círculos del tiempo. México： Alfaguara Literaturas. 1993

[5] Oviedo， José Miguel，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De los Orígenes a la Emancipación，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5

[6] Columbus， Christopher. The four voyages of Columbus. Ed. And Trans. Cecil Jane. New York： Dover. 1988

[7] 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 哥伦布航海日记. 孙家堃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8] Vizenor， Gerald. The Heirs of Columbus. Hanover： We sleyan UP. 1991

作者简介：穆孝妍 （1995年—），女，汉族，黑龙江人，研究生在读，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