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思想中的“个人”哲学构建

2019-10-30毛悦梅

北方文学 2019年27期

毛悦梅

摘要：“个”的概念是鲁迅“立人”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神思宗”的影响下，鲁迅笔下的“个人”概念逐渐丰满起来。对精神自由、自我意志的追逐使得鲁迅能自觉把个人具体性、主体性原则运用于批评实践和小说创作中。“个人”哲学与物质文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虽有相悖之处，但在“实用理性”的前提下，鲁迅得以将反现代的“个人”融入现代历史中。

关键词：个人;鲁迅;民众;民主

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从留日时期开始。在异国新鲜，多元的思想文化氛围里，鲁迅从中汲取营养逐渐构建起了自己的“立人”思想体系，“个人”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不同于利己主义者，鲁迅的“重个人”所要求的是真实、自主的“个体”，追求的是摆脱任何意志压抑下的精神自由。并且“有为而作”的创作精神使得鲁迅在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中能自觉融入“个体”哲学。

一、“新神思宗”下的“个人”构建

鲁迅笔下的“个人”首先是真实的，具体的人，而非抽象意义的、观念上的“民众”，是区别于他人的独特自我。任何形式的权利来源，不管是国家力量、法律制度、道德规章都不能凌驾于“个体”之上。“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个人”应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国民”和“世界人”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抽象出来的概念，这种空虚的概念约束和支配着每个“自我”，一旦对其质疑或反抗，遭受的是其他“国民”的压制和社会意志的排斥。因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谓的“平等”是建立在对“个体”的专制之上。对于大众来说，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的，但当面对“个人”时，却时常讽刺和压制，个人的意志在这种“以众虐独”的摧残下逐渐被磨灭。鲁迅批评了民族主义中虚伪的“平等与自由”。这种真实的“个人”思想受到了斯蒂纳的影响。在斯蒂纳看来，个人是不受任何压制和束缚的自由之人，是“唯一者”。国家意志、他人意愿都不能凌驾于自我之上。《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用“谓真之进步，在于己足下”“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来说明斯蒂纳摆脱一切非“个人”思想控制的理念。因此在反对众意对自我压制的方面，两人具有一致性。此外，鲁迅认为法律是“众意”的表现形式之一，只有拒绝履行义务才能彻底摆脱法律的管控。对国家权力意志、法律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反对表明了鲁迅一定程度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鲁迅所说的“个人”也指有超凡才能的“一二天才”。这一思想受到了尼采“超人说”的影响，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称尼采为“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的人，对于他的“超人”哲学有过详细的解释。而对尼采的哲学的借鉴与鲁迅留日期间当时日本的社会环境、文化思潮有一定关联。根据伊藤虎丸的描述，鲁迅留学时期正处于日清、日俄战争之间。甲午中日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知识分子的民族自豪感大增，对社会发展抱有美好的期待。但另一方面，在底層人民血泪上积累起来的“产业社会化”，又使得知识青年开始质疑和批判之前期待过高的现实社会。正是在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暧昧社会心理基础上，促使了同样对资本主义持疑虑、否定态度的尼采哲学在日本的盛行。在尼采哲学大行其道的社会氛围中，《文化偏至论》等文章里对尼采的介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较于天才迁就庸众，鲁迅认为应该用“英哲”来引领大众。“属望止一二之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天才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在鲁迅笔下得到了充分展示。有卓越才能的先觉者更容易发动变革影响社会进程，例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就率领了秦朝末年的起义运动，影响欧洲进程的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但鲁迅所描述的天才与民众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统治者的危机感使得天才被扼杀，普通民众的无知和沉默也是杀死天才的有力帮凶。因此，天才处于危险的社会环境中，前途是黑暗，那种孤独感和特立独行也成为必然。这种“英哲”和“国民”之间的对抗关系也使得民主政治中的“人人平等”必然成为鲁迅笔下的批评对象。

鲁迅所确立的“个人”要有主体性，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深邃的思想力。相对于物质文明，人的能动性才是根本，一味追逐武器、财富、制度而缺乏强大的思想力，那么优质的物质资源也会很快耗尽。物质文明追求的过程中，“个体”必会受制于外在客体而失去主动性。而要追求“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的精神自由，个体就必须摆脱客观世界的约束和制约来适应自我的主体性要求。“人各有己”所要求的是“个人”对自我要有清晰、深刻的认知，而精神发展也是处于自身的审视之中。当“个人”内心的“光曜”一旦发出，“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1），自我的精神自由得到满足后，便能影响他人，从而引发群体的觉醒。除了深刻的自我认知以外，“洞瞩幽隐”“趣于我执，刚愎自主”也是“个人”所需要的品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的摩罗诗人大都刚健、不屈不挠，态度诚挚，不被世俗所影响，是能使国家强盛起来的“英哲”。只有强大的意志力支撑才能无忌于世人眼光，公正的做出判断，不被他人是非所影响，“人类尊严，于此攸赖”而这也正是人类尊严所在之处。

鲁迅的“个人”思想受到“新神思宗”的影响，在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背景下，“个人”真实性、主体性的构建和封建政统、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平等自由原则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的美好意愿只有在“尊个性，张精神”的前提下“人”立后才能实现。而“有为而作”的创作理念、“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创作目的，都使得鲁迅能自觉把“个”的思想投入到批评实践中。

在封建政治受到外来势力压制而产生危机时，希望实业救国的洋务派和期待政体改革的维新派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主要选择，坚船利炮和民主政治也被当做救命绳索。而鲁迅认为这是文化偏至后的结果，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大多数人只是“借新文明之名，大遂其私欲”。在坚船利炮救国说的面前，鲁迅认为把精良的武器交到孱弱国民的手中，他们是不能胜任的，仍然是僵死的结局。而以武器优劣比较获得的是国家力量大小的判定，中国的危机在于人心的僵死、文化的落后，武器的精良只是多给枯死的树木增加外壳而已。只有“掊物质而张灵明”（2），开发人的智力，摆脱愚昧落后的思想，启发人的精神，培养坚定自主的内心，才能真正开化国民。当无知和愚昧消除之后，精良的装备也就指日可待了。而对于那些想要学习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主张是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换取“众意”的无耻行为。当所主张准则的可行性还存在疑问时，质疑者就已经在张扬“平等、民主”的大众面前变成了“野人”，并坐实了有“辱国害群”的危险。这样少数服从多数的主义在鲁迅看并不恰当。因为“多数”是一群“并无才能”“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他们有的只是盲目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人云亦云聚集起来的空想往往是国家竞争失败后不能改进的原因。而真正“有几分狂气”往往能产生新思想的“个人”却遭受着“国民”的“进而杀之”。“个人”与“国民”之间的强烈对立成为鲁迅批评实践的重要内容。古代的帝王专制只是一个人的暴政，而现在的“国民”每一个都是皇帝，“能肥己时就肥己，可以称尊处就称尊。”（3），国家因此只能成为“沙邦”，黑暗的社会现实不仅使铁屋子更加牢固，先醒来的“个人”也处于更加痛苦艰难的生存处境中。“个人”的恶劣生存环境，“个人”与“国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成为鲁迅诉说不尽的话题。

二、现代历史中的“反现代个人”

鲁迅在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个人”哲学，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实业救国”“政体改革”等做法只是从外部入手而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对于物质文明、民主政治、国家权力、群体意志等进行了否定性批判，但以“民主”“科学”为大旗的启蒙思潮正是以“群体”为核心来构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最终是为启迪大众、开化民智而服务。鲁迅的“个人”与“国民”启蒙思潮完全按照相异的路线发展，得出的也是互相矛盾的结论。并且，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也成为纠结所在，“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4）人道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冲突撞击着鲁迅的内心。但他还是被庞大的启蒙思潮所接纳，并影响着无数的青年知识分子。

鲁迅的“个人”理论体系能适用于现实社会的需要，得益于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实用理性”精神。“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5）当“个人”的主动性得到释放，獲得真正的精神自由时，也会带动其他自我进而影响国家，最终达到独立自主的“国立”状态。这就说明，“个人”哲学不只是空洞的抽象封闭性概念，而是面对社会实践敞开的。鲁迅所构建的“个体”并非狭隘自私的“唯一者”，而是拥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精神的“社会人”。它与害人利己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对既不利他又不利自我、国家的节烈观念进行了否定性批判，并且希望自我和他者都能“勇猛向上”，发出了“除去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的呼声。鲁迅给“个人”注入的人道主义内容使得人的主体性追求成为利己利人的“人国”道德准则。在非理性主义基础上构建的“个人”哲学被纳入了理性的历史之中。“反现代”的个人也融入到了现代历史的发展洪流里。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构建不仅推动了五四时期的历史思想发展的大潮，而且开启了鲁迅后续的创作主题。“个人”与“国民”之间的尖锐对立不可否认，群体的暴政和压制使得个人生存极为艰难，发出的“内曜”之声很快就淹没于黑暗之中。自我与大众的隔膜使得“个人”只能处于孤独寂寞的境地，被失望、恐惧、绝望等情绪所裹挟，孤异成为“己”的生存常态。而“个人”的主体性又决定了反抗成为必然，向死而生是唯一选择。“个人”的构建成为了鲁迅之后在《野草》中“孤独个体”和“反抗绝望”主题的呈现基础。

鲁迅通过“个人”的构建，力图把个人利益和“国民”利益、个人自由和社会解放、客观实际和主观能动联系在一起，形成有益于“人国”建立的新的伦理规范。“个人”孤独、黑暗的生存环境也为后续“反抗绝望”的主题升华提供可能，但先觉者既要“呐喊”就难免牺牲的吊诡真相使得鲁迅陷入精神创伤成为在所难免。

三、结语

在非理性主义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个人”哲学，以“己”的真实性、主体性来对抗物质文明、封建政统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对精神自由、自我意志的追逐使得鲁迅自觉运用“个人”哲学来指导批评实践和创作实践。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强烈对抗中，鲁迅对思辨内容的实用理解使得反现代的“个人”能够融入现代历史之中，并为之后“反抗绝望”的生存哲学提供可能。

注释：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9页。

鲁迅：《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2页。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5页。

鲁迅：《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70页。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6页。

鲁迅：《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7页。

鲁迅：《沙》，《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64页。

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5月），《书信》，《鲁迅全集》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93页。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6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