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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历史园林复建研究系统综述

2019-10-29顾至欣

中国园林 2019年9期
关键词:园林历史

顾至欣

张青萍*

历史园林作为文化与自然结合的独特艺术品[1-2],展现了社会综合因素影响下人类自然观的发展与演变。《佛罗伦萨宪章》指出历史园林是“从历史或艺术角度而言,民众所感兴趣的建筑和园艺构造”,并将其认定为单独的文化遗产类型。此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园林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观赏游憩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综合价值[3-6]。然而,因为自然侵蚀、人为破坏以及社会变迁等原因,历史园林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亟须关注和保护[7]。园林复建已被证明是促进历史园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8-9]。园林复建的概念与特点[9-10]、复建标准与依据[11-12]、复建方法[7,13-14]以及复建效果评价[15]等问题被广泛讨论;然而,定义与内涵的模糊[9]、历史园林与社会环境的脱节[3,16]以及复建效果的争议[17-18]等问题也暴露出来。在遗产保护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理应借鉴国外历史园林复建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园林遗产传承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方法

选取《佛罗伦萨宪章》颁布之后,即1983年以来的文献来反映园林复建特点,进而分析历史园林的复建理论与实践发展。为提高文献质量,从Web of Science、Scopus和Science Direct数据库中检索经过同行评议的英文期刊论文。《佛罗伦萨宪章》指出,历史园林“适用于不论是正规的,还是风景的小园林和大公园”[6]。因此,将历史园林或历史公园(historic garden or historic park)作为关键词。通过预检索与专家咨询,选定“复建”(restoration)、“修复”(rehabilitation)、“重建”(reconstruction)、“革新”(revitalization)和“复兴” (renovation)等近义词来涵盖复建概念。通过关键词检索、文献阅读和内容筛选,得到入选文献36篇。最后,选取作者、发表年份、研究案例、案例所面临的挑战、复建概念、复建标准与依据、复建方法,以及复建效果等内容进行信息提取与系统分析,并探索文献背后的内涵与规律。

2 研究内容

2.1 研究概述

图1 研究文献发表时间分布(检索时间:2018年6月23日)

表1 研究文献内容分析

首先,历史园林复建研究整体发展较慢,但由于研究对象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优化,2012年以后发展有所提速(图1)。其次,该研究领域具有全球性。来自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20个国家的案例被36篇文献所研究,其中英国(6篇)、美国(3篇)、加拿大(3篇)、俄罗斯(3篇)、伊朗(2篇)等国家的相关文献较多,展现了这些国家较为先进的复建研究水平。近5年韩国、波兰、墨西哥等国家的研究案例开始出现,说明该研究领域正在全球拓展。最后,通过文献归类分析发现历史园林复建的定义与内涵、历史园林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复建标准与依据、复建方法,以及复建效果5个主要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分别为8、30、27、34和20篇(表1)。其中的30篇文献关注了3个以上研究领域,说明各研究领域间联系紧密。

2.2 历史园林复建的定义与内涵

8篇文献从复建目标、观点、方法与内容等方面对历史园林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与对比。首先,“复建”与“重建”都以恢复园林历史风貌为目标,但“复建”更加严谨。博米尔(Burmil)认为复建工程应当依据历史文献并采用原有材质进行,园林景观与功能都应保持原状[11]。相反,“重建”则允许大规模的实体改建[26]与功能革新[2],历史要素与原真性往往被忽视[9]。因此,鲁宾和拉考尼斯(Rubene &Lāčauniece)将“重建”定义为“复建”的极端形式[2]。其次,“复兴”“革新”“修复”主要以维护历史园林现状为目标,注重功能更新多于实体修复。“复兴”提倡原有功能的恢复与提升,“革新”则注重更新园林功能以适应社会需求[2],而“修复”含义广泛,既包含对原有功能的保护[11,26],又包含新功能的引入[9,26]。同时,学术界对部分定义内涵存在分歧。例如,霍尔布鲁克斯(Halbrooks)认为应当去除不属于复建目标时段的园林要素以突显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26],而这与《佛罗伦萨宪章》尊重园林发展过程的原则相违背。事实上,历史园林复建研究起步较晚,定义与内涵还不清晰[22],这既是历史园林复建的特殊挑战,也是未来研究发展的方向。

2.3 历史园林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现状问题与挑战分析是历史园林复建的基础[26,34]。共有30篇文献分析了历史园林所面临的物质损坏、生态衰退、功能失当与文化丧失等问题。物质损坏是历史园林面临的首要问题。首先,园林建筑与景观的损坏最为明显。匈牙利阿塞特和达岑克公园[20]、巴基斯坦夏利马尔花园[1]以及纳瑟里时期的伊朗园林[39]等园林遗产多已沦为废墟。其次,基础设施老化使历史园林无法适应当代功能需求。交通系统的混乱阻碍了罗马尼亚伊丽莎白王宫花园休闲活动的开展[31],而给排水问题则影响了加拿大新渡纪念花园的景观效果[15]。此外,园林空间扩张[17]、空间缩小[39]以及破碎化[37]等空间结构的变化也削弱了园林的历史风貌。例如,立陶宛特拉库公园的空间变化改变了公园原貌,削弱了使用者对公园历史的感知[34]。

主要由植物构成的历史园林对生态变化更为敏感[27],而植被破坏[35,38]、生物多样性丧失[6]、外来物种入侵[7,24-25]等生态问题则是其面临的重大挑战。例如,墨西哥博达花园疏于乡土树种管理,导致19世纪的园林植被难以再现[38]。英国布莱尼姆公园的古代橡木林被悬铃木种植工程所取代,成为自然保护的棘手问题[7]。同时,污染问题对历史园林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11,13,35],博米尔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会给园林植被带来持续性损害[11]。廷普森和曼丽(Timpson & Manley)发现接近伦敦交通重污染区是卡蒂沙克花园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13]。

功能失当表现为园林功能异化、过度使用以及园林中的犯罪行为。不恰当的功能转换导致历史园林功能异化。例如,伊朗埃尔戈利花园被改造为主题娱乐公园,减弱了原有纪念公园的氛围[17]。历史园林的功能转换大多出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驱动,而过多的游客给历史园林带来了极大的承载压力,导致环境与设施被破坏[6,14,17]。更糟糕的是,历史园林中还存在犯罪行为。例如,英国园林中的偷窃事件[27]、加拿大克利夫公园的毒品贩卖与卖淫行为[23]为历史园林增添了社会问题。

文化丧失将会导致历史园林原真性表达与理解的偏差。后藤(Goto)在对美国日式漫步花园的调查中发现,该园林虽然景观环境保存完好,但缺乏日本文化精神,应被视为文化废墟[15]。同时,物质损坏与功能失当都会导致园林历史记忆的丧失。瓦赫瓦格和东格尔(Wahurwagh &Dongre)感慨于印度布兰普尔历史园林的衰败,认为由于记忆丢失,当前的园林只是继承了历史园林的名称而已[14]。

2.4 历史园林复建的标准与依据

历史园林复建的标准与依据决定了复建的方向。通过对27篇文献的梳理,可以将复建标准分为2类,即以历史风貌恢复为目标的历史复原论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导向论。历史复原论者认为园林复建应以历史风貌的准确性与历史价值的完整性为标准,避免用后人的想象替代客观事实[19]。学者们重视实地调研与文献研究以获得翔实的复建依据。园址的考古学、地形学调查[22,26]与水系、植被分析[21]常见于复建论证之初,遥感航拍[25]与激光测绘技术[21]的应用更加深了学者对遗址的了解。文献资料也是园林复建的重要依据。设计原稿、历史照片、历史档案等官方记录[19-21,26]以及绘画、诗歌、居民口头记述、书信等民间资料[11,19,26]均作为历史佐证被予以采信与参考。除了调查历史园林本身之外,塞尔斯(Sales)指出法规条例与遗产保护宪章是园林复建的重要参考[22],德维基尼(Deveikiene)认为原设计师生平与相关作品研究对园林复建也具有借鉴意义[34]。

发展导向论者认为完全依照历史风貌进行刻板复建并不现实[7,37],在继承历史精神与风格的基础上[9,40],复建更应考虑园林当代功能的适应性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复建依据不仅包括对园林历史的调研资料,也关注当代社会环境情况。区域空间演变历程与土地利用分析可以帮助历史园林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从而实现遗产活化利用[7,13]。例如,韩国广寒楼苑复建中分析了20世纪以来园林的周边空间与城市区域变迁情况,从而拟定了园林未来建设发展方案[16]。历史园林的未来发展还需适应当代使用者的需求。因此,园林使用者行为分析、旅游市场发展报告、园林功能分析等也被作为复建依据。例如,加拿大克利夫公园详细调研了公园使用者日常行为规律,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23];波兰耶莱尼亚古拉山谷则依据当地旅游市场发展拟定复兴计划,实现历史园林经济与品牌效益的提升[33]。

2.5 历史园林复建方法

历史园林复建的方法是多维度的。作为园林复建的核心内容,34篇文献从实体修复、生态修复、功能更新和文化活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历史园林的空间结构、建筑、基础设施等实体进行修复是园林复建的基础。首先,研究者对园林空间结构修复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园林空间需要恢复到历史原态来体现设计初衷[19,3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园林空间需要适应当代功能而进行优化[16,34]。其次,对于建筑与景观复建也有争论。恢复已损毁的景观是园林复建的常见做法,例如,圣彼得堡夏宫根据原有图纸与考古线索恢复了彼得大帝时期的园林景观[35]。然而,实践也表明引入新建筑可以提升园林功能与风貌。英国阿尼克花园新建游客中心与特色树屋来吸引旅游者[29]。而厄里斯和希绍(Sisa & Örsi)[20]、托特和费利安科夫(Tóth &Feriancová)[37]则认为应该去除与历史无关的构筑物来突出原真性。再次,对于景观小品[36]、交通系统[13,34,37]、给排水系统[1]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完善得到普遍认同。最后,园林复建中景观美观度的提升也被提及。例如,美国曼尼托加公园复建中,设计师对颜色、光线、材质等设计要素加以考虑,从而提升游客的感知体验[32]。

历史园林对于生态保护有着重要意义[6],对现有植被进行持续管理[22]以及保护濒危植物是园林生态修复的重要工作。例如,俄罗斯帕夫洛夫斯克公园颁布法令对濒危植被破坏行为给予处罚[25]。部分学者研究了乡土植被的恢复实践,认为其有助于增强群落稳定性[28]、重塑原有园林空间结构[31,35]并改善小气候[20]。学者对于修复中是否应引入外来植被存在分歧,其被认为既有美化园林的作用[6,39],又可能影响现有生态结构[24],并削弱原有设计意图[26]。此外,生态科技也被运用于园林复建与保护,例如,美国拉波萨达的历史园林复建中引入了太阳能设施,以便冬季植被的维护管理[24]。

当代历史园林的使用功能变化显著,原有封闭与单一的功能空间不复存在。因此,历史园林复建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服务于当地社群与旅游业发展。一方面,历史园林应该发挥公共空间作用来服务当地居民。高和迪齐泽什德瓦恩(Gao &Dietze-schirdewahn)认为历史园林复建应该维系园林与居民的联系[4];另一方面,历史园林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通过园林复建来促进旅游业发展十分常见。为打造“花园山谷”旅游品牌,波兰耶莱尼亚古拉山谷在复建中引入了纪念品商店、餐厅和酒店等旅游设施[33];韩国广寒楼苑也拟定了空间与功能更新计划来打造旅游胜地[16]。

文化活化同样应融入历史园林的可持续发展[14]。首先,学者强调历史园林场所精神与历史文脉的再现。例如,英国卡蒂沙克花园重建历史建筑并展示其背后的故事,再现了园林历史文化[13]。其次,博物馆、艺术展厅等文化机构的设立可以加深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例如,俄罗斯科萨里西诺公园将宫殿转变为多功能展厅来展示园林历史文化的变迁[40]。最后,组织民俗活动、节庆表演等文化活动是活化园林文化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大烟雾山公园组织历史节庆与传统手工艺表演来展示地方民俗[28]。这些活动增强了公众对历史园林文化的直观感知,有助于历史园林复建活动获得民众支持。

2.6 历史园林复建效果

复建效果是历史园林复建实践的最终评价标准。共有20篇文献对历史园林复建进行了效果评价,其中9篇认为园林复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6篇认为园林复建效果不佳,4篇采取了辩证的态度看待复建成效,1篇认为园林复建效果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结论。

持正面评价的学者认为园林复建实现了恢复景观风貌、促进生态恢复、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园林功能完善,以及提升社会声誉的目的。首先,历史园林复建达成了恢复园林景观风貌的初衷,优化了园林空间结构、建筑与基础设施。其次,园林复建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例如,德国伊尔姆河畔公园将周边森林与草地纳入复建规划,实现了保护地区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的目的[6]。再次,许多学者将经济发展视为历史园林复建成功与否的评价要素。英国阿尼克花园[29]、德国克利夫斯历史公园[19]、韩国广寒楼苑[16]等历史园林在复建后均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效益。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历史园林复建对园林功能的完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沙普利(Sharpley)认为复建后的英国阿尼克花园已成为人们社交、教育与娱乐的理想空间[29]。最后,社会声誉的提升也与历史园林复建关系密切。例如,丘吉尔公园的成功复建为加拿大历史园林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36]。

对于历史园林复建的负面评价主要源于原真性丧失与生态破坏2个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利益驱动与以“复建”名义进行的非理性开发导致园林历史价值丧失。例如,伊朗艾拉姆天堂园修复工程因引入过多外来植物,改变原有种植设计风格而受到批评[39]。原真性问题不仅影响园林景观风貌,同样会导致文化异化。后藤调查境外日本园林发现,复建错误不仅导致文化误解,甚至影响种族与社群关系[15]。复建不当同样会带来生态问题,例如,生态入侵与病虫害等问题出现在美国曼尼托加公园的复建过程中[32],从而有悖于公园生态化设计的初衷。

部分学者对历史园林复建的效果持辩证态度。旅游业发展对遗产保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学者既承认旅游业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也认为旅游业会对园林历史风貌与居民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俄罗斯科萨里西诺公园的旅游业发展在打造地区标志与城市品牌的同时,改变了园林的景观特色以及居民传统生活方式[40]。景观美感度与历史原真性的权衡决定了复建的评判标准。波兰耶莱尼亚古拉山谷的景观美感提升被视为复建的亮点,然而也被认为修饰得过于美丽而显得失真[33];科萨里西诺公园复建的园林艺术受到市民的称赞,但历史学家却认为堆砌仿制艺术品缺少历史氛围[40];此外,霍尔布鲁克斯认为英国斯坦海威花园的复建效果需要留待时间检验,不宜轻易下结论[26]。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历史园林复建涉及景观复原与功能更新等多个方面,概念内涵丰富且存在理解差异。其次,历史园林面临着生态、社会、文化等综合性挑战,而科学分析现状问题是园林复建的基础。第三,实践中主要基于历史风貌恢复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设定园林复建标准,详细的基址调研、全方位的文献收集、综合性的环境研究以及使用者行为分析都是园林复建的重要依据。第四,复建方法被归纳为实体修复、生态修复、功能更新和文化活化4类,成功的园林复建在于方法的综合应用。最后,园林复建效果存在争议,复建理论与方法的差异可能产生不同的复建效果及评价。可见,历史园林复建充满了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然而,综述的目的并非是展示这种复杂的状况,而是在探寻园林复建特征基础上为未来实践带来启发。因此,研究将从价值评判、活态特征、整体视角和动态变化4个方面对园林复建原则展开讨论,以期为我国历史园林传承发展提供参考。

3.1 价值评判

历史园林复建问题常源于价值评判失当。因此,科学全面的价值评判既是园林复建的重要挑战[3],也是其复建实践的首要任务。作为文化遗产,英国遗产组织将其价值分为实证价值、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和共有价值4类[41];作为市政资源,历史园林的生态价值[42],以及促进城市融合与可持续发展、激发经济活力的价值[43]也为学者所称道。然而,还应关注历史园林对使用者的意义。奥斯顿(Auston)分析了园林复建中常见的价值观冲突,批判了脱离社群讨论园林价值的现象,强调价值评判必须针对使用人群具体分析[3]。例如,哈伯德(Hubbard)发现学术界对历史原真性争论不休,但旅游者却并不在意[44];高和迪齐泽什德瓦恩发现历史园林主人并不看重园林的历史、美学与生态价值,他们珍爱的是园林给予的自由体验[4]。可见,历史园林的价值评判应当从主客观、多维度进行分析,既全面地反映历史园林特点,又能够让利益相关方表达个性化的价值观点与诉求,为园林复建打下良好基础。

3.2 活态特征

活态特征是历史园林遗产的主要特点。四季轮转、草木枯荣,园林自然要素时刻变化,赋予园林独特的魅力[45];同时,园林植物可以减轻污染、调节小气候[14],也对人们的健康恢复与压力缓解有所裨益。然而,历史园林的活态特征也增加了复建的难度。首先,园林植物不断生长,较难进行准确的绘图与记录[10],也难以进行完全的复原[9];其次,园林植物在面对污染、病虫害与生态入侵时更为敏感,需要在复建后进行持续维护。历史园林被形容为“第三自然”,其复建不仅要体现自然魅力与特色,也要考虑生态效益的发挥。活态特征的表达使其他类型遗产复建的经验在历史园林中不完全适用。亨特质疑园林植被修复中的原真性原则,认为只要景观生态效果良好,不必刻板地应用原有植被,而应当重视植被生命力的保持与长期的生态效益[46]。

3.3 整体视角

尽管历史园林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要素共同造就的产物,但其仍应被视为具有综合价值的整体加以看待[31]。正如雅克的生动比喻“修复城墙的重点是城墙整体,而不是其中的每一块砖”[9],历史园林复建的目的并不是园林某一方面的提升,而是其综合价值的实现。综述中人们关于历史原真性的探讨、复建效果的差异以及旅游业发展利弊的讨论,往往反映出基于单一视角的价值取向,而这并无益于历史园林的可持续发展。例如,追求经济效益而导致精神内涵的弱化[31]、重视生态保护而减弱了地域历史文脉[28],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实践中。事实上,每种复建理论与方法都存在自身的利弊,而复建的关键就是能够从整体利益出发,因地制宜、趋利避害地加以应用。而这种整体视角的获得依赖于前述讨论中提到的对园林价值与特征的全面理解,也依赖于融入城市规划的宏观思维[16]、广泛的公众参与[43]、多学科专家的智力支持[18]以及详尽的现场调研[45]。

3.4 动态变化

动态变化是历史园林的本质特征之一,它不仅仅体现在自然要素的季节轮回中,也同样反映在不同园主对园林的修建改造中[46]。此外,使用者行为变化[40]、社会环境变迁[13]都持续影响着园林的发展。历史园林的动态变化使其不同于其他遗产能够找到特定时间点作为复建参照[47],而更多的是一种管理变化的艺术。塞尔斯认为园林复建是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改进管理方法来保持园林与时俱进[22]。同时,园林的动态变化不仅体现在历史进程中,也应当面向未来,而园林复建就是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关键[34]。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不破坏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园林复建中适当地引入新要素与功能也是值得认可的。卡尔南(Calnan)认为小规模的创新在园林复建中必不可少[47]。例如,圣彼得堡夏宫复建中加入了视频展示设备、无线网络与现代博物馆等当代要素,起到了增进人们对园林历史理解的作用[35]。因此,动态变化不应仅被视为一种挑战与问题加以看待,而更应被看作展现历史园林特点与魅力的机遇[9],使其在变化中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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