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蕾 胡玉明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汉族，革命家、思想家，湖南浏阳人。他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是清末“百日维新”运动的著名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牺牲前，谭嗣同在狱中留下了一首诗《狱中题壁》，百年来被广为流传，“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的后半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凸显了谭嗣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坎坷求学路

谭嗣同1865年生于北京，随父谭继洵在京十二年，13岁时第一次回到浏阳城北门的谭家宅院，也就是后来分家时他分到的“大夫第”。

在家排行老七的谭嗣同幼时受到母亲良好的照顾，但是11岁那年，因为一场瘟疫，他尝到了“五日三丧”之苦，一下子失去了母亲、二姐、大哥，自己也染上白喉“短死三日”。因为这次死而复生，他父亲给他取字“复生”，经历这次亲人的生离死别，他变得悲观、忧郁。

谭嗣同10岁时，父亲延请浏阳老乡，也是著名学者的欧阳中鹄做他的老师，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王夫之的学说，爱国主义思想由此启蒙。谭嗣同回到浏阳后，父亲又为他请了涂啟先先生系统教授他中国典籍。不久后，他跟随父亲去到兰州，在父亲的道署中读书。谭嗣同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影响甚深。

19岁的谭嗣同已经游历了直隶、甘肃、陕西、河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谭嗣同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

23岁时，谭嗣同又师从刘人熙，开始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这期间，他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极大地丰富自己。谭嗣同在21岁至30岁之间，多次回乡参与科举考试，均未中。在科举上下过很深功夫的他，受到科举失败打击，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

碧血丹心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丧权失地，群情愤慨。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

1896年，谭嗣同在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吴、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

1897年夏秋间，谭嗣同写成重要著作《仁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仁学》之后，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出版《湘学新报》，广泛传播维新思想。1898年初，谭嗣同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的力量：自己担任分教习，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

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谭嗣同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在有机会逃走的情况下，束手就缚，“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者也。有之，请从嗣同始。”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做最后一次反抗。他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以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终结了湘学“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开创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国之路。

谭嗣同的变法失败株连了父亲，致其罢官。值得欣慰的是，谭嗣同妻子李闰化悲痛为力量，于1912年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子学校，她还建立育婴局等公益事业。李闰六十岁时，康有为、梁启超合送了一块横匾“巾帼完人”，将其悬挂于“大夫第”故居次厅，她一直以“大夫第”为主要生活场所，在此度过了晚年。

青年毛泽东受其《仁学》影响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老师杨昌济特别看重谭嗣同的《仁学》，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一时间，研读《仁学》成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

青年毛泽东读《仁学》所受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崇“心力”的作用，一是冲决一切不平等的网罗。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回忆说：这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

毛泽东对“心力”发动时不可遏止的描述，也与谭嗣同《仁学》里的描述类似。不过，毛泽东承袭“心力”之说，也有变化：一是把它同古代的圣贤豪杰的志向气概联系在一起;二是融进了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把它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精神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冲动”;三是强调“体力”与“心力”的结合。

谭嗣同所作的《仁学》，其思想来源于儒家经世致用学说，也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博采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这种包容宽厚的学术精神，对湘学的近代转变具有深刻意义。

资料来源：人民网、《湖南日报》《湖南城市报》、浏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