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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与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泰教育交流研究体系的建构、组织与责任

2019-10-28杨晓京王伟苗丹国

世界教育信息 2019年18期
关键词:教育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

杨晓京 王伟 苗丹国

摘   要:随着中泰两国在政治、经济、产业、文化、教育、旅游等诸多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国的人文交往日益密切,两国间教育交流规模日趋增大。中国在“教育规模总量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教育教学变革幅度居全球前列、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以“双向留学、双向语言教学、双向合作办学”为主要形式的中泰教育交流活动日新月异、快速发展。业已进入快车道且积极进取的中泰教育交流实践进程,需要创建相应的研究体系为其提供必要的学术性支撑和理论性引导。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 教育国际化 中泰教育交流 研究体系 组织建构

泰国地处东盟腹地,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发起国之一。中泰两国地缘相近、血脉相亲、文化相通;“中泰一家亲”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中泰两国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泰关系也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典范。21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泰两国在政治、经济、产业、文化、教育、旅游等诸多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人文交往日益密切,教育交流规模日趋增大。

一、中泰教育交流的实践基础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泰国政府提出的《“4.0”未来20年国家战略发展计划》(以下简称4.0战略)和打造“东部经济走廊”重要机制,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密切呼应,表明两国在多领域广阔合作的前景。2018年的相关数据显示,中泰贸易额达800亿美元,同比增长8.7%,中国已连续6年成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泰国的直接投资比6年前增加了2.7倍;泰国接待外国游客3800多万人次,其中来自中国的有1050万人次,占27.63%。两国政府商定,到2021年实现将双边贸易额增加到1400亿美元的目标。[1]

从教育交流与合作来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设在泰国的国际组织较多,泰国的教育国际化程度也相对较高。以双向留学和对泰汉语教学为例,2019年9月的相关数據显示,在泰国的各类中国留学人员(中小学生、本硕博生、短期交换生、访问学者)达到4万多人,位居泰国国际学生首位;泰国各类来华留学人员达到3万人,位居来华留学生人数第二位;泰国以16所孔子学院和20个孔子课堂的数量,居东盟国家之最;21世纪以来,泰国接收汉语教师志愿者人数累计超过1.7万人次,居全球之首;泰国的汉语学习者从2003年的8万多人增长到目前的100多万人。[2][3]

以我国云南地区为例,该省凭借与泰国之间的地理、交通、人文等的区位优势,在两国教育的各个领域积极交流、稳步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效。如2018年在滇留学的泰国学生达2084人;云南与泰国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已有近10所/项之多(含孔子学院和研究中心);2011年之后,云南省相继派出近900人次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赴泰任教;云南省也与泰国合作的诸多高中生和专本硕博各阶段的交换生项目、各类教师教学的交换项目。[4]

业已进入快车道且主动积极进取的中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实践进程,需要创建相应的研究体系为其提供必要的学术性支撑和理论性引导。实践基础与专项研究的互动关系、促进作用,构成了新时期中泰教育交流的重要线索;只有不断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密切跟踪、认真分析、科学研判中泰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创造性实践,才能回答好新时代提出的中泰教育交流稳步推进的新课题。

二、中泰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现状

相较于上述两国关系积极向好的总体大局,目前针对中泰两国教育交流活动政策协调与合作发展的研究,却难以满足进一步落实中泰两国战略合作的总体需求。

就专门领域或专项建构的“全景式中泰教育交流研究”而言,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度一直处于偏低、偏弱、偏少或“非独立”的研究状态。具体而言,相关专著或学术文章少有发表,目前已有的学术成果或属于“非双向交流”的对象国教育概况描述,或较多与“东盟10国教育交流”进行捆绑式简述,或系“非全景式”某一领域单项教育交流的简约式研究。十年来,虽有中泰双边研究机构合作创建的、围绕中泰两国间的几乎所有议题展开广泛研讨的“中泰战略研讨会”机制(2012-2019年已连续举办八届),但此机制之下“中泰教育交流与发展研究”的学术地位与研讨深度难以确立。[5]

十八大以来,中外学者针对中泰教育交流研究成果的变化轨迹大致可以显示为:东盟教育概况描述→中国与东盟间区域性教育交流研究→中泰两国某单项教育交流研究→中泰全方位教育交流的研究。近年来,针对中泰教育交流的专项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整体水平不高、研究主体规模较小、学术链协作能力较差、创新能力较低、学科标准差异化明显等问题。中泰教育交流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中泰两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长期关注、密切跟踪与深度研究,进而运用新观点、新理论加以应对和解决,特别需要在一系列疑难问题研究中提出创新性观点和独立性见解。

三、中泰教育交流研究体系的框架设计

(一)中泰教育交流研究的基本定位

如前所述,迫切需要全面展开的中泰教育交流研究,主要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重点关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中泰两国教育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全景式进程(学生交流与教师交流、教学交流与学术交流、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全口径现状(进行科学分类、获取有效数据、注重特征特点、选定关键案例、总结经验教训),全视野战略(必要性、趋势性、规律性、可行性、政策性)三方面。

(二)中泰教育交流研究的模拟框架

首先,准确概述21世纪之前中泰教育合作交流若干历史阶段的划分与研究,如新中国成立之前、中泰建交之前、21世纪之前。其次,客观描述21世纪以来中泰教育交流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与研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7年,中泰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再次,分门别类针对中泰教育各个领域交流与合作的现状研究,如双向留学、在泰汉语与在华泰语教学、孔子学院与合作办学、互派教师、双边互访、教材互鉴等。最后,重点聚焦“一带一路”建设与泰国4.0战略,以及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泰双边教育交流的问题导向、运行趋势与发展战略。

(三)中泰教育交流研究的三重意义

一是有利于填补“中泰两国全方位、全领域、全视野教育交流研究”的空白;二是有利于为今后中泰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间全景式教育交流的精细化、专业化、深度化研究积累经验并提供借鉴;三是有利于对未来中泰教育交流稳步有序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的学术支撑。

四、中泰教育交流研究须依循的问题导向

秉承中泰两国“地缘相近、血脉相亲、文化相通”的传统与特点,中泰教育交流水平正逐步从渐进式、增量式地积累迈向实质性、广泛性的飞跃,即从点与线的增长快速转向综合体量的提升。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泰国4.0战略与教育国际化三大背景之下,构建中泰两国教育交流发展战略研究的整体框架和相应的学术体系,其最基本、最核心、最迫切的问题导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突破传统的捆绑式研究模式的束缚。基于目前已有的中泰教育交流富有成效的实践与成果,研究方面明显存在着“不足、不深、不全、不实、不专”等缺陷,缺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体系的构建。因此,需要以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辩证观点、发展观点,认识新情况、观察新动态、针对新问题,突破以往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将“中国—东盟”进行捆绑式整体研究的传统模式。

第二,敢于涉猎中泰教育交流的“疑难问题”。中泰教育交流的实践活动与境内外政治生态环境密切关联;就历史经验而言曾有深刻教训,就研究层面而言尚存避重就轻的畏难情绪。因此,具有开拓意义的相关研究,需要具备涉及和触碰诸多疑难问题的责任与担当;需要围绕中泰教育交流的实践性、全局性、政策性、平等性问题展开布局;需要实现中泰两国教育交流的差异化理解、规律性总结、学术性概括与战略性提升。

第三,构建“中泰教育交流研究”的学术体系。鉴于中泰學术界尚未建有高端智库联系来分享各自的教育国际化发展经验,相应的视野格局和战略定力也未见形成,有必要将数十年间中泰教育交流的丰富实践统一规制于“中泰教育交流发展战略研究”的学术框架之内;并在前期调查、案例分析、深度研讨的基础上,坚持“多路并举、官民联动、互尊共赢、长固久安”的中泰教育交流发展四项基本原则。

五、中泰教育交流研究应秉持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因此,新形势下的中泰教育交流研究,必须制定并坚守“密切联系中泰教育交流实际”的问题导向和研究思路,同时与尽量多的泰国教育机构和学者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两国间教育交流研究活动的健康发展,携手推进建设公正合理、持久有序的新型中泰教育合作关系。

为此,构建中泰教育交流研究体系的基本思路应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以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部署为指导,把审视和总结中泰教育交流基本经验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回顾和解读中泰教育合作历程同创造新时代中泰教交流合作新成果结合起来,把面对国际教育规则重塑的博弈与克服“增长动力不足,增长要素缺陷”的结构性矛盾结合起来。以毛泽东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和习近平总书记“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崇尚实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的要求为指南,在新形势下的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中,既要全面调查,也要突出重点;既要理性分析,也要感性认识;既要身入其中,也要心至其中。

其二,以中泰教育交流简史为纵向坐标,科学划分若干阶段为基本单元,以包括“赴泰留学与泰国来华留学、互派文教专家与教师、中泰学术交流与合作、汉语教学和泰语教学、孔子学院与中泰合作办学、中泰间教材引进与输出、中泰教育学思想互鉴”等交流活动的发展进程、政策演变、重大事件为“阶梯式进取的横向板块”;以未来教育国际化的眼光看待既往中泰教育交流的发展,充分认识新形势下中泰教育交流的时代性、全局性、稳定性,在更高起点、更多层次、更远目标上引导具有新时代特色中泰教育交流的政策路径和舆论导向。

其三,以充分体现中泰教育交流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坚持全方位、全视野、全口径和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解读中泰教育交流利弊得失的研究思路,开展具备前瞻性、针对性、实践性、储备性的政策研究,提出创新性、导向性、建设性、实用性的决策建议。既要针对不同观点和不当作为通过“摆出事实、讲清道理”的原则进行商榷,又要以“敢于发声、敢于亮剑”的胆识开展争鸣,瞄准痛点、直指病灶,破解难题、追求实效,进而着力提升未来中泰两国教育合作与交流趋势的综合研判水平和战略谋划能力。

其四,立足于中泰两国开展教育交流的国情民情,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创新的先进测试手段,正确分析“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城镇化”新时代新形势下教育与受教育阶层的历史演变和群体特征。在中泰教育交流研究的过程中,注重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呼应、大数据与小数据的关联、国家政策与个人规划的协调、隐形问题与深层问题的挖掘,以确保此项研究的进程和成果不要落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窠臼。

其五,以针对中泰教育交流进行的全面梳理、分析研究、科学论证、经验总结为基础,升华并构建能够系统回答新时代中泰教育交流发展趋势和问题导向的“中泰教育交流发展战略举措”:一是维系教育市场,推动师生交流;二是互尊教育主权,共促深度融合;三是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忧患意识;四是提升防控能力,化解重大风险;五是平等合作互惠,注重“六个结合”(即各级各类教育交流相结合、长效多路并进与重点保障机制相结合、教育国际化与教育市场化多极化相结合、教育区域化与中泰本土化民族化相结合、各国制度自信与尊重他国教育主权相结合、尊重差异反对歧视与协商一致优势互补相结合);六是对接双边外交,深化国别研究。

六、中泰教育交流研究应具备的主要特色

在坚持传统的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实施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定量梳理与定性概括相结合、经验提升与教训总结相结合等模式的基础上,中泰两国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具体实践,需要在总体研究方法上实现更多地创新与突破。

第一,横向创新。将东盟组织中某一国家单列出来作为中国与之全方位教育交流的特定研究对象国,并定位于“中泰双边教育全系统、全进程、全领域交流的实践进程与发展战略”,进而开展全视野、全口径、全景式的中泰教育交流研究。

第二,纵向创新。提出并尝试论证“中泰教育交流发展”的学术概念,系指针对“中泰两国之间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历史、现状、趋势之实践活动,政策沿革、重大事件等演进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项专门性、专业性、专属性研究。

第三,导向创新。基于中泰教育交流于不同形式、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特殊性和广泛性,提出并尝试论证了中泰教育交流与合作发展进程中需要秉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多路并举、官民联动、互尊共赢、长固久安。

第四,方法创新(三个“三结合”)。一是研究基础的“三个结合”。中泰教育交流的历史研究、现状研究与发展趋势研究相结合。二是研究背景的“三个结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泰国4.0战略、中泰两国教育国际化的实践相结合。三是研究内容的“三个结合”。中泰教育交流的“双向留学”与“汉泰双向语言教学“双向合作办学”研究相结合。

七、结语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泰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两国教育交流活动规模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当今时代,教育外交作为民间外交机制中的要素之一,在加强中泰教育理解、教育交流、教育合作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

以两国关系为根基的中泰教育交流研究,要注重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重视经验研究的同时,特别要在基础研究领域深入耕耘,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和学术境界,建构具有独立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基础研究是每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石,也是理论创新的支点;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新范畴、新表述、新理论,是中泰教育交流研究迈上发展新台阶、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关键。中泰教育交流的“基础研究”要注重逻辑推理、定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相应的“经验研究”要注重实证调查、定量分析和事实判断。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前者有助于揭示中泰教育交流现象背后的动因和逻辑,确定中泰教育交流运行的目标与价值;后者有利于描述中泰教育交流状态的轨迹和过程,分析中泰教育交流活动的成效与不足。两种研究方法相得益彰,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议题,可以为中泰两国学者深入开展中泰教育交流的实践调查与理论研究作出更多学术贡献。

(本文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在其策划、设计、撰写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还有:西安思源学院副校长、東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赵惠霞教授;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研究中心主任周棉教授;泰国暹罗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力教授;东西方国际教育研究院冯继尚副院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语学院副院长管秀兰教授;泰国暹罗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助理陈伟博士;西安思源学院青年教师李清、张姣;中国在泰留学博士生苗筠。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中国新闻网.泰国驻华大使表示泰中在服务贸易领域合作潜力巨大[EB/OL].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9-05-29.

[2]宋若云.抓住机遇期,负起新时代的新使命新担当[EB/OL].http://www.chisa.edu.cn/rmtnews1/subject/,2018-12-06.

[3]陈博谦.做中泰文化交流的使者[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8(10):05.

[4]王涛.云南与泰国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模式与案例[R].昆明:云南省教育厅,2019.

[5]中国网.第八届中泰战略研讨会在厦门举行[EB/OL].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9-06-28.

编辑 徐玲玲   校对 吕伊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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