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特约撰稿 毕竞悦

这是一枚法国大铜章，法国著名雕塑家Jean-Feuchere(1807—1852)于1844年1月26日为基佐而制作。直径100mm，采用罕见的黑底上色。这是Feuchere为巴黎造币厂制作的唯一一枚章牌。

铜章的一面是基佐的头像。另一面描述了基佐在法国众议院的发言场景。基佐曾长期担任众议员，他知识渊博、长于辞令、精通辩论、善于随机应变，能够以简洁生动的演说击败论敌，扭转辩论形势,铜章展现的应该是基佐在第二次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议会与保皇派针锋相对的事迹。铜章刻画细腻，用高浮雕的冲击表现力，再现了大政治家基佐在议会慷慨陈词的情景。铜章上方那句话的含义是：你可以耗尽我的力气，但无法耗尽我的勇气。

参与波旁王朝复辟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cois PierreGuillaume Gui zot，1787年10月4日—1874年9月12日)系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尼姆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著名律师，在法国大革命时死于断头台上。他随母流亡瑞士，1805年回到巴黎学习法律，并同反拿破仑的文学团体有往来。

1812年，基佐因评注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引起社会关注，经教育大臣路易吉·丰塔内介绍，他受聘为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同年，基佐与女作家宝莲娜·德·梅兰结婚。

基佐大铜章

在大学任教期间，基佐没有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但同哲学教授、温和保守派领袖鲁瓦耶·科拉尔过往甚密，一起抨击拿破仑专制统治，成为“空论派”团体的主要领导。“空论派”是一个半保守主义、半自由主义的政治团体，既反对大众民主，也反对君主专制，而推崇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制政府。

1814年1月，第一次波旁王朝复辟，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经科拉尔推荐，基佐就任内政部秘书长，受到路易十八的器重，参与了1814年宪章的起草工作。拿破仑百日政变期间，路易十八逃亡根特。基佐曾前往谒见，劝说国王公开采取自由主义政策，以挽救君主政体。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基佐曾短期出任司法部秘书长（1815—1816）和内政部督察（1819—1820）。

与保皇派针锋相对

第二次波旁王朝复辟后，吸取第一次波旁王朝失败的教训，保皇派对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同情者展开反攻倒算。基佐因频频推动政府和国王惩戒极端保皇派的过火行为而受到敌视，他两次在极端保皇派的压力下被免职。

由于基佐等人在辩论中频繁使用“原则”“理论”“信条”等词，而被称为“信条派”。信条派是1816—1819年间法国众议院中的温和自由派，成员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但他们促成了几项重要的自由法案——出版法、选举法和军队法。1816年，基佐撰写了《论代议制政府及法国现状》一文，提出要建立英国式的代议制政体。

卸掉政府职务之后，基佐重返巴黎大学讲台。他讲授的内容始终围绕着代议制这一主题，试图通过考察欧洲，尤其是英国代议制体制的历史演变来论证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由于言论不合当局口味，基佐于1922年被开除教职，直到1828年才得以重返讲坛。在这段时期，基佐的著述颇丰，著有近代史课本《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1822)、《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1826-1827)、《欧洲文明史》(1828)和《法国文明史》(1829—1832)等。

1930年1月，基佐作为利济厄地区的代表被选入议会，他立即投入到反对极端保皇派波利尼亚克内阁的斗争中。3月，基佐参加签署了《221人宣言》，要求查理十世免掉波利尼亚克内阁。结果，国王解散了议会。6月，基佐再度当选众议员。7月，查理十世公开违背1814年宪章，先后发布四道敕令，查封报刊，解散议会。七月敕令成为革命的导火线，巴黎人民举行起义。7月27日，基佐代表63名议员起草了抗议书，抗议查理十世于26日颁布的“七月敕令”。但基佐并非激进革命的支持者，他希望能够抑制革命走向极端，并试图拥戴波旁支系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

基佐

七月王朝执掌大权

七月革命取得胜利，路易·菲利普继承王位，从此开始了七月王朝的统治，结束了1789年以来的大革命浪潮。七月王朝是代表大贵族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思想保守的基佐认为这是完善的政治形式，此后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国内和平。他参加了1830年的宪章制定工作，并竭力抵制对该宪章的改革，变得越来越保守。1930年8月—11月，基佐出任内政大臣；1832年10月—1836年2月、1836年9月—1837年4月，任国民教育大臣。1833年6月28日，基佐颁布了初等教育法，即著名的“基佐法”，确立了所有公民均可接受初等教育的原则，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在一度任驻英大使(1840)后，他出任外交大臣，此后8年他的外交政策颇为成功。此间，苏尔特元帅是名义上的内阁首相，但基佐始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直至1847年9月，苏尔特退休，基佐名正言顺地出任法国第二十二任首相。

在身居高位期间，基佐依然不忘学术。1833年，他创设法国历史学会，罗致了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还劝说路易·菲利普同意在国民教育部之下设立一个附属委员会，从事法国史原始资料的公布工作。自1836年起，该委员会公布出版的《有关法国历史的未公布的文件集》达290卷之多。有的史学家把基佐在史料整理方面的贡献比作德国的冯·斯泰因，把他对法国史学的影响则比作德国的冯·兰克(兰克学派的创始人)。

基佐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为革命时期的法国带来了暂时的社会稳定。然而，他秉持的“中庸”执政风格使他难以成为“乱世之枭雄”。他的下属不乏卑鄙下流、贪赃枉法之徒，他未能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整肃吏治。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基佐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结束。

被革命赶下台后，基佐取道比利时避居英国，潜心研究英国档案。一年后，基佐返回法国，蛰居于诺曼底半岛利济厄附近的瓦尔里歇庄园中。除了1849年曾企图纠集反共和国的力量和1870年企图重返政治舞台而俱告失败之外，基佐基本上在政治孤立的状态中度过了余生。基佐晚期的主要著作有：《英吉利共和国和克伦威尔时期史》(1854)、《克伦威尔的护国政府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史》(1856)、《法国议会史》(1863)、《为当代史提供的回忆录》(1868—1868)、《为我的孩子们讲述的法国史》(1872—1876)等。

代议制政府的积极倡导者

基佐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法国波旁复辟王朝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这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与新社会的创建者进行激烈斗争的时代。在崇尚激进的法国，基佐的思想体现出了保守主义的倾向。在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中，基佐始终秉持温和的路线，既反对贵族统治，也反对大众民主。

基佐是代议制政府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自18世纪以来，抨击代议制最为激烈的声音来自直接民主的拥护者，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当数法国的卢梭。卢梭主张人民主权，而否定代议民主，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要在法国建立代议制政府，基佐首先要在舆论上迈过卢梭这道坎。基佐认为，卢梭的政治学说过于极端，其所主张的大众直接民主将给整个社会秩序带来毁灭性灾难，使人类社会无法形成社会共同体。基佐指出，代议制既不意味被代表人与代表人之间具有绝对的关系，也不意味是个人意志和偏好的简单叠加。代议制之下，真正的、正当的主权是理性的主权，可最大限度杜绝暴政和无政府状态。

基佐认为，国家治理的工作并不简单，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均能胜任，唯有拥有更多理性、正义与真理之观念的人，方可担当。代议制政府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从社会的各个角落遴选这样的贤能之士。代议制政府由精英组成。但是这些精英必须始终处于“合法的质疑”下，必须不断地在国家与社会面前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唯有如此，他方能保住自己的职位。

在基佐看来，贤能治理有助于矫正大众直接民主的弊端，实现秩序与自由、进步与传统的协调。而只有具有一定财富的人才不会依赖他人，才有能力做出完善的、明智的、自由的政治判断。财富与政治能力之间，是通过知识联系起来的，基佐是把政治权利与能力资格挂钩，而非片面地与财富挂钩，因而基佐坚决反对唯有贵族才有权参与政治活动的传统主张。他反复强调政治能力只有通过学问、财富和独立性的增长才能获得认可。在他看来，对政治能力的强调既可缓冲无知民众对政治的冲击，也可遏制最富裕阶层的贪得无厌。他希望通过设置一个较低的纳税标准，把不具备相应能力的公民排除在外，同时在所有能达到这一标准的公民间创设一种新的能力平等形式，即将小资产阶级与贵族、大资产阶级置于同等地位。

然而，七月王朝时期，选举权在实际运作中执行了过高的纳税标准，使得金钱贵族胜出，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贪污贿赂成风。基佐在执掌大权之后，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思想也日趋保守，无视底层人民，还背上了“自由之敌”的罪名。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局限是过于激进、缺乏妥协精神。基佐的存在犹如一股清流，对于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秩序重建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基佐本人毁誉参半，但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而应正视基佐的理论与实践中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