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街上的女性

2019-10-25童敏李永东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9年4期

童敏李永东

关键词：街道;男权;女性;身体

摘要：墙是“街道”与“家”之间的重要界限，一墙之隔便“内外有别”。作为外部空间的街道是一个被性别化的空间，男性是街道上的原生居民，他们享有街道的支配权。当“家”与“街道”之间那堵墙被打破之后，女性开始走出闺门，涉足街道。在街道上，女性的身体处于男性的凝视之下。作为街道新人，女性要被街道所接受，须调整自我与街道之间的关系，并且对自我身体进行改造。因此，近现代文学中出现在街道上的女性，最终经历了由物化到革命符号化的过程。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4006207

Abstract： The wall is the important boundary between the street and the home，the wall is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The street as an outer space is a sexualized space， and the men are the native inhabitants of the street， they have the power of the street. After the wall between the home and the street was broken， women began to step out of the boudoir and set foot in the street. They walk in the street and suffer from the gaze of the male society. To be accepted by the street， women must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street， then transform their body. Therefore， the women who appear in the street in modern literature have finally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materialization to revolutionary symbolization.

日本当代建筑师芦原义信曾在《街道的美学》一书中，从建筑学的角度阐释了“墙”的重要意义：“建筑最重要的边界就是‘墙的存在，墙壁如果光是在视觉上遮住视线那是不够的，由于它的存在，就可以创造出高质量的内部空间。”[1]10正是因为“墙”的存在，才让空间有了“内”与“外”不同的区别。在传统社会，空间的内外区别象征着性别区隔。对女性来说，“足不出户”“内外有别”等女德规范让她们只能囿于墙内的空间——家庭，极少有机会能够涉足墙外的世界，除非是一些重大的节日庆典，如元宵、庙会。明代唐寅的《元宵》“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两句诗便是写元宵之夜女性游街的繁盛场景。从少女到人妻，女性一生的轨迹大约可以用“养在深闺”到“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来形容。当女性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墙内这个逼仄而压抑的空间时，这时候“破墙”而出便有了象征的味道。

女性“破墙”而出，是对传统家庭和既定空间秩序的反叛。这既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又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当女性从墙内的家庭走到墙外的世界，她们首先面临的便是街道（马路）。街道是公共空间，贴着男性的标签，女性涉足无疑会打破其中的权力平衡。她们进入这一空间便是质疑、威胁男权的主宰地位。因此，女性要在街道这一公共空间中立足，就需和男权社会协商，并不断对自我做出调整。街道是一个可视性空间，当女性涉足街道时，引起男权社会隐隐不安的实则是在大街上移动的“女性身体”。本文将从女性身体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入手，分析女性为何会“身体越界”，女性“越界的身体”在街道中会遭遇什么，为了立足于街道（公共空间），女性又将进行怎样的“身体改造”，以此来探究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两性之间的互动、协商与合作。

一

传统社会的女性被严格控制在内部空间，是谨遵“男女之大防”的古训。“妇人女子原宜深藏闺阁，不令轻见男子之面，所以别内外而防淫欲，意至深也。”[2]因此，踏出闺门，走上街道是女性解放的根本体现。“街道解放了女人的步履，她们必须得走出去，走出去不管是干什么，都是最关键最基本的解放。”[3]现代都市街道对女性的吸引，也就是物质现代性对女性的吸引。随着都市近代化的推进，从前“街衢泥滑，步履殊艰”[4]53的路面状况得到了改善。宽阔平整的街道对中国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在当时于街道上行走、散步是一项极时髦活动。这一外界诱因刺激着女性敏感的神經。晚清时期，街道成了都市女性休闲空间之一。“乃上海地方妇女之蹀躞街头者，不知凡几，途间或遇相识之人，欢然道故，寒暄笑语，视为固然。”[2]普通妇女尚且如此，那些走在社会时尚前沿的晚清妓女对街道更是青睐有加。

妓女是被“合法”地允许在大街上抛头露面的女性群体。在晚清，妓女与街道的关系不止于“站街”，她们还借助新型交通工具，在街道上享受着因速度带来的愉悦体验。晚清上海街头流行的交通工具有西洋马车、自行车、电车、人力车等，它们均从欧美或日本引进。在这些新型交通工具中，西洋马车和自行车与晚清妓女的关系最为密切。对于妓女而言，熟练地操作西洋马车、自行车，让她们走在晚清社会的时尚前端。妓女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在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的同时，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成为这个城市中能够被正大光明窥伺的欲望的符码。试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街头，一群打扮妖冶艳丽的女子乘坐马车迅速驶过，这是何等的风光，这又得吸引多少人去观赏。文明、时尚的诱惑与性的诱惑结合在一起，互为表里，在街道上上演着暧昧的戏码。

美国汉学家叶凯蒂认为晚清上海的妓女颠覆了古典文学中的“奇女子”形象，她们“只顾生意、只顾快乐或者只顾出风头。”[5]这尤为体现在妓女爱乘坐马车这一点上。乘坐马车，“招摇过市。借以自炫。曰出风头。”[6]甚至为了达到出风头的目的，“必于四马路来去一二次，以耀人目。”[7]270《海天鸿雪记》中妓女花寓和高湘兰为出风头于深夜在大街上赛马车，花寓的马车因速度过快撞上了印度巡捕，这让高湘兰十分得意，拍手称快。[8]311马车以速度拉近了街道上各个娱乐场所之间的距离。如果说街道是一条线，堂子、烟馆、戏园、张园等妓女常出入的公共空间就是散落在线上的珍珠，马车便是将珍珠固定在线上的“针”，马车的行走“穿针引线”似地勾勒出了晚清妓女大致的活动范围：四马路、宝善街、南京路以及静安寺路等街道，这也是当时上海的闹市中心。最重要的是，马车的流行改变了妓女在街道上呈现的方式。作为马车的使用者，妓女通过控制马车的速度和行走路线，以及最终目的地，将自我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展现在上海滩的街头。于是，本来只属于器物层面的马车在这里便与妓女达到了形神合一的境界，速度、路线和目的地体现了妓女本身的意志。

自行车也有与马车相似的功能。自行车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19世纪60年代，在其尚未普及之时，便有妓女接触到并且学会了骑自行车。沈二宝是《九尾龟》中的名妓，因素来喜欢姘戏子导致生意日渐不好，为了改善生活窘境，便想到了勾引家资巨万、年少封侯的潘侯爷。而那潘侯爷尤其喜欢女性骑自行，“女人坐了自行车，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然丰韵。”[9]645沈二宝投其所好，骑着自行车去张园和潘侯馆等潘侯爷出现。其时上海少有中国女人骑自行车，沈二宝骑着自行车在街头转悠牢牢抓住了大众的眼光。“更兼沈二宝貌美年轻、骨格娉婷、衣装艳丽，而且这个沈二宝坐自行车的本领不是很差，踏得又稳又快，一个身体坐在自行车上，动也不动。那些人的眼光，都跟着沈二宝的自行车，往东便东，往西便西，还有几个拍手喝彩的。”[9]654女性的妖娆和自行车的时尚结合在了一起，于是骑自行车的沈二宝成了街头的新景观，引得路人驻足围观。更巧妙的是作者让潘侯爷也是以骑自行车的方式出现的。“只见沈二宝的那一辆自行车，好似天边飞鸟一般，一直线向前跑去。潘侯爷见了哪肯放松？连忙催着自行车也赶上来，两把自行车在马路上互相追逐，真像那弹丸脱手羽箭离弦。”[9]657这样，潘侯爷与沈二宝的情欲追逐大戏便借助自行车呈现在上海街头。男女打情骂俏本是闺房之乐，即使是在传统青楼文学中也少见如沈二宝、潘侯爷这般张扬的。街道在这里完成了速度与激情的现代化转变。

在交通工具的带动下，街道成了一个动态的空间。这“动”便就是速度。妓女们在大街上赛马车、赛自行车都是对速度的追求，速度是现代都市街道的本质属性之一。晚清妓女们体验着速度所带来的狂欢，同时也以这狂欢颠覆着一切既定的秩序。街道作为男权空间的标签被逐渐撕掉。街道作为物质现代性对女性的“魔力”并不止于追求速度的愉悦，它的消费属性一样对女性有着吸引力。“消费被认为是女性的行为范畴”[10]344，逛街是女性的专属名词。“逛街”之“逛”并不仅是脚步活动，它还具有娱乐性，隐藏着女性对物质欲望的想象。连玲玲认为，民国时期的两类女性成为典型的消费者，一是家庭主妇，二是摩登女郎。[10]339-340也就是說，穿梭在大街上的女性都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消费者。

街道是构建现代都市消费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街上停留的时间与他们消费的可能性是成正比的。“以方便通行为目的的马路，却意外营造出适于发展消费文化的环境。”[10]5因此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女性最多。刘呐鸥对此深有感触：“还不到Rush hour的近黄浦滩的街上好像是被买东西的洋夫人占了去的。她们的高跟鞋，踏着柔软的阳光，使那木砖的铺道上响出一种轻快的声音。一个Blonde满胸抱着郁金香从花点出来。疾走来停止在街道旁的汽车吐出一个披着有青草的气味的轻大衣的妇人和她的小女儿来。印度的大汉把短棒一举，于是启明便跟着一堆马车走过了轨道，在转弯处踏进了一家大药房。鼻腔里马上是一顿芳香的大菜。”[11]49施蛰存《春阳》中的婵阿姨也是在南京路的消费环境中释放着被压抑许久的自我。“昆山的婵阿姨，一个儿走到了春阳和煦的上海的南京路上。”[12]245她看着路边的店铺都在做减价的活动，“每一扇玻璃橱上都闪耀着各方面投射来的晶莹的光，远处摩天大厦底圆瓴形或方形的屋顶上辉煌着金碧的光”[12]246，在这样的环境中，婵阿姨恢复了“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让她混合在许多呈着喜悦的容颜的年轻人底狂流中，一样轻快地走……走。”[12]246消费的欲望最终引发了身体的情欲，在南京路这个消费空间中，寡居多年的婵阿姨开始幻想着，能够谈一个男朋友，手牵手地一起在街上走着。《色·戒》中，在情节走向高潮之前，张爱玲看似“闲笔”似地还原出街道的消费属性：平安戏院、凯司令咖啡馆、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和橱窗内摆着各种姿态的木制模特。这是王佳芝眼中的街道，也是张爱玲所关注的街道。张爱玲曾说：“橱窗的作用不外是刺激人们的购买欲。现代都市居民的通病据说是购买欲的过度膨胀。”[13]31女性对这种欲望有直接的敏感，王佳芝最终放走了易先生，正是在物欲和情欲双重调和下做出的决定。

女性对街道的认知来源于最直接的官能体验，正因如此，街道的物质现代性对女性有极大的诱惑。这诱惑是多重的，但最终都会指向女性本身的情欲。压抑情欲是传统女性活动空间被限制的目的所在，也因如此，女性的生命体验也终走向“枯萎”。但在街道上，在这个城市中没有边界的空间，女性置身其中，不仅是对传统性别空间秩序的否定，也是为了张扬自我。在一个无束缚的空间中，她们都是鲜活而丰富的生命个体。

二

传统的性别空间限制其实是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手段，女性走上街头展示的也是自我的身体。因此男权社会针对女性在街上抛头露面这一行为的责难便直指女性那“越界的身体”。女性在街上首先遭受的便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围观和暴力威胁。“日前有西乡妇二人。颇有姿色。入城购物。被警兵百般调笑任意戏谑。”[14]202“昨城中城隍庙前一妇人彳亍独行……有二男子，一名相交，一名徐锦，见其孤弱无伴，乃从后追及至嬉笑指点，点品其妍媸。”[2]在晚清的小说中也有相似情节。《海上繁华梦》二集第五回，一个十七八的女性被十几个流氓围堵，“任情调笑”，“有立在这女子近身些的，胆敢动手抢他头上钗环，也有乘乱伸手向他身上乱摸的人。”[15]248《新上海》第六回中，一女子在路上被流氓拦住了路，耳环被扯，两耳鲜血淋漓。[16]25报刊上的报道和小说中的情节意在警醒世人，应对女性介入公共空间有所限制。但同时这也说明，公共空间中出现的女性身体对男权来说一种极大的威胁。尤其是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有自我觉醒意识的女学生，受到的非难更多。女学生是一个新型女性群体。女学生群体的诞生让女性在传统家庭之外又多了一个“学堂”的空间。在有关现代女学生形象的研究中，研究者们看到了“学堂”与“家”之间在空间上的区别，但却忽略了这两个空间之间的“街道”。街道“解放”了女学生，却又让她们深陷被围观的漩涡。

清末的女学生也曾在街上遭遇过流氓的围观、调戏，当时的政府便针对这一现象颁布了相关禁令。“皖省巡警道卞柳门观察，以近来女学生出行在街时，每有无耻之徒，围聚观看，任意戏侮辱，殊属不成事体，特行出示严禁。”[17]女学生走在街上便是“抛头露面”，因此便避免不了别人的“评头论足”。五四时期，对女学生身体的责难要从她们的剪发行为谈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在古代头发与一个人的性命息息相关，通过剃发来惩罚一个人的刑罚叫做“髡刑”。然而在近现代中国，剪发却成了最具象征意义的革命事件。“头发的革命”也涉及到了女学生这一群体。但是女学生剪发却并不十分顺利，甚至遭到了多方指责。尤其是剪了头发的女学生走在街上，更是被看作道德败坏的对象。在鲁迅笔下那个伪君子四铭看来，“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到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18]48巴金的《家》中剪了头发的倩如走在街上同样遭受男性的调戏。“刚才我到学堂来，一路上被一些学生同流氓、亸神跟着。什么‘小尼姑、‘鸭屁股，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他们指手划脚地一面笑一面说。”[19]241倩如是一个思想激进的女学生，这种调戏只会激起她的愤怒，让她坚定自己的反抗。“我到不怕，我故意要试试我的勇气。我为什么要害怕？我也是一个人，我的事情跟别人有什么相干？”[19]241但怯懦的琴却没有这般勇气。当她和倩如走在街上时，“人们的眼光都盯在她们的头上和脸上。好像她自己也剪掉了辫子似的，她暴露在轻视与侮辱的眼光下面了。同时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又从那些在后面跟着她们的男子的口里接连递送过来。她的脸通红，她不敢抬起头，也不好意思跟倩如说话，只顾加速脚步向前走。”[19]246剪发在现在看来是一种再日常不过的行为，但在《家》的那个时代，女性要接受这件事情首先需要突破自己内心道德上的防线。然而琴此时尚在传统道德的边缘犹豫，在男性挑逗性和谴责性的凝视下，她无法做出任何反抗。茅盾《虹》中的梅女士在学校剪了头发之后回到家不仅受到父亲的指责，还要受到街上恶少的轻薄，致使“全城都知道有一个剪发的十分耀眼的‘梅小姐。”[20]41-42剪发对女性来说是具有象征性的，它是五四时期男女平权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街道这个可视的场域中，女性以短发示人是对男权的正面挑战。但此时的街道尚处于男权话语的宰制之下，剪了头发的女学生便成了一个异类，剪发这一行为也成为大众尤其是男性可以攻击女性的武器。

在身体的暴力威胁之外，女性在街道上还面临着被物化的危险。尤其是针对妓女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的“商品性”在街头这个商业空间中暴露无遗。在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在阴历三十夜和乔琪乔一起在湾仔看热闹，“两人一路走一路看着摊子上的陈列品，這儿什么都有，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卖的人。”[21]51-52所谓“卖的人”就是“在那惨烈的汽油灯下，站着成群的女孩子”[21]52。张爱玲将这些女孩子与摊子上的陈列品放在一起，隐晦地点出了这些女孩子的“商品属性”。女孩子们像商品一样被逛街的人所注目、观赏、挑选。《近代中国娼妓史料》记载了一些下等妓院为更好的“出售商品”，便制定了“妓女遛弯”的规矩。“晚饭毕，由妓院的窑头、伙计领着一个院里的八九个姑娘到大街上遛弯，不是排着整齐的队伍，而是零零乱乱的。她们在北市场遛遛，招摇过市，转给北市场的买卖人看，起到了广告的作用。”[22]69遛弯结束后，妓女便回到妓院准备接客。这种“遛弯”的规矩有“为自己代言”的性质，通过“遛弯”广而告之这里有“商品”等待出售。

进一步来说，物化体现的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凝视。以晚清妓女为例，她们在街头以极致的狂欢颠覆了传统的空间秩序，重构着女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但这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她们作为都市欲望符码的属性，反而因她们常走在街头让男性的偷窥变成一个“正大光明”的行为。妓女乘坐马车在街头飞驰而过是一种社会时尚，殊不知这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街头景观。因此晚清报纸上对马车与妓女的报道不胜其多。葛元煦的《沪游杂记》中对“沪上十景”有过介绍，“飞车拥丽”所谓“飞车拥丽”即：妆成堕马髻云蟠，杂坐香车笑语欢。电掣雷轰惊一瞬，依稀花在雾中看。具体参见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193页。

就是其中之一。正如罗岗所说：爱坐马车出风头的妓女“的确是城市‘最醒目的形象，但正像‘醒目二字提示出来的，这个形象是在男性目光的凝视下完成的，并且随时准备接受他们欲望的投射。”[23]以致于晚清的画报中，只要有马车就会有妓女，二者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街头景观。在一些小说或者小报中，频有对妓女与男性依托马车空间发生的“香艳传奇”的描写。《海天鸿雪记》曾有描述：“坐夜马车的人举国若狂，那班马夫同那些荡妇狡童在野田草露间组织一个团体，正是会启无遮，界登极乐”。“马车上一男一女居多，都是露坐吸烟，说不尽的奇形诡状”。[8]310于是，通过文字、图片的转述，那些乘坐马车在街头飞驰而过的妓女又成了读者视野中的“阅读景观”。

走在街上的女性一直深陷于“看与被看”的悖论中，她们拥有“看”的自主，但同时也无法避免被街道凝视。街道的凝视是一种大众行为，更是男权社会的行为。在这样的凝视下，女性被天然地认为是不属于街道的人。如果女性想要在街道这类公共空间中立足，并获得大众一致认同，必得以某种合法的方式被街道接纳。因此，她需要以男权社会的法则对自我身体进行改造，以此来调整自我与街道、与男性社会的关系。

三

女性在街道这个公共空间中对被男性“嫌恶”的身体进行改造并不是让步和妥协，反而是一种合理的策略。其合理性在于，这是一个超越性别话语的、基于全体国民利益的诉求。“正因为民族国家具有‘共同体性质，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大危机使得不同阶级、不同知识包括不同性别在内的人们，可以在后发现代性国家‘国民的层面上，求同存异，结成具有某种共同关联、共同利益的同盟。”[24]68于是，当国家民族话语代替性别话语重新塑造两性关系，以及女性与街道这类公共空间的关系时，身体的差异会被暂时遗忘，男性不会对街道上突然出现的女性身体表现出焦虑，反而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街道还是一个独特的政治性空间，在特殊年代，国家民族意识对街道的性质进行了改造，于是它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角逐之地。此时，能够正大光明于街上行走的女性都是激进的、革命的。譬如，五四时期表达自我爱国诉求，于街头奔走呼告的女学生们。五四运动开始后，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们与北大、政法大学的男学生一样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抗争，当时还是学生的庐隐、冰心都有份参与这次运动。庐隐在《大学时代》中回忆道：“我整天为奔走国事忙乱着，——天安门开民众大会呀，总统会请愿呀，十字路口演讲呀，这些事我是头一遭经历，所以更觉得有趣，竟热心到飯都吃不下，觉也不睡的干着。”[25]41冰心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初她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同学们上街斗争的经过。“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我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26]107-108运动爆发后，远在湖南溆浦的向警予带领师生上街游行，发表演讲，宣传抵制日货。天津直隶女子第一师范的郭隆真倡导成立天津女界之爱国同志会，“组织游行讲演队，与男校同学一样，走向街头，发表沉痛的演说，激励广大群众的爱国心。”[27]225

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街道不再“注目”女学生，因为这时的女学生已成长为一股必要的革命力量。在革命话语中，性别差异被掩盖，街道以其无所不包的特性，接受了女学生（女性）这一特殊群体。至此开始，在往后的革命运动中，街道不仅接受了女性，而且见证了她们的成长：由女学生到女革命者。茅盾笔下的梅女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梅女士是被五四新潮唤醒的女学生。北京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其影响波及全国。梅女士的家乡成都虽在西南，但也受到新风的沐浴。“这怒潮，这火花，在一个月后便冲击到西陲的‘谜之国家的成都来。”[20]16在这种时代氛围中，一开始以看客姿态对待外面“热剌剌闹着的爱国运动”的梅女士，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有意抵抗包办婚姻，同时还配合剪发运动剪掉了自己的一对小圆髻。她从成都逃往泸州又去到上海，最后在参与了五卅运动的街头游行示威，正式投入到革命的浪潮中去。她同徐绮君说，“时代的壮剧就要在这东方的巴黎开演，我们都应该上场，负起历史的使命来。”[20]253不同于《蚀》三部曲的消极、颓废，茅盾在《虹》中以五四到五卅的广阔历史背景来见证梅女士的个人成长。在这里，“街道”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它隐喻着革命，梅女士在街道上的斗争，是接受革命话语的塑造，将“个体”融入到“群”中的过程。梅女士的成长史，也是中国社会从五四到五卅的发展史，这里个人成长与历史发展形成了完美的互动。然而，与孙舞阳、章秋柳等人不同的是，走向街道的梅女士，她身上的女性气质逐渐被削弱，而身上的革命性却愈发加强。当茅盾试图以梅女士个人的成长去注解历史的发展时，梅女士的身体便“更受一种‘方向意识的控制”[28]192。

与女学生一样，城市女工也在革命话语的召唤下成长为重要的街头力量。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加。尤其是轻纺工业的发展，让古代的“织女”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滩上的纺织女工。女工虽然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一定的收入，在经济上实现相对独立，但同时她们的收入与劳动严重不成比例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夏衍的《包身工》中，东洋纱厂的女工们工资低、生活水平低下、没有人身自由，还要处处受到工头的盘剥。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烟草女工二妹同样处于工厂高强度劳作的压迫下。庐隐1921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一篇小说《灵魂可以卖吗》，通过纺纱女工荷姑的自述，呈现出工厂为求利益最大化而将工人异化成没有灵魂的人的现实。因此，在这恶劣的劳动环境中，女工也要为生存而进行抗争，而抗争最有效的方式便是罢工。茅盾在《子夜》中所写的女工，便是1930年代上海街头的新形象。小说第十四章写到被压迫已久的女工开始进行反击，她们“像雷似的，像狂风似的，扫过了马路，直冲到吴荪甫的‘新厂，于是两厂的联合军又重开了一个厂又一个厂，她们的队伍成为两千人了，三千人了，四五千人了，不到一个钟头，闸北的大小丝厂总罢工下来了！权闸北形势紧张，马路旁加了双岗！”[29]388女工们的罢工行为证明女工不再是在工厂中被压抑的、被迫出卖灵魂的群体，她们有意识地走上街头，为己争得权益。不过有趣的是，《子夜》中成为街头革命力量的女工形象较为单一，与小说中的资产阶级女性和高级交际花相比，女工们只徒有其名，而无其身形。女工形象只是1930年代时代风潮中的革命符号。而只有这样的“革命符合”才与街道空间最为契合。当女工们为争取自身利益走上街头，进行斗争的时候，她们成了上海大街上的主角。

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其成长之路更为有深意。她有一腔革命热情，从女学生成为一名女兵，但大革命失败后又几经颓唐，最后沦为上海街头的一名妓女。当她以自己的身体疯狂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报复”的同时，也是预示着她的身体将会走上绝境——疑似染上“梅毒”。梅毒是对代表欲望的女性身体的惩罚，而救赎之路便是将身体/欲望隐藏起来，以一个“纯洁的”、“新的”身体走向革命。王曼英在自杀前幡然醒悟，决定重新做人，于是身体的“梅毒”便成了误判。“洗心革面”后的她成为一名纱厂女工——一个革命的符号——在街头发表演讲。此时她原先作为“妓女”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她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工而已，她和其余的女工并没有什么分别。她的美丽也许减少了，然而她的灵魂却因之充实起来”[30]150。在蒋光慈笔下，做妓女的王曼英只出现在夜晚的街道上，像个都市幽灵似的，寻觅着自己的“猎物”;但当她成为一名纱厂女工后，便“正大光明”地走上了街头。欲望的女身只能隐于茫茫黑夜，它是不可见的，危险的，但作为革命符号的女身，是积极的、正面的力量，能够街道这一男性公共空间所认同。

在国族的宏大话语中，革命对女性身体进行了重新编码，个体欲望被统一到集体的欲望之中，于是街道便以无所不包的姿态接纳了这类革命的女性身体。这是平衡利弊后的结果。时代的危机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为了壮大革命力量，男性需要女性这样的革命同盟军。同时，这也是女性的自我调整，她们主动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在街道上，合乎社会法则的同时也符合民族大义。双重保障之下女性在街道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站稳了脚跟。

街道对于女性来说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空间，更是别具寓意的性别空间。家与街道虽一墙之隔，但却内外有别。在传统文化的积累过程中，女性“居家”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她们被天然地认为不能容于街道之上。因此近现代以来，那些在女性解放的呼声中走上街头的女性便具有了象征意义。但女性解放的过程却是艰难的。对女性来说，街道并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空间。要想在街道这一公共空间中让大众放弃对女身的打量与注目，便只能调整女性本身出现在街道上的目的。因此，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主动接受了革命，将自我身体隐藏于革命的光环背后。于是街道上出现的任何与女身有关的指涉都终为虚妄。

女性涉足社会公共空间潜在地都有男权的参与和支配。将女性看成街头的景观、商品，或是对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抑或是最终将其纳入到革命的范畴中来，男权都是在场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街道接纳女性与女性融入街道是一个彼此不断调整与对方关系的、双向的互动过程。且这一过程暗含了不同时代主题下性别权力的再分配。

参考文献：

[1] 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M].尹培桐，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 二人摸乳被枷[N].申報，1872-06-04（2）.

[3] 张念.步行街：城市空间的性别魅影[J].天涯，2008（01）：195-201.

[4] 王韬.王韬日记[M].方行，汤志军，整理.北京：中原数据，1987.

[5] 叶凯蒂.妓女与城市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02）23-24.

[6] 徐珂.清稗类钞：第46册：舟车服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7] 陈平原，夏晓虹.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8] 李伯元，二春居士.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活地狱[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9] 张春帆.九尾龟[M].济南：齐鲁书社，1993.

[10] 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