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恽代英国家观念的养成及其救国实践

2019-10-25马建标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9年4期

马建标

关键词：日本;恽代英;五四运动;排日运动

摘要：恽代英早期成长经历正值近代中国发生转型的阶段。在此阶段日本一举成为东亚的霸主，中国则陷入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由中日冲突而引发的中国民族存亡观念，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中以“反日思想”的样貌呈现出来，而恽代英就是在这种“反日教科书”的熏陶下成长为一个致力于拯救国家危亡的爱国志士。从一战到五四期间所发生的排日运动，恽代英都参与期间，在此过程中，他的民族思想和国家观念趋于成熟。在五四运动期间，恽代英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反日”，而是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救亡之具”，通过传播日本的侵华故事来弘扬爱国主义观念，启蒙大众。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恽代英的“日本观念”是矛盾的，但在实际的救国实践中期矛盾的日本观念却又奇妙的统一起来。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獻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4000111

Abstract： Yun Daiyings early growth experience was at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Japan became the overlord of east Asia and China fell into the crisis of partition.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ational survival caused by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was presented in the textbook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form of “anti-Japanese thoughts”， and Yu Daiying grew up to be a patriot dedicated to saving the coun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anti-Japanese textbook”.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WI， his national thoughts became more ma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Yun Daiyings goal was no longer limited to “anti-Japanese”. Instead， he used “Japan” as Chinas “salvation tool”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patriotism and enlighten the public by spreading the story of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 yun daiying's "Japanese idea" was contradictory， but i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contradictory Japanese idea was wonderfully unified.

五四运动是1914年一战爆发以来中日关系日愈恶化的自然结果。1919年，中国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根据日本东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结果，中国的反日运动造成日本直接商业损失多达1500余万元。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日本商品遭到掠夺烧毁;中日两国的商业贸易由于学生的抗议和民众的暴力行动而遭受严重影响。即使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屡次向北京政府抗议，要求取缔排日运动，但其抗议如同“水上之画字”，毫无作用。在中国发生的排日运动，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日本在一战期间形成的垄断优势地位受到重创，此种严峻局面促使日本政府开始反思其对华政策的成败得失。1920年初春，日本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就中国排日运动的原因展开深入的讨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日本议员江木千之质问外相内田康哉：“中国之排日运动，其原因之由来者，深且远矣，然日本政治家委之于自然思想，而其所取之方法颇极疏虞，此日本外交失败之一大关键也。”江木千之认为，中国人的“反日思想”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就奉行的反日教育的产物”。“日本国会对华问题及青岛问题、借款问题之讨论由”，1920年3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交档案，档号：03-33-157-01-013。关于清末民初的教科书研究，详见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刘超：《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前述日本政府和国会议员把中国的排日思想和排日运动归结为清末民初中国流行的“反日教育”产物，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奉行的侵华政策以及历次侵华行动才是造成中国人排日的根本原因。不过，日方认为，五四时期中国的排日运动与中国青年所受的“排日教育”有关。确如日本的中国观察家所言，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教科书就出现“排日观念”。根据日本国会议员高桥作卫的叙述，“一本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的教科书《国耻小史》，就记载日本吞并琉球记，以及日本攻掠台湾东部和朝鲜独立记，其文意则莫不出于憎恶日本”。另一位国会议员江木千之也注意到，一战时期的中国小学教科书读本，“修身历史，则莫不鼓吹排日思想，而青岛问题亦已编入于读本中一节……盖中国教科书之排日鼓吹如斯，故中国之人，自孩提之时，莫不习成排日思想”。“日本国会对华问题及青岛问题、借款问题之讨论由”，1920年3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交档案，档号：03-33-157-01-013。在1911年，也就是清朝宣统辛亥年间，直隶教育图书局就编印了《朝鲜亡国史》，记载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详见直隶教育图书局编：《朝鲜亡国史》，宣统辛亥（1911年）九月出版。

对于那些出生于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大体属于“国民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制造国民”。[1]反映日本侵华历史的相关教育题材，因具有“国耻教育”的警示意义。如李帆所言，“在清末民初之时所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中，两类话语的表达较为充分：一是‘国耻话语，二是‘亡国话语。一般说来，‘国耻话语主要存在本国史教课书中，‘亡国话语主要存在于外国史教科书中”，“国耻”与“亡国”话语之所以出现在教科书中，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人急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摆脱列强欺凌的急切心理，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2]在清末民初，恽代英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教科书中的反日思想对他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影响了他在五四时期的国家观念和对日态度。

如果要了解五四时期反日运动亲历者的思想感受，那么恽代英无疑是恰当的人选。他的成长经历，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代中国“转型时代”（从甲午到五四）读书人的生命历程，以及个体的生命与国家命运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微观历史。此外，诸如恽代英所生活的华中城市武汉是如何响应京沪等中心城市的反日运动，相关研究则是不足的，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一、一战时期的中日冲突与恽代英国家观念的养成

一战时期东亚的中日冲突，特别是1915年中日两国“二十一条交涉”的历史记忆，不仅有力地形塑了此后数十年的中日关系，而且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中国青年的国家观念。美国学者江文汉（Gerrit W. Gong）就认为，关于过去冲突的记忆一直在塑造着东亚的国际关系。详见Gong， Gerrit W. ed.， Memory and Histor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2001.

在这方面，恽代英就是一位典型代表。1916年3月7日，恽代英在中華大学《光华学报》第1年第3期发表《原分》，这篇文章是考察恽代英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思考的重要材料。他认为，中国时局“大乱不治”，是由于国人没有“各尽其权利义务”。欲使国家兴盛，人人各尽其权利义务，“天下自然日安”。[3]16换句话说，只有国民有了明确的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所在，中国才有拯救的希望。同年8月12日，恽代英撰写了《自讼语》，在这篇文章中，恽代英对他二十余年来的生活、品性和交友诸方面作了明确的自我批判和总结。他写道：

如我之孽根重矣，岂尚冀回头是岸，惟欲自今改辙易行，以少补昔日之过。我今二十余耳，中寿五十，则犹可以三十年之力补赎之，我岂可以不自勉哉。[4]

接着，恽代英自责过去“于世事，少所谙练……只知读书”。人生在世，必须了解“人情世故”，因为“夫生而为人，自然不能不治人事……人不能不与世人来往，即凤凰翔于千仞，亦不能逃向天地以外;则人事岂有不当留心之理”。恽代英认为，必须改正自己“过去交友异常疏忽”的毛病，而不可不取“君子和而不同之旨，借他人品性为吾刚克柔克之资”。[5]21-22由是，恽代英开始积极地参与学校公共生活，当年，恽代英参加了《光华学报》的编辑工作，并担任光华学报社副社长。[3]18依靠《光华学报》这一平台，恽代英开始积极培养他的“善势力”。恽代英强烈的道德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交往有关。这时期，恽代英的阅读书目主要是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道德修养类书籍。比如，5月2日，恽代英阅读的书目是《完人之范》和《圣经新约》。5月3日，继续读《完人之范》。恽代英所读之书主要是从武汉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5月4日，恽代英到青年会，将《完人之范》还给伯平，又重新借得《祈祷发微》与《中国圣贤要道类编》。

结社与培养善势力，是恽代英朴素的“组织思想”表现，也是恽代英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1919年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很相信要做事是少不了一种势力的，我已往、现在、将来，便都是以养成一种善势力为目的……我的职业是最便于养成善势力的事业。我很信靠我的朋友的力量，一定可以养成更大的善势力。很信这善势力是中国各方面欢迎的，很信中国一定可以靠他们得救。”[5]107-108由此可知，此时的恽代英已经意识到“发展组织力量”对于“拯救中国”的政治意义。

恽代英关于“善势力”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两方面：其一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宋元理学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在这方面恽代英和好友余家菊是非常相似的，他们“对于宋元理学颇有所闻，如不要做第二等人，又如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6]242早在1915年，恽代英在《文明与道德》一文里探讨善恶势力消长之关系，指出善恶两种势力是息息相关的，“以天下为善之人多而为恶之人少，则道德进化之处多，退化之处少。使天下为恶之人多，为善之人少，则道德退化之处多，进化之处少”。[7]其二是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道德价值观影响。如美国学者夏海所言，“恽不但对自我反省的概念极有兴趣，而且以儒学的措辞来理解它，使得本国的传统与外国的实践联系起来，同时外国的实践也有助于加深对儒学概念的理解。这点，加上他把老子和耶和华合而为一的愿望及努力，说明恽的思想里采用本国的措辞来理解‘进口的概念——至少对于那些有关自修、救世以及精神性的概念”。[8]66

培养善势力的一个简捷途径就是联络志同道合者组织团体。早在1917年初，恽代英就曾同几位好友组织过一个“我们的俱乐部”（our club）小团体，以“巩固交谊共同行乐为宗旨”。[9]22俱乐部成员有恽代英的妻子沈葆秀、兄弟恽子强以及后来的合作者梁绍文、冼伯言等6人。接着，他又发起组织了“步行会”。这两个小组织偏重娱乐、体育锻炼和道德修养，而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这是恽代英组织团体的初次尝试。[10]13

恽代英对善势力的培养，受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很大启发。恽代英创立的第一个真正成功的社团——互助社，最初就是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夏令营活动中获得的灵感。1917年8月21日，基督教青年会要在江西庐山举办一个夏令会，恽代英曾给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刊物《青年进步》写过不少文章，因而被邀请参加。1917年6月，恽代英就给青年会刊物《青年进步》（上海）投了三次稿。详见中央档案馆等：《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同日，恽代英等人离开武汉赴庐山。[3]54-55在庐山与青年会基督徒的连日聚会，令恽代英“颇有受益”，他在日记中写道，“彼辈虽宗教徒，终不失为善人，嘉言懿行，颇多可观感者。”[9]136受此影响，恽代英计划在返回武昌中华大学后组织一个“好学生社”（Good Student Society）。尽管恽代英与基督教青年会往来密切，但是他并不希望创办的学生社团具有“基督教精神”。中央档案馆等：《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美国学者夏海认为，恽代英对青年会的兴趣，一部分是组织性的，另一部分也不可否认是宗教性的。因为恽代英几次强调他创立的学生社团的独立性，避免基督教的影响，似乎反映了恽代英的这种矛盾心理。见夏海：《从教条到实践：西方学者对于恽代英研究的简介以及我对于互助社的来源与实践的看法》，见何祥林等：《纪念恽代英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的确，基督教人士“办事的活泼、立言的诚挚、律己的纯洁、助人的恒一”等优良品格令恽代英“自问极为内愧”，但恽代英并没有因此皈依基督教，只想“要做一个最好的非基督徒”。[11]118

1917年9月11日，恽代英与冼伯言商量发起“Good Student Society”，中文取名为“学生会”。10月8日，恽代英与梁绍文、冼震（伯言）、黄负生等人议定学生会的最终名称“互助社”。[11]118当时，中国各地学生界内部的交流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同校不同班级之同学的交流也是很少的。在此情况下，互助社的成立对于加强武汉各校学生之间的交流，意义重大。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学生郑兴焕未入互助社之前，起初根本不知道恽代英是何许人，其时“校中各班之隔阂”，于此可见一斑。[9]420

恽代英发起的互助社是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是恽代英及其同辈好友培养善势力的初步尝试，也是他们“舍棄化小团体为大团体的意思最初一步”。[11]119互助社扩大社团影响力的办法就是“如法复制”同类社团，也就是“劝人组织与本社同性质的团体，名义、办法全可不拘”。[11]119从更广阔的时代层面看，互助社代表着晚清以来中国读书人日益向“群体的”和“国家的”方向靠拢的历史轨迹。这种朴素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给苦闷且彷徨中的有志青年提供了有意义的生活方案，从而调动“零碎的力量成为革命的洪流”。[12]97-98

1918年10月22日，恽代英的内弟沈仲清和林育南来互助社参观。他在日记中称赞林育南为“颇有志之士，不易得”。旋即林育南和沈仲清加入互助社。10月24日，林育南、沈仲清二人成立了第二组互助社。10月29日，林育南与汤聘三等人又成立了第三组互助社。林育南的加盟对于互助社会务工作的开展与社团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很大助力，恽代英称赞他说，“香浦（林育南）为人颇足与有为，其自知之明，待人之恰当，该笃实而又高明，非吾之所及也，得此良友，甚为自慰。”[3]63在众人的努力下，恽代英领导的互助社到1918年年底发展到5组19人。他们是恽代英、黄负生、梁绍文、冼震、林育南、洗光耀、陈弓礼、杨礼恒、汤济川、肖鸿举、刘仁静、潘安定、鲁斌、郑兴焕、郑遵芳、喻进贤、周杰、绍洵、竞华。详见章开沅、余子侠：《余家菊与近代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

互助社以自助助人为宗旨，社员每日开会一次，报告本人当天自助助人的情况，并吟诵《互励文》，表示要“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11]123因此，恽代英“颇获同人信仰”。[9]333恽代英苦心孤诣地组织的互助社，表面看是为了培养善势力，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救国”。如《互励文》所宣示的那样：“我们都晓得：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9]160

互助社的成立，是恽代英爱国理想的重要实践，由此开始确立恽代英在武汉学生界的领袖地位。余家菊回忆说：“武昌学生界的运动中心，就在我们班上几个人的身上……领导中心就是他（指恽代英）了。”[13]14-15互助社还是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团体。1918年6月6日，互助社成员在中华大学门口办起了启智图书室，展览国内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新潮》《新青年》《新教育》《北京大学月刊》等，供当地青年学子阅读。[3]94、112互助社的成立对武汉各校学生产生很大的示范效应。不久，武昌外国语学校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三个学生慕名前来参观。他们返校后在武昌外国语学校成立了学生团。[10]18

为了加强各学校分散的学生团体之间的沟通，恽代英和好友余家菊、廖焕星、黄文清等商议筹建统一的学生组织。1918年4月26日，恽代英与好友余家菊商量“学校间结会”事。[9]356这里的“结会”就是指恽、余二人新组织的仁社。作为一个跨校学生组织，仁社成立于1918年4月27日。恽代英在当日写道：“饭后八点邀景陶、伯言至青年会，学校间之会社成立，议决之事如左（夜十时回，以成己成人为宗旨，定名仁社）”[9]357仁社成员有来自武汉各学校的学生代表，其中有第一师范的何定国、张素武、张师孔、柯毓材、姚世辉、刘文、朱有澂;外国语学校的黄道、陈之任、廖焕星;中华大学的余景陶、冼伯言、恽代英;基督教青年会的汪强。[9]357仁社的成立，使互助社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团体联系得更加紧密，为日后的反日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如余家菊所言：“仁社集武昌各校同志青年而成，以做人为互勉。”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惠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另见章开沅、余子侠：《余家菊与近代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仁社成立不久，恽代英又和余家菊商讨发起“进德会”。此前，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进德会”刚刚成立。因此，恽代英组织的“进德会”很可能是受到北京大学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德”并非一般的“道德”，而是指“积极进行的事情”。[14]100-1011918年5月26日，恽代英在日记中记载：“此后与景陶商发起进德会事……进德会事，景陶本拟为一统笼的发起。余以去年学生会情形颇劝其慎重，借此会或可收罗三五同志亦未可知。余于此会戒约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吃酒，不吃烟，自能做到。”[9]387-388此种“戒约”与北大“进德会”的会规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北京与武汉在新文化运动上是“声气相通”，遥相呼应的。

1918年6月底，恽代英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应陈时校长之聘，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恽的好友余家菊担任附中部学监，冼伯言为附中教员。[3]96恽代英在中华大学任教，为其培养善势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19年3月1日，恽代英的四名学生、互助社成员林育南、胡业裕、魏以新、汤济川创办了《新声》半月刊，《新声》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11]125《新声》发刊词写道：“我们要晓得世界的潮流，是怎样的趋向，我们所处的是什么地位，这是很要紧的。因为是这样，我们才晓得要用什么方法去做，我们所做的才合于适宜的轨道，不至于走错路。……我们做学生的得了这个觉悟，所以要奋起直进。……望我做学生的大家，抖擞精神，来做这种事业，切不要自暴自弃枉做个人。”章开沅、余子侠：《余家菊与近代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新声》发刊词不仅显示新文化运动对武昌学生的启蒙影响，也表明了武昌学生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意识，

《新声》的创办，其意义在于武汉学生界有了自己的新闻出版物，为在学生中间传播新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宣传媒介，也为恽代英在学生中间培养善势力提供了舆论动员的武器。《新声》出版后，或因其言论激烈，传播新思潮，致使《新声》编辑者林云南等大受攻击。为此，恽代英旗帜鲜明地支持林云南等，恽鼓励他们说，“然细思之，殊可为彼等贺。……做事岂有不挨骂者。有如此反响，亦可为百练此身之资料矣”。[3]1101919年3月8日，恽代英还对《新声》的编辑方针和宣传策略提供指导，他一方面称赞胡业裕、魏以新、林育南等人“头脑清洗，空谷足音，可喜”;一方面建议他们“当见得高远，说得平实，总从世人易领会处说起。再与其说枯燥无味的逻辑理论，不如从感情上下手，用自身做个榜样与看”。[3]110此亦可知，恽代英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

总之，恽代英在五四运动之前，先后创立的学生会、互助社、仁社和进德会等学生团体，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善势力”，以期改造社会，振兴国家。如互助社成立第一周年的报告总结说，“互助社最大的发展，是助人方面、爱国方面”。[11]125所谓“助人”是为了团结改造社会的同道中人，积蓄爱国的力量。恽代英及其友人成立的这些小团体，为日后大团体的创建提供了组织基础。

二、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的社会网络及其救国实践

新文化运动在武汉学生界的传播与恽代英的积极推广有直接关系。因为恽代英向来最爱看杂志，亦爱投稿，所以他与“杂志界有些来往”。《新潮》出版的时候，托他代售，后来《新青年》也托他代售。[11]125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武汉学生界的集体认同，如利群书社成员所说的那样：“我们最急的是求团体意识的形成。”[11]132恽代英自身拥有的外界关系网络，使他自然地成为武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使其在学生界享有足够的号召力。

一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政策，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国家主权”意识，恽代英的国家观念和救亡意识也主要因日本的侵华政策而产生。从现存不多的几篇文章中，我们即可从中看出恽代英对日本的观感。1917年4月11日，恽代英在《对于欧战之大建议》一文中，谈到对日本人的看法。恽代英认为应把一般日本人民与日本政治家分开来看。普通日本人“不宜一概诬蔑之”，但日本政治家不讲道德者，“颇不乏人。”[9]68

恽代英和他的同辈人一样，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负面的，这与时人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集体国耻记忆印象太深刻有关。特别是日本在1915年5月7日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强力逼迫中国政在四十八小时内对二十一条做出答复。因此，5月9日被称作国耻纪念日（有的地方则把5月7日作为国耻纪念日）。此后，日本侵略中国的国耻记忆时时萦绕在国人心中，当时的热血青年大都怀着报国雪耻的斗志而发奋读书。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凌辱的历史成为青年学子立志报国的精神动力。时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曾奋笔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5]120五四时期在浙江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陈范予在日记中写道，“扶桑野心勃勃，垂涎我之青岛久矣”。[16]94恽代英与同辈人一样，也是时刻牢记5月7日的国耻，时刻警惕日本侵略中国主权的野心。1919年5月5日和6日，恽代英接连向各处友人寄去了40张“勿忘国耻”明信片，同时拟定有关五七国耻的传单内容，传单写道：

四年五月七日之事。有血性的炎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的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你若是个人，你还要把金钱供献他们，把盗贼认做你的父母吗？我亲爱的父老弟兄们，我总信你不至于无人性到这一步田地。[9]535-536

单从这份传单的内容来看，恽代英对日本的认识似乎仍停留在一种雪耻报国的情感层面，好像缺乏更深入冷静的思考。然而，恽代英发表的仇视日本的公开言论并不能代表他对日本的真正认识，他发表这些反日言论只是调动国人仇日、凝聚人心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恽代英努力要把日本的国家形象在中国人心中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敌国”形象，以达到启蒙国人爱国观念的效果，另一方面他内心也为这种刻意的宣传而深感不安，因为此举会使学生“趋于极端，因为真理常不是在极端上面，而且趋于极端容易失败”。[9]536尽管恽代英对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极为仇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仇恨日本人民。比如，恽代英对武汉《学生报》的宣传宗旨，特意强调要“注意国民外交的联络，连日本国民在内，不持伤人家国民感情之语”。[9]560

恽代英的反日情绪主要受两种因素的制约：其一是中日关系的不平等，日本对中国推行侵略政策;其二是中国国内政治的长期不稳定。排外情绪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两者的共同产物”。[17]1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五四青年的反日意识，表面上看是“对外的”，实际上却隐含着对中国内政的严重不满。恽代英在日记中时常流露出对北洋武人、政客的批评，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917年5月21日，恽代英记载：“现今政潮危及，人怀私谋，殊非国家之福。‘北洋系三字，名不正言不順，而居然成一名词。谁使至此？谁纵之至于此？彼拥兵自重，使国家法纪荡然者，虽百口不能逃其责者也。……民党自己无信用，无能力，乃借他人之信用之能力。然以暴易暴，徒乱国事耳。今日政客，一不宜假重军人，二不宜加重官僚，三不宜假重外人。然今日政客皆无实力，其假重完全在上三者，而亦无人知其非也。”[9]87

国内政治的黑暗腐败以及中日两国的不平等关系，使中国人从一种受害者的情感立场来审视中日关系，也由此决定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带有深刻的民族救亡的烙印。反日与救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日本作为一个“敌国”的存在，具有“明耻教战”的宣传价值，恽代英以此作为启蒙国人的一种手段。要使中国人认识到日本是中国的“敌国”，就必须唤起对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集体记忆。于是，恽代英决定搜集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历史材料，详细叙述“日本对我屡次之交涉及其用意所在，以儆醒吾侪辈”，从而使国人明白中日之“真关系”，进而由此产生“真感情”。[9]538-639所谓的“真关系”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关系”，至于“真感情”就是由明了中日“真关系”而激发的爱国之情。在五四时期，日本在中国人心中的“敌国”形象是经过知识分子的刻意宣传而形成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不断警示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险，极力渲染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其目的无非是借此来刺激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凝聚国人的团结力。恽代英在五四运动期间所作的反日传单《呜呼青岛》，颇能说明恽有意宣传日本的“敌国”形象的良苦用心。传单这样写道：

贪得无厌的日本人，没有一天忘记了我这地大物博的中华民国。他知道我们的同胞是没有人性的，是不知耻的，是只有五分钟爱国热心的，是不肯为国家吃一丝一毫亏的。所以，对于中国的土地，夺了台湾，又夺大连、旅顺，现在又拼命的来夺青岛了。对于中国的主权，夺了南满的主权，又夺福建的主权，现在又拼命的来夺山东的主权了。国一天不亡，我们一天不做奴隶，日本人总不能餍足。我受日本人欺侮，还要把日本人当祖宗看待的人，我不责你是黄帝不肖的子孙，我看你有一天打入十八重地狱，任你宛转呼号，没有人理你，象朝鲜人一样。[9]546

用如此激烈的舆论来形容日本人，只是为了唤醒国民的爱国心。恽代英在日记里表达了他的救国苦心：“故劝人阅报纸，又劝排日货，此虽调拨感情语，然亦利用机会以提倡国货之一法也”。[9]544这意味着，恽代英的排日并非完全出于对日本的“仇恨”所致，而是为了救国和启蒙国人的需要。像恽代英一样，五四学生大都以中国民族救亡的“先觉者”自居，他们自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唤醒国人的历史使命。如浙江第一师范学生陈范予所说，“愚民蠢蠢无知，固不足与言国家之大事，惟学生志尚节高”，“吾人当砺行踵之，以国家为前提”。[16]85-86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激发”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借此来唤起国人的国家意识，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盖因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国民性”存在诸多弊端，这些弊端妨碍着中国的统一与团结。时人感慨最深的是，中国人如同一盘散沙，只有“五分钟热心”。[9]552换言之，中国人做事缺乏团结精神，缺乏恒心毅力。恽代英指出中国人的国民性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是依赖心理;其二是相互倾轧。[9]545当然，知识精英所批判的普通民众的民族弱点，也有过度要求之嫌，毕竟普通国人无法达到民族精英的思想境界。

以五四事件为契机，五四学生找到了启蒙国民爱国观念的手段：即通过把日本宣传成一个“敌国”的形象，以此来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耻辱感，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日本在中国人心中的“敌国”形象的建构，则是通过追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来唤醒中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记忆而实现的。

恽代英的第二次反日运动经历是参与1918年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运动。1918年5月下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暑假期间许德珩、易克嶷作为南下代表，联络各地学界。在武汉，许德珩会见了恽代英。他们虽然是初次晤面，“但彼此神交已久，一见如故”。恽代英立即在武汉发动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3]92此次反日运动发起之时，正值五七国耻纪念前后，故尔有利于学生反日情绪的调动。自然，国耻纪念成为恽代英及其友人的谈话内容。5月7日，恽代英与仁社成员、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学生廖焕星（雯初）谈论国耻问题，又在青年会召集互助社、仁社成员魏以新、廖焕星、黄绍谷等十余人，报告其“以前以后对于国耻之感想及行事”。[9]366-367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余日章和艾迪此时正好在武昌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说，恽代英及其好友是积极的听讲者。余日章和艾迪的演说意义在于进一步强化了恽代英培养善势力的观念。5月5日，恽代英偕众至青年会听余日章演说，是日恽代英记载了余日章的演说内容有“一人不能胜恶势力而欲胜之者，必多结同志友人共胜之”。[9]3645月7日，恽代英再次摘录艾迪的演说内容，其中写道，“故今日救国亦宜站拢Keep together， keep together， O， men， one man cannot save China（站拢，站拢，人们呵，一个人不能救中国）”。[9]3675月9日，恽代英总结了聆听余日章与艾迪演说的感想，共计五条，其中较重要的前三条是：“（一）确见社会之改良为短期间可能之事，苟能维持善良之少年，扶掖可与为善良之少年，则其胜恶势力甚易。（二）自信对于困难之预备，死之预备颇臻完善，此皆近一年奋斗之结果也。（三）求友以胜敌，并为友求友，此皆已经进行之事”。[9]369恽代英的这段记载揭示了三个要点：第一，他的培养善势力观念主要受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第二，恽代英对社会改造过于乐观，认为“为短期间可能之事”;第三，恽代英认为青年学生是中国社会改造的基本力量。应该说，正是在余日章和艾迪演说的启发，恽代英进一步坚定了他培养善势力的决心与行动。

三、五四期间恽代英的反日意识和民众动员

恽代英的反日实践是与其弘扬国家观念的目标融合在一起的。

在提倡国货反对日货问题上，恽代英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互助社、仁社等学生社团给恽代英领导的反日运动以有力的支持。1918年6月17日，恽代英在病中完成《力行救国论》。[5]69-756月18日，恽代英与友人商定协助救国团之事如下：“以御日救国为唯一之目的。同志各就朋友中之有志者互相汲引，结为某会。最好不用救国团支部名义，亦不必请愿。盖请愿一事阻力大，同意难，而成效少也。”恽代英还草拟了《湖北学生态度表明书》，以便学生“暑假归里，各向其里人演讲中日国际情形，日人謀我实况，亡国惨状等。利用小印刷品，唤起国民对日敌忾之心”。关于救国团组织，恽代英的办法是将该会设立：“干事部，评议部。调查股，调查国货日货。编辑股，编辑国货录及一切常日对于社员之通告，编辑演说材料及小印刷品。”[9]4116月20日，恽代英对近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写道：

余前拟用国货会一事，惜上星期余未能到仁社，因议不果行，余思此会不成。社会非有一班人先决定牺牲一切，以实行其用国货主义，以为社会先倡，将欲借纸上谈兵之国货调查录，以提倡国货，则人以难能，而自处于易，以此求其有效，不亦诬乎？然一言身体力行，以提倡国货，则素以切实爱国自命者，皆色然难之。然而，一则曰经济制人死命，在[再]则曰借以提醒国人，呜呼！制人何事妄想耳，痴梦耳。[3]95

恽代英的这些反思冷静而深刻。既然国货质量不如日货，那么要让国人为了爱国牺牲自己的物质生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此也凸显出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软弱无力的艰难困境。6月20日上午，恽代英到中华大学，与江涛等谈话，恽代英对他们说，“非牺牲不能成一爱国者，非吃亏不能成一好人”，其好友雷尧（纪堂）若有深悟。同日下午，恽代英即拟为救国团作激励学生回乡作传播对日各情之责任的文稿，及通知各校开会。[9]412-4136月22日，恽代英和同学去取国货调查录一百份。6月23日，上午恽代英到武汉公立法政学校，谈成立自强会之事。恽代英主张“此会暂不成立，一切事以救国团人主持之，大抵如是决议”。恽代英记载：“自留日同人回鄂，濬生（王安源），务初（方毅）等大受其感动。”[9]414-415

1918年国内学生反日运动，政府对学生运动严厉取缔。在武汉，恽代英的同学方毅因参与留日归国学生的反日运动，被校方得知后，遭勒令退学。此外，留日归国学生也以“外间流言太甚，亦拟暂不作种种进行而改为国货公司”。恽代英闻此，得出结论：“过度之热心，结果每每如此终，何如切实进行之为愈耶？然务初切实之事，即留日诸君此来，亦题目甚正大，终以机事不密至于如此。是亦可惜也”。[9]4181918年，6月29日，恽代英到中华大学，将国货调查录费用全部结清，此外尚有余款。[9]4206月30日，上午恽代英所在班级举行茶话会。午后，恽代英与汤济川计算印传单及国货出入，作报告公布之。晚八点，恽代英到第一师范，并携带100本《国货调查录》，原拟送给第一师范，后不能与，沿街散数十册。是日，恽代英作第九次仁社报告，恽代英自称“为国货调查录作五事，收束尚清楚”。另外，互助社同人议决国货，恽代英本人坚持用国货完全成功。[9]422

1918年的反日经历，使恽代英对组织学生社团，培养善势力的重要性有了切身的体会。恽代英感触最深的是，中国“大事业之百无一成，有最大两因：一国民彼此无信用可言，一国民无处群能力（即协同作事之习惯）”。[9]476-477中国人如同“一盘散沙”，这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也是束缚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恽代英时刻在思考着如何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

自从1918年6月从中华大学毕业之后，恽代英即留校任教，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虽然从事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但是恽代英依然不忘关心国事。1919年初，中日两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为山东问题进行激烈的交涉。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主张宣布中日密约，令日人大窘。恽代英闻此，称赞顾、王此举“英雄哉！愿祝二氏之成功也！”[9]481

武汉学生界的反日运动是由北京学生界五四事件的直接刺激下而发生的。当五四事件在北京爆发时，远在武汉的恽代英仍若无其事，像往常一样生活。5月4日，恽代英记载了他一天的主要活动：“自省，此数日已入运动会筹备期，我因借以休息。早阅报，午至校一逛，归作岳溯初先生挽联。”[9]535像恽代英一样，浙江第一师范学生陈范予在5月4日这一天也是生活的相当平静，陈范予当日的日记这样写道：“天晴。上午与宗文（中学）比球。下午到抚宁巷与金水详谈，暇摄画。晚，得（俞）庆赉言葆亭叔来杭。因昨日开校友大会，故不得见。但家中平安，育蚕颇盛，喜至。”[16]84

京外學生获悉五四事件发生的基本信息渠道是各地媒体的报道。媒体对五四事件的报道对于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起到关键作用。1919年5月6日，武汉《大汉报》和《汉口新闻报》报道了北京五四事件的消息，其中《汉口新闻报》报道称：“五月五日北京电：昨下午京校学生游行，对山东问题要求各使馆维持，过曹汝霖宅，冲突致曹西宅，于章宗祥被殴至受伤。”[18]122同日，《大汉报》不仅刊载了北京五四事件的经过，而且发表短评，评论说：“国势危急之秋，人心尚未死绝，攘臂一呼万山响应，中国或可不亡，此又可喜之事也。”《北京快电》，载《大汉报》，1919年5月6日;以及《中国可以不亡》，载《大汉报》，1919年5月6日。

《大汉报》的这则短评的意义在于将五四事件定性为一次伟大的“爱国行动”，中国可以因此“不亡”。应该说，《大汉报》的正面评论基本反映了时人对五四事件的评价。5月7日，恽代英从其学生魏以新那里得知北京大学学生黄绍谷的来信内容，黄的来信叙述了“京校学生示威及各界骚动事”，恽代英“读之泣下”，并认为“卖国贼万死不足以蔽其辜。吾等懦夫固不欲为示威事，亦中情不敢为也”。[9]5375月8日，恽代英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五四事件的看法：“读报载北京学界事，但觉感情偾兴，恨不躬逢其盛。此役总可痛惩卖国贼，不至使无忌惮也。”[9]537同样，浙江第一师范学生陈范予也是通过阅读上海《时报》而了解五四事件的。5月6日，陈范予在日记中记载：“膳后有《时报》来，据云：月之四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生等五千人往各国使馆求归还青岛并诛卖国贼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等。警察督过之，及有烧火伤人之行为。”对于北京学生界“烧火伤人”的过激行为，陈范予认为“此种学生诚足取法，吾人寄旅此间，岂不知国事之紊乱、民生之涂炭，特以才少学寡，不敢效揭竿之首事耳”。[16]85-86总体看来，媒体报道和京外学生对五四事件的反应，基本上都是支持北京学生的抗议行动，认为他们痛击“卖国贼”是大快人心之举，甚至恨不躬逢其盛。

北京学生界首先发起的五四事件，突然打破了国内沉闷的政治氛围，为各地学生界的反日举动提供了一个可以效法的“范例”。在武汉，恽代英作为中华大学附中教师也在酝酿发起当地学生界的反日运动。5月6日，恽代英拟定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传单，并与其学生林育南一起油印了600份，这份传单随后刊登在1919年5月9日的《大汉报》上。中央档案馆等：《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恽代英起草这份传单的目的，就是借助五七国耻纪念日，来激起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之情”，为武汉学生界反日运动的开展制造舆情。

由于恽代英是中华大学附中校长，身份敏感，他只能在幕后参与和指导武汉学生的反日运动。恽代英能够成为武汉学生反日运动的幕后指导者，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前所述，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读书期间，为了培养善势力，曾组织了互助社、仁社等学生社团。现在，恽代英所创办的这些学生社团已经成为武汉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此外，恽代英的学生、时在中华大学读书的林育南已是武汉学生联合会的重要代表。由于这种组织和人事关系，恽代英可以在幕后运筹帷幄，指导学生的反日运动。已有学者指出，恽代英的社会改造思想影响了武汉学生界的一批进步学生，这批人是武汉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同时，武汉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文件，几乎均出自恽代英之手。根据恽代英日记的记载，由他起草的文件有《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呜呼青岛》《提倡国货办法大纲》《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等，此外学生团、学生联合会致社会各界、政府等许多公函、电文也多半出自他手。[18]131由此可见，一场复杂的社会运动如要持续下去，总是少不了“舆论领袖”的号召，而恽代英就是这样的人物。

5月9日，武昌各校代表齐集中华大学，筹备成立“武昌学生团”。[3]118此次会议发出的通电文稿，由恽代英起草。恽在日记中记载：“至校，诸友因同学拟拍电，为北京学界声援，余遂为拟电稿。”[9]538同日，恽代英接到北京清华学校学生李飞生的来信，告诉恽“八日北京学界本拟有三万人之大游行，惜因阻力中止”，这一消息令恽代英“且快且愤”。[9]538是日傍晚，恽代英的好友淡斋（姓氏不详）等人与联络各校，武汉学生界决定向国内发宣言书，并向巴黎和会发表通电。恽代英负责宣言书的起草，直至次日凌晨一时，完成宣言书初稿，约“三千言”。[9]538就这样，媒体报道和异地亲朋的“书信往来”，共同构成了武汉地区与其他地方的“信息网络”，地方的反日运动汇聚成全国的反日运动洪流。

5月10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湖南中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等15所大、中学校代表在中华大学举行茶话会，会议一致决定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外争国权，内惩罚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8]123此次会议发至北京政府及各机关的电报，亦由恽代英负责起草。是日，恽代英完成《武昌学生团宣言书》，这份《宣言书》着重叙述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借以唤起学生的“国耻记忆”，其中写道：“日人之谋我久矣，从来以不平等国待我，民国四年二十一条之交涉，以我遇事退让之。凡可允诺者皆允诺之，而五月七日加我以最后通谍（牒）。”[3]118-119

关于这份宣言书的目的，恽代英说：“此书之作，余意欲人明中日之真关系，让其由此发出真感情”。[9]538所谓真感情，即激发国人的爱国之情。此亦可见，恽代英是在有意识的借助“日本侵略中国之史”来唤起国人的“历史记忆”，以此达到两种目的：其一激发国人的对日仇恨;其二将国人的对日仇恨转化成爱国的动力。记忆是对过去的一种“回想”，而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则是中国人国耻记忆的基本内容。恽代英的《宣言书》是五四知识分子抒写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心理写照，这种文本一旦被大众接受，很容易转换成一种强烈的反日情感力量。日本侵略中国的“敌国”形象也由此在中国公众心中得以强化起来。

日本侵略中国终究属于民族的“外侮”，而皖系军阀段祺瑞和新交通系主导的亲日政策则被视为“内耻”。“内耻”加剧了“外侮”，故而恽代英自然地将此“外侮”与北京政府内政的“腐败”联系在一起。于是，恽代英在《宣言书》中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千夫所指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宣言书》指出，曹、章（在五四事件中）受惩，其原因是：

盖其误国之罪，妇孺皆恨之入骨。北京学生加以痛惩，亦无异为全国学生代表……亦无异为全国国民代表……欲绝祸根，惟去恶务尽之一法。[3]118-119

恽代英起草的这份《武昌学生团宣言书》代表了五四学生的政治激进走向。多年来，恽代英对北京政府内政外交举措的不满，由此得以发泄，用他的话说：“惟吐尽我无从吐泻之气，且愤且快”。[9]539在社会动员上，恽代英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认为：“理性化人，不如感情有力。盖以情动者，上智下愚皆有桴鼓之应。以理动者，虽死守真理之人，亦不能动……且苟能以情感，即理上有些说不过去，仍能得人原谅。”[9]556“情感”对于群众运动的发动确实比“理性”更有效，恽代英的这些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曾借助政党势力来扩大学潮影响，但恽代英反对学生与政客长期“打成一片”。他认为，学生如果与“政客打成一片”，即无“善势力”可言。[5]103毕竟，善恶两种势力无法同流合污。

四、结语

一般而言，人的思想觀念都是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塑造的产物。就恽代英成长的时代环境而言，他的早期国家观念的养成很大程度上与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界所宣扬的“亡国意识”和“国耻意识”有关。所不同的是，恽代英丰富而敏锐的内心世界使其所接受的“国家观念”比寻常人要强烈的多。作为在国耻教育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青年，恽代英在一战后期开始有意识的利用已经获得的国家观念去启迪其他同胞，以达救亡之目的。二十一条交涉之后，教育界和广大社会团体都提倡反日教育，此种反日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反过来限制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如日本人所注意到的那样，“中国人排日鼓吹之教育，不可以寻常视之者……中国人自孩提之时受排日教育，而莫不有切齿痛心之恨于日本，故袁世凯氏若不以排日，则到底不能完其地位”。“日本国会对华问题及青岛问题、借款问题之讨论由”，1920年3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交档案，档号：03-33-157-01-013。

在五四运动中，恽代英深刻感受到一般国人的麻木不仁。他痛感“今日实在之人心，只配做亡国奴”。[9]581恽以先觉者的使命感决心要使“全国觉悟”，他说：“若英、若美、若日，全国初何曾觉悟？不过少数先觉之倡率而已。若待全国觉悟，然后活动，则世间一切革新之事，皆不应有。”[9]582这种迫不及待地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说明恽代英已经具备了一位革命者应有的思想品格，也就是“强调革命行动优先于一切”。与此相似的是，孙中山也说过这样的话。1905年，孙中山在与严复交谈时，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为执行家。”[19]74-75

对于青年学生在反日运动中暴露的诸多弱点，恽代英后来批评说：“我们中国已成的势力，没有一种可以靠得住。因为他们是由几千年谬误的教育学说、风俗习惯传下来的，你凭借他，他便利用你。所以南北军阀，新旧议员，以做官为营业的官僚同留学生，以闹场面为唯一目的的政客同学生联合会代表，以出风头为惟一主义的国粹学者同新思想家，我们只好把他们看做一丘之貉”。[5]106-107因此，要改造中国，必须改造学生。至于办法，恽代英也无系统主张，只是说：“积极的活动，平民切实肯负责任”，当务之急，应使广大国人快速养成“能负责之能力”。[9]583换句话说，应该启蒙广大国民。

恽代英作为武汉地区学生组织的最早创建者，他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中华大学读书时，就有目的地培养“善势力”，以为改造中国社会之准备。所以，当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武汉时，恽代英自然而然地成为该地区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在学潮期间，恽代英一位务实主义者，为了扩大学潮的影响，达到最大限度的动员民众目的，甚至用煽动性的文字，激励民众的反日情绪。运动结束以后，恽代英对学生运动的弱点作了批判性反思。他反对学生与旧式的政党为伍，因为这样会损害学生自身的势力。可是，当恽代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便全身心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是一个新式的有理想的政党，用恽代英的话说，中共是一个凝聚“善势力”的新党，只有这样的政党才可以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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