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为“大象有形——中国古典造型艺术展”部分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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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发自重庆

2019年10月14日下午，《重庆大学耗资670万建了一座赝品博物馆？》一文在社交媒体发布后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几个小时内阅读量突破10万+，并冲上微博热搜榜。文章作者江上称，2019年10月7日，自己在参观了重庆大学博物馆开馆展后发现里面的“文物”几乎都是赝品。

该文发出不到24小时，重庆博物馆的大门已紧锁。10月15日一早，博物馆保安接到闭馆的口头通知。面对网友质疑，重庆大学官方于10月15日中午回应，称已经成立调查组，将“进行核查”。

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重庆大学博物馆依然处于闭馆状态。博物馆一侧门柱上新贴了一则没有公章的公告：“本馆接到上级通知，进行核查。期间，博物馆暂时闭馆。希望广大师生谅解。”落款为“重庆大学博物馆”。

负责事件核查的重庆大学舆情信息研究所拒绝了南方周末的采访，并称：“核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这个事情不能拖太久，一定会给公众一个答复。”

未经鉴定的“国宝级文物”

江上在文章中表示，面向公众展示的“天子驾六马车”“雁鱼铜灯”都是国内极为罕见的“国宝级文物”，他由此质疑：“如果它是真的，那他从哪里得到？什么手段得到？”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展览藏品均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退休教师吴应骑捐赠。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教师白行远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重庆大学一度想建立文物与考古相关专业，学校高等研究院以学术力量不足为由，否决了校方建立文博专业的动议。随后，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开始积极争取，当时担任艺术学院副院长的吴应骑从中周旋并捐赠藏品。

2015年，重庆大学官方网站曾发布《重庆大学举行拟建博物馆藏品评估暨文博研究院筹建专家会》的新闻通稿。文中提及“重庆大学邀请国内14位博物馆建设及文物专家就重庆大学教授、收藏家吴应骑先生对重庆大学拟捐赠的藏品进行评估，并对筹建重庆大学博物馆和重庆大学文博研究院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宣传科干事赵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文博研究院和博物馆是同一个机构，在一处办公，但该文博研究院至今并未招收学生。

经过三年多的筹备，重庆大学博物馆在2019年驶入快车道。据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官网披露，2019年2月26日，吴应骑正式向重庆大学博物馆移交所有捐赠藏品，共计342件，其中青铜器22件、陶和瓷器161件、玉器159件。重庆大学博物馆于2019年10月7日正式开馆，以此为校庆90周年献礼。开馆首个展览“大象有形——中国古典造型艺术展”中的大部分展品即来自吴应骑的捐赠品。

“展品包括玉器、青铜器、陶瓷器、佛造像、掐丝珐琅器、百宝镶嵌、竹雕笔筒、古代玻璃器等类别，共计四百余件，充分展现了中国古典造型艺术的发展脉络和传统文化魅力。”重庆大学博物馆的官方公众号上关于此次展览的新闻通稿这样写道，而正是这批藏品引爆了网络。

由于10月15日以来重庆大学博物馆一直闭馆，专家无法进行实物鉴定，一些专家通过照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你看这个跪着的玉人，它的器型很像商代的东西，也确实出土过商代的玉跪人，但是它身上的纹饰又是典型的战国纹饰。这些有悖逻辑的地方，使得这件藏品看起来很可疑。”浙江省收藏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何少峰在看了博物馆里面一件“玉跪人”的文物照片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重庆大学关于此次展览的新闻通稿提及，2015年12月，重庆大学曾邀请十四位国内专家对文物进行了鉴定。南方周末记者在对十四位专家进行梳理后发现，大部分专家并非文物鉴定专业的。参与鉴定会的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曾陆红曾向媒体坦承：那次“鉴定会”只是“艺术漫谈”，并没有鉴定。

当时的十四位专家之一、中国传媒大学某特约研究员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我不是文物界的，也不是美术界的，这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他回忆，自己当时是从文化产业发展角度来看这些展品的。“当时是吴应骑还有重庆大学邀请我去的，我就是想观察一下大学办博物馆这样的文化产业方向。我是研究文化产业的。”

吴应骑曾经的同事、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业退休教师吴渝回忆，自己与重庆当地的收藏家有些接触，但几乎没看到吴应骑的身影，“他（吴应骑）和重庆本地的收藏家来往很少”。2015年重庆大学那场“鉴定会”上，吴应骑所请的专家也大多为外地非文博专业人士。

未经专家严格鉴定，这批“文物”就这样进入了公立大学的博物馆。

尴尬的“身份困境”

根据国务院2015年颁布的《博物馆条例》，“国有博物馆的设立、变更、终止依照有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并应当向馆址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备案。”

重庆市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处长严小红告诉媒体：重庆文物局尚未收到重庆大学博物馆的设立备案申请。

南方周末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高校博物馆未向当地文物部门进行报备的情况，重庆大学博物馆并不是特例。

“这次事件肯定不是特殊的事件，都好几起了。”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中国高校博物馆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杭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办博物馆的人，没有《博物馆条例》这样的法规意识。”

杭侃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高校博物馆的身份困境。“按照《博物馆条例》的规定，创立新的博物馆都是要去文物局报备的，但高校博物馆是教育部系统管的，它不是独立法人，如果要去报备的话，就要通过学校和教育部，它很难报备。但是目前教育部又没有明确的一个部门来管高校博物馆这个事。”

据杭侃估计，全国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博物馆并没有在当地文物局报备。“它既不能进入文物局系统，也没有办法在教育部系统获得一个身份。”

杭侃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了具体的报备流程：“所谓的‘报备，不仅仅是去登记一下，而是要有藏品目录、经费来源、技术人员的报备，文物局的工作人员看藏品目录，还有审查的流程，（这个过程）是会发现问题的。”他认为，相较真正的文物市场，这些“连工艺品都算不上”的藏品只能算是“古玩市场”的货。

江上表示，此次重庆大学博物馆“赝品”风波并非个例，一个被称为“国宝帮”的群体近年来在收藏界十分活跃。这个群体以收藏所谓的“国宝”为目的，经常被专业人士认为是买卖假货、收藏假货。

基于夹在教育部和文物局之间的尴尬身份，很多高校博物馆即使得以建立，其专业性也难以跟上。“它不是独立的法人，所以就没有相应的编制。一般的博物馆，尽管发展也不均衡，但里面有很多博物馆专业人员，高校博物馆虽然叫博物馆，由于一些学校没有相应的专业，也就没有相关的专业人员。”杭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财力人力不足也阻碍了一部分高校博物馆的发展。“国外的高校博物馆机制比较灵活，”杭侃对比过国外一些高校博物馆，“它可以接受公益基金、接受学校的资助，也可以接受个人捐款，这对我们来说，都还不能实现。”

杭侃认为，一个理想的高校博物馆无需有多么宝贵的藏品，也不必有所谓的“镇馆之宝”，而要围绕教学和科研来开展展览工作。

在北京某大学教师、收藏爱好者明亮看来，除了高校博物馆自身的问题，“赝品”事件也折射出近年来“国宝帮”越来越猖獗的现象。“正经搞收藏的人，收的东西都很便宜，他们是看不起的，他们要的是‘国宝。”

明亮以自己收藏陶器为例。“外行人根本不知道汉代陶器有多便宜，一定以为是几百万，其实不是，品相差一点的，一两百的都有。他们故意把收藏、鉴定说成是很玄奥的东西。其实鉴定和看人一样，看多了就知道了，95%的东西圈里都有共识，没什么玄奥的。他们看不到气韵，上来就说风格，说我这个器型是乾隆的、纹饰是乾隆的，这些都是可以仿的。”

10月14日江上发出文章之前，多位重庆收藏圈藏家就已看过重庆大学博物馆开馆展，但无人发声。“一个藏家进去没走几步，就出来了。”江上说。

高校博物馆不是仓库也不是噱头

江上认为，大型公立博物馆一般不存在大量赝品的情况，其中的藏品基本上都来路清晰，或出自考古挖掘，或有绪流传。由于来路混杂，私人博物馆则更容易出现赝品。“任何人都不能确保自己一辈子不走眼。”江上曾与陕西、河南等地的私人博物馆主人交流，“大家都是很好的藏友，都觉得这是正常现象。”

因此，民间博物馆赝品事件层出不穷。

2013年7月，网络作家马伯庸发表博文《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揭露河北以古陶瓷为主的大型综合性民营博物馆“冀宝斋”展品造型荒谬，文字说明明显有悖历史常识。

不过，近年国内一些高校博物馆、公立艺术机构的展览也不断引发争议，有些藏品被指为赝品。

2015年，浙江师范大学陶瓷艺术馆开馆。该校美术学院退休教师李舒弟捐赠了171件自己的藏品作为开馆特展，但这一百余件陶瓷器很快被网友指出有作伪的痕迹。“展品中有一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存世仅有三件而已，怎么突然又出来了一件？”当时在网上指斥其伪的网友梁晓新说。

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友邱季端向北师大博物馆捐赠了大约6000件陶瓷文物，后卷入赝品争议之中。当时，北师大为这批藏品宣布成立中国古陶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并任命邱季端为首任馆长和研究院院长。

2016年，浙江美术馆举办了“汉风藏韵”古代金铜佛像特展，当时有媒体电邮曾经给这批文物做过鉴定的美国专家皮特·梅尔斯，梅尔斯表示：“这批佛像的铸造时间可能在2004年到2008年之间”。

“这就像蒙选择题一样。你去买文物，可能买到假的，也可能买到真的。如果你全是假的，就像蒙选择题全蒙错了，这个概率也很小吧。除非他是有意地选择错误答案。”江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博物馆接受捐赠，要慎之又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副馆长董建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博物馆，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知名博物馆。董建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对于民间人士捐赠有两大标准：对文物真伪没有把握的，不收；非本馆所需内容的文物，不收。

经由福建省文物局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为真文物之后，馆方才会给民间捐赠人发收藏证书。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曾遇到过几次民间捐赠，在提出文物鉴定要求后，最终不了了之。“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至少在我任内的六年多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接受过民间捐赠。”董建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下转第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