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遥

摘 要：通过分析造成读者对《红字》中两位男主人公迪梅斯戴尔和奇林沃思的态度产生偏差的原因，认为是霍桑运用了叙述学理论中的多重聚焦、距离、声音等技巧来说服读者，进而诱导读者对迪梅斯戴尔表示同情。

关键词：《红字》;叙事策略;说服艺术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7-0121-03

近20年来，“说服艺术”这一叙事策略在国内叙述学领域颇受关注。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曾经对“说服技巧”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她通过对《圣经》中“底拿受辱”的故事的分析，指出“说服艺术”在叙述学中的重要作用，即读者本来清楚故事中的两位主要人物西缅和利未是杀人犯，却因受到“说服艺术”的影响而对他们表示同情[1]。笔者认为：“说服艺术”这一叙事策略在《红字》中也有所体现。《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年轻貌美的赫斯特·普林的故事。赫斯特嫁给年迈的奇林沃思后，却与牧师迪梅斯戴尔私通，并生下珠儿。相信多数读者若此前未曾阅读过《红字》，仅凭上述故事情节介绍，都会对赫斯特和迪梅斯戴尔二人的不正当关系表示唾弃。然而，神奇的是，当读者阅读完该小说之后，居然会同情这对“露水鸳鸯”，并把矛头指向赫斯特的合法丈夫——奇林沃思。由此可见，霍桑达到了非常好的叙事效果。本文将运用刘意青教授提出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叙事理论中的多重聚焦、距离，以及声音等视觉隐喻策略在《红字》中的运用，进而阐释霍桑如何施展“魔法”，使读者对其中两位男主人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多重聚焦

自国内对《红字》的叙述学研究开始，众多学者对这部小说叙述视角的讨论便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红字》叙事技巧最独特之处在于多重聚焦（multiple-focalization）的运用[2]。鉴于此，笔者认为，凡断定《红字》的视角属于非聚焦型叙述视角、内聚焦型叙述视角、外聚焦型叙述视角[3]中的任何一种的观点均有失偏颇。因为在《红字》中有多位叙述者（小说中的隐含作者、赫斯特、迪梅斯戴尔），而不同叙述者的聚焦方式又各不相同（外聚焦、内聚焦、零聚焦），所以应该从“多重聚焦”这一角度分析该小说，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物关系及阅读效果。

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霍桑把自己的作品称作传奇（Romance），以便在叙事主题（婚外恋）和叙事视角（多重聚焦）中获得比小说更大的自由[4]，他的留白也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讨论余地。在《红字》中，霍桑好像一个控制摄像机的导演，他时而从全知的视角，利用“无人机”俯瞰着这一发生在17世纪新英格兰土地上的故事，并用上帝般的口吻对人物进行评断;时而又巧妙地转换视角，将视角聚焦在奇林沃思或者赫斯特身上，放大某一局部事件，对某一人物进行特写;时而又把摄像头隐匿在原始森林里，假装对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毫不知情。

我们不禁感到困惑，霍桑缘何费尽心思如此变换叙事视角？我们可以从巴埃弗拉特的专著《圣经的叙事艺术》中找到答案：因《圣经》的目的就在于影响听众，故《圣经》中除预言书和智慧书的文字是公开敦促读者接受外，其余皆是用叙事视角的转变来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叙事作品的效果要取决于视角上的技巧[5]。而鉴于《圣经》是西方文学的重要源泉之一，以及霍桑所处的基督教文化背景，霍桑的作品无疑受到了《圣经》的影响[6]。故霍桑也通过对小说视角的控制来“说服”读者，使读者同情小说中隐含作者所青睐的人物。那么，在《红字》中，谁是得到霍桑青睐的主人公呢？从阅读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肯定不是奇林沃思。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当霍桑运用“内聚焦”这一技巧，把视角聚焦到奇林沃思和迪梅斯戴尔身上时，唯恐读者会去同情奇林沃思，所以霍桑又运用“外聚焦”这一技巧，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他，霍桑，讨厌奇林沃思这种爱窥视他人内心的伪君子。正如在《医生》一章的结尾，霍桑把迪梅斯戴尔比作“各时期基督教徒中的圣洁人物”，而把奇林沃思比作“魔鬼的使者”一样，他把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斗争比作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此时，读者就像牵线的木偶一样，任由作者随意支配。读者甚至还可以想象到霍桑笑眯眯地问自己：“亲爱的读者，你是愿意站到天使的阵营呢？还是魔鬼的阵营呢？”

二、距离的控制

根据马克·柯里在其专著《后现代叙事理论》中关于“距离”的表述，距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控制的距离，另一种则是审美的距离[7]。下面将分别阐述这两种“距离”。

第一种是技术控制的距离。这种距离通常指距离的拉近。叙事距离的拉近与电影中拉近镜头来聚焦类似，即表示通过拉近读者与小说主人公的距离，以便读者可以从主人公的视角处理问题，因此，即便主人公在道德方面有些瑕疵，也可以赢得读者的同情。在《红字》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中，霍桑便把读者的视线聚焦到赫斯特身上，缩短了读者与赫斯特的距离。透过赫斯特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赫斯特对迪梅斯戴尔的深爱以及她对奇林沃思的仇恨。在《赫斯特和医生》中，通过二者的对话，读者似乎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个内心脆弱的牧师被恶魔般的奇林沃思折磨得奄奄一息。正如赫斯特所指责的那样：“你在掏他的心，在捏他的心！你紧紧攥住了他的生命，逼迫他每天生不如死地活着。”[8]114因为距离的拉近，读者很容易把自己当作赫斯特·普林本人，或者当作她最亲密的朋友，所以对待两位主人公的态度也就高下立断了。即便读罢小说，经过理性思考后，读者清楚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都有罪，也清楚，作为读者，自己不应该厚此薄彼，但是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情感的天平却不由自主地偏向了赫斯特和迪梅斯戴尔，这便是叙事的魔力所在。只有阅读完小说后，分析其叙事，我们才可能发现自己居然认同了小说中预定的道德价值。

第二种是审美的距离。指的是一些读者会刻意地把距离拉远。然而，马克·柯里本人并不赞同审美距离这一说法。马克·柯里引用的是布斯的观点，并在文中对其觀点进行了批判与阐释。布斯认为，读者因为智力上的差异而存在一种审美距离的鸿沟。简单地说，只有那些智商欠佳的或缺乏阅读经验的读者才会被这些“叙事障眼法”所迷惑。因此，布斯劝告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不要“陷得太深”，要与小说人物保持距离，毕竟那些小说人物的所想、所言、所行都是小说叙述者有意而为的一种叙事说服技巧。显然，布斯的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但是，有别于马克·柯里对作者意识形态领域的探讨，在此将聚焦于读者是否有必要将自己和小说人物的距离拉得足够远，以便在情感上保持冷静。笔者认为，读者无须一一甄别小说中所有的叙事技巧。阅读一本精彩的小说就像观看一部精彩的电影。如果观众坐在影院里一味揭穿和评判导演的拍摄技巧，那么就是在“吹毛求疵”，从而会失去观看电影的乐趣。阅读小说更是如此。况且，阅读小说的读者是形形色色的，所以面对同一部作品，不同读者的感受也截然不同。在分析审美距离时，除布斯提到的智力因素外，还应包括性别、人种或者阶级等差距。就性别而言，男性读者在读《红字》时或许可以保持冷静的审美距离，他们虽然怜悯赫斯特，但鲜有人会把自己想象成女主人公，因而，不太可能纠结于三者的爱恨情仇，而改变最初的判断。但女性读者多数会把自己想象成赫斯特·普林。因情感极其丰富，女性读者心中的情感天平很容易会偏向英俊又忧郁的迪梅斯戴尔，从而丧失这种审美距离。综上，若把读者与叙事小说比作两块磁铁，纵使读者可以与叙事技巧保持距离，也难逃被叙事技巧吸引过去的命运。

三、声音的力量

霍桑，作为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相对），自然无法和读者直接交流。所以，他的情感倾向必须通过叙述者的声音来向读者传达。因此，霍桑通过小说中叙述者的声音来控制读者的情感。在《红字》中，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看似杂乱无章，但其实几乎都在霍桑的掌控之中。而霍桑巧妙设计这些声音的目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读者，即为赫斯特和迪梅斯戴尔赢得同情，使奇林沃思遭到唾弃。

小说中主要有三种声音：第一，《海关》中“我”（隐含作者）的声音;第二，监狱门前的“长舌妇”们的声音;第三，小说中三个主人公的声音（赫斯特、迪梅斯戴尔、奇林沃思）。这些声音非常利于重塑读者的情感价值观。

第一，《海关》中“我”的声音。“我”作为《红字》中的“隐含作者”，除了在正文中用总结性的点评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之外，还通过《海关》一章中对赫斯特的评价为后续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如霍桑评价道：“她赢得了众多人的尊重，如同对待天使一般。”[8]29可以想象，经过霍桑这番评价，赫斯特已在读者心中留下了先入为主的良好印象。读者们看到开头便可猜到结尾——赫斯特注定有好运。于是在接下来的章节，读者不由自主地愿意站在赫斯特的一边，并希望她有好运。

第二，监狱门前众“长舌妇”的声音。这些妇人在监狱前议论的情景其实可以说产生了一种复调效果。因为她们发出的声音和隐含作者“我”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甚至是恰恰相反。她们“粗声粗气”地讨论着赫斯特的罪行，她们鄙夷这个“不守妇道”的荡妇：“这个女人给我们所有的女人带来耻辱，罪该万死。”[8]5但是，当狱门打开，赫斯特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众人的态度与之前似乎大相径庭。那些丑陋的妇人们的声音却似乎更像是烘托出赫斯特的从容高贵：“她的美丽大放异彩，团团包围她的不幸和丑行蜕变成了一团光环。”[8]7此时无声胜有声，赫斯特出现在人们面前本来是要献丑，是要激起众人的唾弃，结果她却是“闪亮登场，不负众望”。透过妇人们对赫斯特的恶劣态度，读者对赫斯特的同情又增加了不少。虽然这些妇人的声音和隐含读者“我”的声音不一致，但却起到了更好的烘托效果。

第三，《红字》中三个主人公的声音。这里的声音除了指交流话语的声音，更多指小说主人公内心的声音。韦恩·布斯认为，“当我们对小说人物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有更多了解的时候，我们便会对该人物表示同情。”[9]所以，当我们倾听到小说人物的心声之后，便会对该人物表示同情。而在《红字》中，霍桑让读者可以听到赫斯特·普林和迪梅斯戴尔的心声。由于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读者便能以上帝般的全知视角，感受迪梅斯戴尔的忏悔，并由衷地原谅他。遗憾的是，我们听不到奇林沃思内心的声音，只能读到他一系列不可理喻的行为。当读者无法进入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仅能通过人物的言语和动作以及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评论来判断人物时，很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所以我们眼中的奇林沃思是一个外表与内心同样丑陋的人，他外表丑陋，内心卑鄙，行事龌龊。虽然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但他依舊受到了我们情感法庭的全然否定。因为是他毁了可怜的赫斯特·普林，是他觊觎了迪梅斯戴尔的内心世界，并一直狠狠地折磨这个可怜的牧师。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霍桑的说服性策略主要达到了以下效果：第一，诱使读者对赫斯特·普林和迪梅斯戴尔产生好感。不论是在赫斯特由“荡妇”升华成“天使”的成长过程中，还是迪梅斯戴尔在经历内心挣扎之后选择坦白的心路历程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二人的成长，所以愿意祝他们交上好运。第二，增加读者对奇林沃思的厌恶。这位年迈的学者本来是这场婚外恋的受害者，却在霍桑的说服性策略的影响下变成了热衷于窥视他人内心的伪君子，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内心冰冷的科学怪人。第三，可能会影响读者的价值观。婚外恋绝对不属于普世价值观中的一种，令人惊讶的是，在阅读完《红字》之后，读者居然对婚外恋表示理解，将其视为一种原罪，转而去关注罪的救赎。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叙事的效果。要想客观了解相关主题，仍需综合作品创作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上述这些影响读者情感态度转变的策略，正是通过叙事学中的多重聚焦、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以及多重声音等叙事策略来实现的。

四、结束语

霍桑在《红字》中施展了叙事“魔法”，让读者对赫斯特的出轨行为给予理解，对懦弱的迪梅斯戴尔给予同情。读者似乎与作者达成了某种共识，即婚外恋不可怕，出轨也无所谓，只要知错就改，只要愿意坦白，不论多晚，罪名都会被清洗，罪人都能变成天使。值得深思的是，尽管霍桑在书中极力推远自己和这种不道德的婚姻关系的距离，当跳出霍桑的“圈套”时，我们还是不禁发现似乎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被霍桑或深或浅地影响了。当然，每位作家都有他或她热衷的主题，这些实则是作者弘扬高尚道德观，倡导正确价值观的叙事策略，霍桑也不例外。霍桑想表现的宗教、文化、爱情主题丰富，此处绝非是让读者去容忍婚外恋。但不可否认，那些掌握叙事技巧的小说家多么有“魔力”。至此，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提出的是作家需要有道德底线，否则，很有可能会给读者造成道德观念上的混淆。当然，读者也应该理性阅读文本，作为专业读者尤须如此。读者既需要能够把自己交给作品，跳进作者的“圈套”，尽情品味其中的一切，也需要理性审视，细究作品的深刻主题与文学伦理意义。这正是霍桑“说服艺术”带给我们的阅读启示之一，也是《红字》这部经典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吸引众多读者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刘意青.《圣经》文学阐释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0.

[2]熊荣敏.聚焦理论的认知参照点阐释[J].外国语文，2011（3）：87—88.

[3]Genette， Ge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4]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3.

[5]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M].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

[6]马俊杰.从《红字》中的《圣经》原型看霍桑的宗教观[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5）：72.

[7]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

[8]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苏福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9]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付礼军，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