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遍全国，为钢铁工业新基地选址

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巩固和建设新中国上来。从1950年至1952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为 “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又为“一五”计划的实施做了充分的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53年6月我从苏联回到国内，这时东北工业部已经撤销。王鹤寿调到中央任重工业部部长，东北工业部的各个处大多数到了重工业部，成为重工业部的司、局。我回来后，时任重工业部钢铁局局长的刘彬给李富春写报告，要求调饶斌和我去做副局长。由于上级已决定饶斌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就决定调我到钢铁局。

我到钢铁局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苏联援助项目，抓 “一五”钢铁工厂新建、扩建项目，尤其是新项目选址工作。于是我和刘彬一起，按项目计划，由北向南一个一个实地踏勘，做前期准备。

我們先到太原钢铁厂，太钢是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由德国人设计建设的钢铁厂，规模虽小，品种齐全，实际是阎锡山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割据搞起来的配套钢厂。太钢有一条街，房子很漂亮，都是别墅，这是阎锡山专门为工程师们建造的，叫“工程师街”，他对太钢建设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从太钢我们又赶到包头，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华北局领导一起商量建设包钢事宜，决定调刚从苏联回来的杨维做包钢建设筹备处主任。之后我们到达龙烟铁矿和宣化炼铁厂，决定恢复宣化炼铁厂。日本人占领时在宣化建设了几座小高炉，这时早已停产，当时主要是开采烟筒山的富铁矿，运到石景山炼铁，再运回日本。我们深入到矿井实地考察，见了龙烟铁矿掘进队队长马万水（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经过深入讨论，我们决定委托龙烟铁矿矿长贾亚夫筹备恢复宣化炼铁厂。

接着我们来到鞍山和本溪，在“156 项”中，鞍钢占三项（即三大工程）。因鞍钢直属重工业部领导，不属于钢铁局管，我们在那儿没有多待，即去了本溪。本钢有两个厂区， 一个是老厂区， 是20世纪初建设的两座小高炉，污染比较严重;另一个是新厂区，是日本占领时由德国人设计建设的。那时日本经济已非常困难了，建设几百立方米的高炉连个铁皮都没有，外围打上铁箍，炉内砌上耐火砖。日本人投降时把一炉铁水冻结在炉子里。我们到本溪的目的，是要从本钢抽调一批人帮助建设北满钢厂。然后我们就到了齐齐哈尔，又在哈尔滨与黑龙江省委一起，研究北满钢厂的建设问题。

到北满后，刘彬因身体原因先回北京了。我继续和钢铁局基本建设处处长李非平一起到云南考察昆钢，到重庆考察重钢，到湖北考察大冶钢厂。又到武汉为武钢选厂址，为配备武钢的领导班子做调查。然后从那里顺长江而下到马鞍山。马鞍山钢铁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有十几座70立方米的小高炉，由于战争的原因已破烂不堪。我们决定组织和调动全国8—9个炼铁厂，一个厂包马钢一座小高炉， 帮助其迅速恢复生产。后来马钢的同志感慨地说，他们把全国的炼铁技术和经验都集中到一起了。

最后我们到了上海，上海当时有个钢铁公司，山东南下干部王道和在那里做经理。他是个好同志，但缺少经验，经与地方商量我们调太钢厂长到上海支援他。在上海，我们重点研究了如何利用上海已有的工业基础，培养干部，发展自己，支援别人， 因为当时东部沿海环境所限，“一五” 期间，“156项”建设中上海没有新建任务。就这样，1953年下半年， 我们马不停蹄地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和日本占领时期遗留下来的这几家钢铁厂看了一遍。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为新的建设项目做准备;另一方面是配备班子，组织恢复生产。

1954年一开春，苏联设计专家、技术人员陆续来华，在156个项目中，钢铁方面除了鞍钢三大工程和本钢的恢复之外，主要是包钢、武钢、热河大庙铁矿、女儿河铁合金厂和吉林铁合金厂的设计工作。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武钢和包钢的厂址选择与项目设计上。

武钢厂址的选择争论较多，最后还是李先念拍的板。为了建设武钢，我们先后选了几个厂址。第一个点，选在大冶铁矿附近，地方虽开阔，但专家组组长格里高丽扬（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专家）不赞成;第二个点，选在武昌原纸厂厂址，他也不赞成;第三个点，选在武昌长江南岸的徐家棚、油坊岭、白纸坊一带，也都被他否定了。后来我们沿着湘江流域，到长沙，这里湘江水质好，悬浮物为零，有吸引力。苏联专家组又专门去做了考察，但他们认为湘江的水质虽好，可水量少，最低水位时只能行驶500吨级的船，在这里建厂大量运输靠水运，对钢铁厂也不利，于是又放弃了长沙。同格里高丽扬踏勘来、踏勘去，他认为武钢厂址非武汉青山这块地方不可。可是青山这块地方已确定为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还是“二汽”筹备委员会主任，“二汽”又是湖北省的一个大项目。“二汽”苏联专家组组长是机械部的总顾问，听说格里高丽扬看中这个地方，他态度鲜明，寸步不让。为争这块宝地，两位专家对峙起来。机械部、冶金部都不好说话， 最后由参加“156 项工程”谈判的苏联贸易部第一副部长卡维尔决定，他是苏联的留美学生，少壮派，我们在苏联谈判时就认识，来华后我陪他转了半个中国。他出面拍板把青山厂址给了钢铁厂。但双方仍在争议，最后 “官司” 打到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听了汇报，他高瞻远瞩，考虑到钢铁工业的特殊要求， 决定把青山让给钢铁厂。为此， “二汽”的筹建工作被拖了下来。李先念的思想境界和处事方法给我留下的印象永生难忘。

包钢可供选择的厂址有四个地方：一是乱水泉，那里有地下水，但不够一个大钢铁厂用;二是昆都仑河东，那里地质条件不理想;三是乌梁素海地区，但因它是黄河河套灌溉区，也被否决了;四是包钢现在的厂址，即昆都仑区。这里不但符合建钢厂的条件，而且河西宋家壕居民很少，搬迁容易。昆都仑山口有条河，厂址设在河西岸，因为地势较高，专门搞了个比河床高40米的水源地把水引上来，鉴于黄河水含沙量高，又为此建造了一个沉淀池，这样就解决了包钢供水问题。

三、“一五”计划的成功经验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我们这些人在编制和实施计划中都是在干中学、学中干，边学边干，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一五”计划是学习苏联、结合我国实际编制的计划，在全国人民积极支持和艰苦奋战下，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是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声炮响，给我们这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饱经忧患的国家带来了希望，为新中国的富强打下了初始基础。回顾六十多年前这段往事，我仍激动不已，为有幸能够参加中华民族经济复兴大业并尽微薄之力，倍感荣幸。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走过的每一步，更不应忘记新中国是在怎样的“家底”下迈出了这艰难的第一步。现在有的人，对当时的计划经济多有微词。这也难怪，这些人对五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是淡忘就是不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迈出了那样的第一步应历史地、客观地予以分析研究。我认为，对“一五”计划有五条不能忘：

第一，选择计划经济是历史的必然，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振兴经济客观的要求。我们是在战后恢复经济的基础上谋求发展的。这在好多国家中都有类似的情况。日本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时候，按照他们的国情，采用的是重化方针。我们在三年恢复的基础上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极为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行重工业优先方针。计划的重点除了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外，重中之重 就是发展重工业。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正是“一五”计划，抓准了这个重点，又经过多个“五年”，才打下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龙头的经济基础。没有燃料工业发展，不能给国民经济提供动力;没有原材料工业发展， 不能使国民经济摆脱无米之炊的状况;没有机械工业发展，不能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提供技术装备。所以，有计划地实施产业政策、建设方针，在我国当时的实际下是十分正确的。

第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这是公有制的长处。尤其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举国上下艰苦奋斗、勒紧裤带，怎能迅速脱贫，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战争中被證明是以弱胜强的有力武器，在经济建设中，尤其“一五”期间也证明了它的威力。

第三，新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制裁、封锁中诞生的，只有苏联伸出了援助之手。“一边倒”学苏联，形势使然。至于“学习”成绩， 作为学生，不能怪老师，“照抄照搬”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因为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就否定过去，否定这段历史，这是不对的。

第四，制定计划很重要的一条原则是留有余地，即要给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留下除了他们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之外，还可以超过计划的余地。同时，制定计划一定要有可靠的自然资源做保证，要重视现有的工业基础。旧厂改造，老基地扩建，既省钱又节省时间，见效还比较快。

第五，要十分重视综合利用，这一点我们认识得晚了一些。包钢白云鄂博开始只知有铁，不久后发现了稀土。1953年宋应到莫斯科时就跟我讲了一些稀土的情况，因当时我们分析手段差，还弄不清楚。后来 专门组织力量做了研究，才逐步开始开发利用。建设攀钢，如何从渣里回收钒钛，这件事应感谢钢研院院长陆达和炼铁专家周传典，是他们早在60年代带领的一批科技人员，花了很大力气，先在承德铁厂小高炉利用大庙铁矿选矿厂做钒渣提钒的试验，后又在西昌建小高炉，利用攀枝花矿渣回收钒钛，为攀钢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再如，甘肃金川镍矿含有铂、铱、钯、钌、锇等铂族元素。白银矿明朝就已开采，据说当时有矿工5000名。因白银矿是铅锌矿炼银，炼出银后渣子丢弃。渣子富含铅锌，若经处理，是可变“废”为宝的。50年代我们还在这儿发现了大量的铜矿。严格讲，综合利用的概念“一五”时已提出，但限于当时手段落后，未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