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静

摘要：《论语》是我国典籍的代表，对我国各领域影响巨大。西方汉学家理雅各为《论语》英译做出突出贡献，其译本堪称经典，在译学界享有盛誉。根据热奈特副文本理论研究理雅各正文本之外的出版商内副文本、前言、注释、个人经历、书信、日志等内容，从而获得译者的翻译过程、凸显译者的显性身份，以扩展理译的研究范围。这对中国典籍翻译理论及实践和中国典籍“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论语》;理雅各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施，中国典籍的翻译引起译者和学者的关注。《论语》作为中国典籍的代表，是我国儒家思想的精髓。论语对我国的政治、文学、伦理、艺术、教育、经济等多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其英译对传播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财富具有重要意义。自1691年论语英译本首次问世以来，此后三百多年来，《论语》英译本高达四十多个。[1]其中理雅各的《论语》译本一度被称为经典，拥有权威地位，其被引次数远超其他译本。理雅各翻译《论语》历经三版，他从传教走向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从狭隘偏见走向宽容、自由，从服务政治走向独立意识的学术阐述。几个世纪以来，译者和学者仍以理雅各译本为参照进行翻译和研究，理雅各的《论语》译本在译学界享有盛誉，研读此译本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

二、翻译中的副文本

副文本（Paratext）由法国文艺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指的是“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2]因此，主体文本之外的文字及非文字所组成的部分及为副文本，主体文本与其他相关部分的特殊关系类型即为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副文本是正文本的重要补充部分。副文本可分为内文本和外文本。前者包括出版商前言、作者署名、标题、副标题、目录、前言、致谢、题记、献词、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后者包括作者經历、访谈、书信、日志等。副文本为翻译理论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新的方式阐释了翻译学。

理雅各《论语》译本中存在大量的副文本，它围绕在译文边缘，对正文本阐释，补充和说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个案研究的不同，本文主要围绕理雅各《论语》译本中的内副文本中的出版商内文本、前言、注释和外副文本中的个人经历、书信、日志等进行研究，并以内副文本作为研究重点。

三、理雅各《论语》译本中的内副文本

（一）出版商内副文本

目前中国香港大学出版的理雅各《论语》译本的最初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已属绝版，纸质版无法查找，从保存的照片中可看出其封皮简洁，扉页有丛书名、作者名、头衔、卷号、本卷内容、出版商、出版地、出版时间。采用繁体中文右侧竖排，并用句号标记句读。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译本，其封面印有理雅各与清代学者进行讨论的照片，Confucian Analects采用大号红色字体，一目了然。The Chinese Classic translated采用中号字体，突出中国经典译作。作者及其国籍采用较小字号。整体风格简洁，并使用细窄型的口袋书类型，方便携带。扉页印有该出版社其他世界文学哲学和心理学经典枕边书、图书再版编目数据、出版发行信息、印刷信息、幅面尺寸、印张、字数、封皮设计、书号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商在扉页后另辟一页用来介绍本书的译者理雅各，突出译者的身份及为中国经典所做的贡献。在本书的封底印有理雅各及清代学者王韬的照片，并在照片下另有英文介绍理雅各为西方读者所做的贡献。

（二）前言

前言部分包括总序、他序、导读和自序。总序介绍了世界经典名著的可读性和必读性，他序由古代文学研究学者熊明所作，介绍了儒家核心典籍、理雅各的翻译之路及其对中国思想转变的历程。导读介绍了孔子及理雅各，并高度赞扬理雅各为“古籍英译第一人”。值得一提的是理雅各为《论语》译本作自序，内容包括中国典籍的介绍、《论语》文本的介绍、孔子及其弟子的介绍、译者参考的汉语文献和西语文献。理雅各对孔子的介绍结合了多部著作中对孔子的介绍，包括了《孟子》、《孔子家语》、《礼记》、《春秋》、《公羊传》、《说苑》等，并整理出孔子86位弟子的相关信息。理雅各参考的汉语文献包括《四书》的注疏本、汉语字典和《中国丛刊》、《中国通史》等相关著作，西语文献参考了柏应理的拉丁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马士曼的《论语》英译本和柯大卫的《四书》英译本。[3]

（三）注释

相比于传统的译者，理雅各更加注重意义的阐述。注释为理雅各译本的一大特色，也是体现他为学者型译者的一个重要的副文本内容。他的译作，除了译文之外，大量篇幅实为注释，约占译本的五分之四。其注释包括解释篇章题目、解释关键汉字、诠释专有名词、提供背景知识、解释历史典故、解释习语俗语、提供经文的其他注疏、说明修辞语言的言外之意、提供其个人想法、对比中西经文等方面。[4]例如在《论语》第六章雍也中“不有祝鮀之佞”，理雅各介绍祝鮀为卫国大臣，字子鱼，并用大量篇幅介绍其任命卫国祭祀大臣的理由，以及因其长相英俊而出名。[5]理雅各为《论语》译文提供注释的例子是其学术性翻译和厚重翻译的一大特点。

四、理雅各《论语》译本中的外副文本

理雅各的翻译生涯被分为三个阶段：独立翻译时期、与中国学者协作时期以及与《东方圣典》编者穆勒合作时期。在其独立翻译时期，理雅各在中国香港参与翻译《圣经》，并采用小号字体进行注释，开创了中国新教传教的《圣经》注释风格。他在一次日志中提到，要深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道德和社会制度，还列举出在这些领域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6]在其与中过学者王韬协作时期，他邀请王韬加入，为其广泛收集各家注疏，对冷僻著作中的评注更加注意，因此其参考的文献也更加丰富，所以在此期间的译文注释更多，并增加了许多版本校勘和考证分析。在与穆勒合作期间，理雅各在1879年-1891年期间完成了《东方圣典》的第三卷、第十六卷、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八卷、第三十九卷、第四十卷，包括儒家典籍《五经》和道家典籍《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的翻译。理雅各的一生为中国典籍翻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严谨的学术态度为其赢得广泛赞誉。

五、结语

副文本作为文本的重要补充说明，译文的副文本研究可揭示出译者的身份、出版商信息、翻译方法、社会背景等，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理雅各的《论语》译本历经三版，其外副文本研究反映了译文文本的语言外行为的潜在影响。通过对理雅各《论语》译本的出版商内副文本、前言、注释等内副文本和理雅各个人经历、书信、日志等外副文本的探究，有助于为翻译研究者提供关于译者的第一手资料，了解译者的思维过程，进而凸显译者的显性的身份，启发更多有意义的话题，为客观的翻译评论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张晓雪.翻译说服论视角下《论语》英译本接受效果分析——以Google Scholar被引统计为依据[J].出版发行研究，2019（03）.

[2]Genette， G.Paratext：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Lewin， Jane E.（Tra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3]邱业祥.自我与他者——经文辩读视域中的理雅各《论语》译解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J].中国翻译，2003（02）：39-43.

[5]Legge， J.The Chinese Classics， Vol.1：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M].Hong Kong： Anglo-Chinese College Press，1861.

[6]Pfister， L.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the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2 vols）[M].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GmbH，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