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妍 郑东轩

摘要：“哀愤”是靳以小说中的一种突出的情感色彩。这种“哀愤”的色彩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释愤抒情”的传统，又带有靳以自身鲜明的个体经历特征，形成了靳以小说的一种独特艺术风格。同时“哀愤”色彩也从内部反映出了靳以的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与艺术得失。

关键词：靳以;小说;哀愤

靳以（1909-1959）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中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靳以以青年才俊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二十四岁时发表了成名作短篇小说《圣型》，二十五岁时就与郑振铎共同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第一种每期五十万字的大型纯文学期刊”[1]——《文学季刊》，并出版了《圣型》、《群鸦》、《青的花》、《虫蚀》四部短篇小说集。在近三十载的文字生涯中，靳以身兼作家、教授、编辑三重身份，创作了三十余部文学作品。

从最早的四部短篇小说集，到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前夕》，靳以的小说始终浸染着一种“哀愤”的感情色彩。“哀愤”顾名思义是哀怨与愤懑这两种情绪的交织纠葛，是由哀至愤，亦是既哀且愤。在靳以的小说中，“哀”是自己或他人的不幸经历和坎坷命运所引发痛苦、忧伤与悲恸，是“愤”的内部原因;而“愤”则是长久以来内心积攒的怒火、不平与郁结过于充盈而产生的不泄不快的情感激动，是“哀”的外部表现。本文尝试对靳以小说的“哀愤”色彩的形成、转变及影响进行探讨与研究，进而梳理和分析靳以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与艺术得失。

一、“哀愤”的源起：“释愤抒情”的文学传统与坎坷的个人经历

“愤”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是激发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情感动因。屈原的最早在《九章·惜诵》中提出“惜颂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后来有司马迁的“發愤著书”说、刘勰的“蚌病成珠”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等等，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李贽更是提出“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清代以来，从金圣叹的“怨毒著书”、蒲松龄的“孤愤之作”，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中吴趼人的“愤世嫉俗”说、刘鄂“性灵生感情，感情生哭泣”的“哭泣”说，证明了“愤”不仅仅是抒情文学的创作动因，也对叙事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愤”所驱使的文学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释愤”的情感宣泄过程，屈原以降的“诗骚”传统与司马迁以降的“史传”传统在“释愤”这一点上得以汇集和综合，使其与“经世致用”、“天下为己任”等观念一同成为了中国文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中国现代小说家，特别是“五四”作家们都自觉地继承、发扬和发展了这种“释愤抒情”的文学传统。在社会环境动荡不安、民族命运岌岌可危、社会生活忧患深重的大背景之下，“释愤抒情”与“经世致用”、“天下为己任”的文学观互为表里，将个人情绪的表达与社会功用的追求这两种创作取向合二为一，成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模式：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指出，集内文章“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2]。郁达夫在谈文学创作的动因时也说：“约而言之，不外乎他们的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现实怀着的不满心思，对社会感到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3]巴金也强调他的创作是“为了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4]。

如果说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释愤抒情”传统和“五四”时代具有战斗性的文学精神给了靳以小说的“哀愤”色彩中“愤”的一面，源于靳以自身的人生经历与性情因素则是“哀”的主要来源。靳以的性格一方面多愁、内向、偏执，另一方面又善良、正直、悲悯，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他三岁就跟随父亲在沈阳生活，童年时代与母亲的分离使他缺失了慈母的关爱。靳以的父亲出于望子成龙，对靳以十分严厉、不苟言笑，甚至动辄打骂，还早早地为靳以定好了从事商科的职业规划。大学毕业后，靳以去到已经沦陷的东北劝说因日本人压迫而破产的父亲返回天津，在东北逗留的半年时间中，靳以目睹了沦陷区百姓的种种不幸，也激起了他内心的悲悯情怀。

早年经历中对靳以带来沉重打击并直接影响到其创作路向的是两件事，一是疾病：十七岁时，靳以因一场伤寒而染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并长久地被此病折磨，后来母亲又因肺病去世。对于疾病地深刻感触深深烙在了靳以的人生经验中，这也就不奇怪靳以的笔下常见身体羸弱、精神颓唐又生活窘迫的病人形象了。二是失恋：靳以在复旦商科专业就读时交往了一位女友。靳以对她爱恋深刻，而她却因为靳以的弃商从文而逐渐与他疏远，最终投入了银行经理的怀抱。这次失恋让靳以产生了对女性的极端憎恶和愤恨，《圣型》、《群鸦》、《女难》、《黑影》等一系列男女爱情小说的主旨情感皆发自于此。

在古典文学“释愤抒情”的传统、“五四”文学精神以及个人坎坷经历的多重影响之下，靳以既希望通过写作释放哀怨与愤懑的个人情感，又热切期盼以此揭露病苦、批判时弊，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就像他在谈起自己如何转向小说创作时提到的那样：“那不合理的社会正大张着它的嘴，使我不得不闭上我那吟哦的嘴，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而对着丑恶的现实，抛开诗人的头衔，做一个小说工作者。”[5]因此可以说，靳以小说的“哀愤”色彩是迫切的抒情冲动与强烈的政治热情相结合的产物。

二、“哀愤”的形成：由哀怨至愤懑，从个人到众人

失恋带来的对女性的失望和少年时患上的心脏病让靳以早期的小说总是带着悲观情绪和哀怨色彩。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感伤美、病态美是众多作家所追求的一种审美风格，其中以郁达夫为最典型的代表。这些以感伤为抒情主色调的小说希求通过浓郁夸张的情感和忧郁颓废的气质唤起当时的青年读者们的共鸣。靳以的创作自然逃不开这种感伤风潮的影响，但是靳以小说中的哀怨色彩却又与当时普遍的感伤情调有所不同。感伤小说表现出的是欲望纠葛中颓废与矛盾（如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而靳以的小说想表达的更多是对于社会、人性和个人命运的哀怨、悲观和失望，乃至于产生出一种憎恶和愤恨，这一特点在靳以早期的爱情小说中体现地尤为明显。

靳以的成名作《圣型》写的是一个拯救与背叛的故事。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在哈尔滨的街头遇到了一位酩酊大醉的白俄女子，出于同情，“我”收留了她并给她无私的帮助和周全的照料。然而这个白俄女子却用酗酒、跳舞、撒谎等行为消磨着我的同情心，最终带着“我”的财物不辞而别。而“我”先是愤怒，但接着就觉得“这并不是一件稀奇，也并不该引以为怪的事。”因为毕竟“来欺骗人原是女人最专长的艺术。”虽然最后看似“我”释然了，但是心中对女性的怨恨却难以磨灭。在靳以的同期作品中，这种对女性背叛之后的愤恨情绪比比皆是：在《黑影》中“于是我就想到她如何陷我于悲惨的境况之中，如何背叛了一切的誓言。我还能想着她最丑恶的行动，和她那种种不良的习惯。”[6];在《女难》中“从那一次的刺激之后，他就成为这样子了。他对于所有的女人都怀恨，他成天在街上荡来荡去。”[7]

哀怨是靳以小说中一种源于自身的情感色彩，但如果说靳以的小说的主旨情感始终仅仅是哀怨、悲观;仅仅将女性作为发泄“怒火”的批判的对象，那么格局就过于狭小了。靳以在创作主题的探寻过程中做出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个人到众人”[8]，这种转变也意味着靳以将个人角度的“哀怨”转化为了大众角度的“哀愤”，将对他人的“愤恨”转化为了对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靳以渐渐减轻了小说中对于女性的憎恶，而将“怒火”撒向了整个社会。

在《秋花》中，靳以将家庭变故、爱人背叛等种种悲剧的原因都归结为社会的病态。靳以在《秋花》的后记中写道：“对于现实社会我有着极端否认的意向。”[9]可见他将已对于人性的怀疑与失望上升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否定和批判。在《去路》中，靳以同样将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个被社会抛弃的零余者，发出“它忘了我们，丢弃我们，鄙视我们”这样不平的呐喊。《沉落》、《沉》、《虫蚀》三部曲（《虫蚀》、《游絮》、《陨落》）等小说则将女性的堕落直接归结为社会的腐蚀。靳以对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社会深恶痛绝，以至于要在小说《灰晕》中借人物之口说出：“啊，罪恶的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靳以这种愤懑与怒火表露得更加直白。其一是對国难来临时忧愤意识的急切表达。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前夕》中，黄俭之的小女儿静玲抱怨学校和城市里短暂的和平气息“说好听的是充满了和平的气氛，说不好听的是麻木不仁”，黄的妻弟李大岳每每想到国家危难、社会动荡就会“希望自己是一堆烈性炸药，突然爆炸，把一切都化成无影无踪”。其二是对战火中罹难又麻木的国民发自内心的悲悯和忧虑。小说《烬》在描写完东北沦陷区百姓的种种不幸后，对国人国难当头仍不知振作和反抗深感担忧;小说《天堂里》和《离群者》则激烈的讽刺和批判了无耻的卖国贼。

总而言之，由哀怨到愤懑的情感变化和“从个人到众人”的思想提升共同促使了靳以小说“哀愤”色彩的形成，并成为了靳以小说所具有的一种鲜明的艺术风格。

三、“哀愤”的表征：激烈的情感表述与简化的价值探讨

“哀愤”色彩给靳以的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用激烈的言辞对作家的个人情感进行激烈而直接的表述;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于某些社会和人性问题的价值探讨在深度和角度上的简化。

在语言上，靳以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散文化”，以至于有人认为“靳以的小说有散文色彩。特别是他那些短篇小说，可以说是运用散文笔法写的。”[10]散文是除诗歌外最便于抒情的文体，因此这种“散文化”的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充盈和汹涌地情感。这种激烈的情感表述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快速地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让读者为故事主人公的不幸经历而动容。萧乾在给《虫蚀》的书评中就说：“靳以君常以作品害人流泪的。但这次实在太多了些。”

但是过分强调的“哀愤”情绪的抒发，也使小说的情节布置和人物塑造上缺少足够的打磨，从而影响到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不论是《圣型》、《青的花》、《黑影》这类的爱情小说，还是《血的故事》、《扑向了祖国》乃至《前夕》这类抗战题材的小说，都存在着因作者过分急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观点而致使小说人物自身的声音被掩盖的问题。

靳以在《圣型·序》中承认“我写作的圈子太小，这是我一点也不否认的，因为我还没有走进社会的里面。可是我却尽了我的力量写出真的情绪，甚至于在写着的时候把泪落在纸上的时候也有。”[11]在靳以的笔下，小说与散文一样，都是宣泄个人情感和传达社会观念的一种渠道与工具，这种创作取向无疑大大的削弱了小说本身的艺术魅力。

强烈的“哀愤”情感也影响到了作者对于诸多问题的冷静观察与深度思考。《茫雾》是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时靳以创作心态的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位酗酒、暴躁的父亲赶走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并因此与儿女反目成仇。在这位父亲临终之前，儿子望生前来探望并宽恕了父亲。女儿银妞却始终认为母亲的死都是父亲的责任，决然不肯原谅父亲，甚至还将仇恨的火焰蔓延到了哥哥望生的身上，最终兄妹俩分道扬镳。这个故事反映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骨肉至亲之间的隔膜和仇恨，造成这种隔膜和仇恨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既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在这种环境下人内心的微妙变化。这本是一个值得深刻挖掘的话题，然而靳以最后却简单地将全部责任都归于社会——“如果一个完全两样的社会，银妞就不会失于茫茫的路途中”。这种简化的价值评判将原本可以更加深刻的小说主题一下子变得浅显、直白了。

四、结语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充满苦难与波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之下，作家的个体境遇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个人的艺术追求始终逃不开时代的宏大诉求。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文学创作既紧紧依附于彼时的时代脉搏，又流淌着传统文化与思想的血液;既逃不开各种文艺思想与创作潮流的影响，又带着强烈的个体经验特征。

靳以小说的优点在充沛而真挚的个人情感。但是靳以与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精英知识分子一样，有着主动为广大的底层百姓请缨的政治热情，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厉声地控诉和批判社会的黑暗，在这种创作取向之下，过于激烈的个人情感与过分明显的文学功利意识都阻碍了靳以的小说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参考文献：

[1]洁思.靳以年谱[J].新文学史料，2002（2）.

[2]鲁迅.鲁迅全集 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3.

[3]郁达夫.郁达夫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76.

[4]巴金研究资料[C]李存光 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163.

[5]章洁思.靳以传略[J].新文学史料，1992（2）.

[6]靳以.黑影[M].博文书店，1937：30.

[7]靳以.青的花[M].生活书店，1934：25.

[8]靳以.靳以选集 第五卷[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569.

[9]靳以.秋花[M].社会生活出版社，1936.

[10]文天行.火热的小说世界[M].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297.

[11]靳以.圣型[M].复兴书局，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