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予菲

1999年10月1日，天刚蒙蒙亮，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4层东北角的一个拍摄点上，挤满了十几个摄影记者，其中之一就是乔天富。

时隔20年，在北京解放军报社的家属院，退休5年的乔天富和《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那次难忘的拍摄经历。他从书柜中，翻出一本封皮有些老旧的画册——1999年11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大阅兵》。他翻阅画册，一一解说、如数家珍，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在天安门拍摄阅兵的经历。他的镜头下，有军队的雄姿，更有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

摄影记者就是士兵

这不是乔天富第一次拍摄国庆大阅兵。早在1984年，乔天富就拍摄过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大阅兵。那一年他正好30岁，是参加阅兵活动最年轻的记者。10月1日，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旁，乔天富拍下一张《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刊发在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头版头条，成为1984年最具代表性的一张照片。

15年后，第二次拍摄国庆大阅兵，已是资深记者的乔天富，心情还是不太平静。“作为一名老军人，一名《解放军报》的职业摄影记者，对于完成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大阅兵的拍摄任务，我知道工作的意义和肩上的责任，不敢有丝毫懈怠。”进阅兵村前，他在《解放军报》资料室泡着，查阅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国庆阅兵照片，琢磨构图，精研可以改进的地方。“脑子里记住这些照片，再举起相机，就有了更多底气。”

1999年10月1日这天，首都晴空万里，一夜秋雨把北京洗得格外清新。等待受阅方队的天安门广场上，花团锦簇、彩旗林立。

摄影记者是当日最早一批入场的。“作为记者，要与时间赛跑。”凌晨两点，乔天富全副武装赶到天安门广场安检中心——肩上的摄影包里装着3部相机，脖子上挂一支600毫米超长镜头，左手提铝合金工作梯，右手拎沉甸甸的三脚架。

直到凌晨4点，记者们才结束安检，一群人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场内跑，抢占最佳的拍照点。乔天富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一路跑到人民大会堂4层东北角的旗杆下——站在这里，从天安门城楼前走过的方队尽收眼底。他用自备的军用背包带，把三脚架牢牢固定在围墙边的铁栏杆上，开始调试相机。在这里，同时聚集了十几名摄影记者。

一切准备好后，天安门广场还是一片寂静。

上午10时07分，50响礼炮的回声在广场上空回荡，一辆“红旗”牌敞篷轿车驶出天安门，驶过金水桥，阅兵庆典正式开始。乔天富踩着梯子，先后用14卷胶片，拍下了军容严整、英姿勃勃的解放军三军官兵和武警官兵、意气风发的民兵和预备役部队，还有排列成行的战车、昂首挺立的火炮、傲视长空的导弹……

下午近两点，阅兵典礼结束。对于完成“一线战斗”的乔天富来说，退场比入场更难。他急着第一时间赶回报社，冲洗胶卷。但广场中人流如潮，单位派的车进不来，他困在人群中也出不去。好不容易挤出广场，乔天富见车就拦。在拦了七八辆后，终于停下来一辆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车，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秘书正好认识乔天富，载着他一路驶出长安街，将他送回报社。

当日，乔天富是第一个赶回《解放军报》的记者。冲胶片、放大照片、审稿、编辑、排版、印刷，几个小时后，洋洋洒洒50个报纸版面，印满了阅兵精彩画面。

20年后，当记者问乔天富：“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盛况如何？”他却回答：“根本不记得长安街上的音乐和激动的欢呼声了。”回忆当时的拍摄心境，他说：“我是摄影记者，更是一名军人。自领了任务，我就筹划着当天的每一处细节，牢记职责，不负领导重托，不负读者期待。举起相机，我就打起百分之百的精神，投入全部感情。那真如一场战斗，摄影记者就是士兵，时刻想的是完成任务。”

独特的阅兵记忆

1999年的这场阅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十三次阅兵，也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来，阵容最强、规模最大、受阅场面最为恢宏的一次大阅兵。来自陆海空三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队的1.1万名官兵组成的17个徒步方阵，由400多台装甲、火炮、导弹等战车组成的25个车辆方阵，由空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的132架战鹰构成的10个空军梯队，以规模空前的阅兵式，将新中国的50年发展呈现给全世界。因为新世纪即将到来，这场中华民族的旷世大典，也被称为“世纪大阅兵”。如今，凡天安门城楼开放，纪录片《世纪大阅兵》都在城楼上循环播放。

乔天富镜头下的一张张照片，则构成了他独特的阅兵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大阅兵》画册扉页，是一张气势磅礴的阅兵场全景图，天安门前的机械化部队方阵整齐划一，镜头前景的几个大红灯笼，为画面增添了喜庆与气派。这是乔天富当年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受阅部队像巍峨的群山、像澎湃的大海、像漫卷的狂飆，展现出我们国家之威、军队之威、人民之威、民族之威”。

2019年9月23日，乔天富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这场世纪大阅兵中的亮点，还有后来登上春节联欢晚会舞台的女兵方队队员。这支方队由卫生兵、通信兵、文艺兵、军校学员等组成，孪生姐妹张薇薇、张莉莉任领队。乔天富拍摄了这样一组照片——张薇薇、张莉莉大踏步走在队伍最前面，戴红边大圆顶帽、橘红领带，穿深蓝筒裙、高筒皮靴的女兵紧随其后，既英姿飒爽，又不失女儿风采。

他的镜头下，还有从长安街隆隆驶过的25个钢铁方阵，坦克、战斗车、装甲输送车、牵引火炮、地空导弹等一路呼啸、气势威严。人民空军家族的新成员加受油机，也在此次世纪大阅兵中亮相。在乔天富的一幅作品中，空中第三梯队由两架加油机和四架受油机编成两个三机楔形，以700米的高度、550公里的时速飞过天安门上空。

《士兵》，一张步兵方队某士兵的侧脸特写，流传极为广泛。这是乔天富一幅摄自国庆阅兵训练场的名作。照片上，这名士兵目光如炬、眼神犀利，步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豆大的汗珠挂满额头。军人的血性孔武、威武雄壮，融入图片的方寸之间。

乔天富镜头下的张薇薇、张莉莉，在1999年大阅兵中，她们担任女兵方队的领队。

乔天富的摄影作品《士兵》，是一张步兵方队某士兵的侧脸特写，摄自国庆阅兵训练场。

蹲守家中拍战斗机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日，乔天富第三次举起相机，参加了天安门的阅兵典礼。聊到自己最后一次阅兵拍摄，乔天富拿出了一本压箱底的画册，向记者展示：“跟前两次相比，这次阅兵的照片画质更清晰、场面更恢宏。”

第三次参加阅兵典礼时，乔天富已经是摄影界的“老资历”了。他带着刚进报社的年轻记者，一个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最西端，一个守在人民大会堂5层的西北角，两个人合作拍摄，保证作品“不少一人，不少一车，不少一机”。他感叹几十年间的变化，“图片从胶卷到数码，在技术保障王林的帮助下，实现了现场即时拍摄，即时发送报道”。

亲历阅兵现场，记录下一个个经典瞬间，也让乔天富感受到我国国防实力的进步。他在桌上摊开照片集，为记者讲解：“1984年，国产战略导弹首次在天安门广场亮相，鲜红的弹顶，乳白色的弹体，仿佛一柄柄‘倚天长剑。1999年，第二炮兵的远程地地核导弹方队带着绿色的‘短剑，第二次来到十里长街。和1984年相比，中国的战略导弹已不再是清一色的‘庞然大物，从‘长剑变成‘短剑，外观小了，威力大了，机动性能也增强了。”“国庆35周年的时候，我拍了28型大型装备;国庆50周年时受阅的大型装备是42型;2009年，受阅的武器装备则达到了52型。”

“阅兵本身就是体现国威军威、鼓舞民众人心的机会。作为军事记者，我有幸参加了3次大阅兵采访的全过程，在阅兵村、在天安门城楼、在广场，我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而骄傲自豪。”

如今，新中国又迎来70岁生日。这一次的阅兵盛典，退休在家的喬天富去不了现场了，“我会准时守在电视机旁，看英姿勃发的新一代军人与雄伟壮观的新一代武器”。他早早准备好了相机，“阅兵当天，蹲守家中，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拍下飞过首都天空的战斗机”。

《环球人物》记者采访这天，乔天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及以上荣誉并健在的人员，收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他在一本摄影集中如此总结自己的工作：“人民给我们相机，人民给我们纸笔，我们浓墨重彩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我们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整理成册，献给人民军队，献给共和国的历史宝库，献给养育我们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