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七个年头。

这一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中英两国政府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

这一年，万科、联想、海尔等日后享有盛名的公司陆续诞生，春晚上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莫言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陈凯歌导演了处女作《黄土地》 ，烫着头、穿着喇叭裤跳霹雳舞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这一年，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还有国庆35周年阅兵。1984年10月1日上午10时，1200人的军乐团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礼炮鸣放28响。这是跨越25个年头后的第一次大阅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电梯走下天安门城楼，乘上黑色“红旗”敞篷轿车。轿车缓缓驶上东长安街。他频频举手，向一列列身着新式军装的指战员致意：“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三军将士山呼海啸般回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担任国庆阅兵首长，也是他唯一的一次。

很多人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这次阅兵的彩色画面。在盛大的群众游行队伍中，一群北京大学的学生，突然举起了“小平您好”的横幅。电视里，这一画面只持续了十几秒，却震动了所有人的心，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这一横幅的书写者，就是当年就读北大东语系的大三学生胡圣虎。

从“邓小平同志您好”到“小平您好”

写“小平您好”时，离胡圣虎21岁的生日还差一个月。

1984年9月，新学年刚开学，北大的全体本科生就投入到群众游行的排练中。前前后后，一共排练了20多次，地点在未名湖畔的大操场。

“当时，每人发了一根小木棍，每个学生宿舍还发了好多皱纹纸，让我们折成纸花，绑在木棍上，随着音乐边走边挥动。”胡圣虎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现在看当年的视频资料，‘小平您好的横幅一举起，底下一片红的、绿的、蓝的，都是我们用皱纹纸扎的花束。”

群众游行的队形，100人是一排。北大、清华两校，全体本科生参加;其他高校则从学生中选取100人参加。有的大系，学生有一两千人，分成几排。胡圣虎所在的东语系，只有58人，就和生物系合并成一排。

“其他学校只选100人，就选择身形相似的，大家高矮胖瘦差不多，站成一排，服装是学校统一定制的，走起来整齐美观。而我们北大，三四千人的阵仗，总是训练不到位，穿的也是自己平时的衣服，什么样式的都有。”胡圣虎笑道。

练了快一个月，北京市委要检阅一下训练成果。“9月底的一天，我们集体被拉到北京西郊机场。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看我们走了一遍。因为人太多，像赶羊似的，稍微错一下，整个队伍就乱了，而且很呆板、很拘谨，越想走整齐，越走不整齐。”领导无奈，劝他们干脆放松一点，青年学生可以活跃一些，口号不喊错就行。

心情放松了，想法也活跃起来。学生们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一天晚上，生物系的两位同学来找胡圣虎，说想写一个“邓小平同志您好”的标语，夹带去游行。

上世纪80年代，北大校园书家云集，学生中也涌现了不少高手，胡圣虎与曹宝麟、华人德、白谦慎、张辛4位师兄，被同学们戏称为“北大五小虎”。他在学生会生活部工作，各个社团组织活动，只要叫声“哥们儿，帮个忙”，他都乐意帮忙写海报、出通知。北大“三角地”一带的宣传栏里，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手笔。

“我想找一条很大的衬布，像迎接新生开学的红色条幅一样。但找了一圈，只找来一张白床单。”胡圣虎觉得，7个字都写上去，太挤太小，为了醒目，最好写4个字，将“邓”“同志”去掉，改写成“小平您好”。

两个同学有点担忧，害怕语气不庄重，会惹禍。胡圣虎又找来一本书，证明国家领导人之间彼此称呼“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姓是可以省略的。而且，“同志”是党内称呼，大学生们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参加游行，直呼“小平您好”，向邓小平同志打个招呼，既精炼，又礼貌，写出来也一目了然。

胡圣虎手头只有两支小毛笔，在布上勾一两寸长，笔就枯了;写在皱纹纸上，又容易吸墨、跑墨，最后索性拿起抹布，蘸着墨汁，率意地写下了“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再将皱纹纸钉到了布上。

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以抹布作毛笔，对胡圣虎来说是“童子功”了。

他出生在汉江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从小爱写字，但既无纸，又无笔，更无帖，就把手边随处可见的东西当作纸笔来用，在电线杆上、水泥墩上、农舍的墙壁上，到处写“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标语。

1977年，在邓小平的力主下，中国恢复高考。第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时代，数千万中国人的命运随之改变。胡圣虎即是其中一员。1982年，他考入北大东语系，从湖北仙桃毛嘴镇胡家拐村来到首都的著名学府，投身知识的海洋。

“那时候，一天到晚就知道学习。”图书馆是胡圣虎最常去的地方，每到周末，就买上几个馒头，早上进馆，晚上出馆。去得最多的是三楼东面的古籍室，那里全是善本和工具书。他在这里碰到并结识了朱光潜、宗白华、邓广铭、吴小如等名教授。

校园里的各种学生活动也办得热烈丰富。“那时北大有四十几个社团组织，我就‘身兼多职，学生会生活部、书法协会、艺术团民乐队、国防爱好者协会、医学爱好者协会、剪纸协会，一个人跑好几个社团。”

为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燕园书生”胡圣虎写下《我和我的祖国》。

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从校园到社会，百废待兴，激昂振奋。“是邓小平同志让我有机会考上大学，又是邓小平同志让我家摆脱贫困，住上了楼房。我们的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其实许多中国人都有同感，但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合适的表达方式，甚至不敢表达。”胡圣虎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平您好的口号显得既直白又深刻，它在一片新气象中把住了时代的脉搏，反映了人们支持改革开放，期盼国富民强的心态。”

为把这句全国人民的心声带到游行现场，生物系的学生们煞费苦心：他们把拖把的头拆了，木棍截成两半当作杆，把横幅卷起来，外面缠着彩带，上面绑着纸花，“伪装”成花束。有个同学还穿上了实验用的白大褂，把横幅夹在腋下，躲过检查带进了广场。

群众游行的路线，是从长安街东起，经天安门往西。当北大的方队经过天安门时，“小平您好”的横幅被高高举起。为了让邓小平看到，学生们将横幅往天安门方向扭。“由于改变了行进方向，整个队伍就变形了，人山人海的，根本辨不清方向。我们手里的花也挥不动了，干脆抛向天空，整个广场形成了一片狂欢的沸腾场面。”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有400多人，只有人民日报的王东和《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捕捉到了这一经典镜头。更多的人则在电视上目睹了这一难忘的历史瞬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胡耀邦最先看见了横幅，微笑起来，然后倾斜身子对着神色庄重的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又用手指向游行队伍，邓小平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这时，镜头转向人群，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看到了一群兴高采烈的青年学生，高高地擎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

深夜食堂的汤饺

“实际上，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胡圣虎说起当年的“混乱”，“许多女生被挤得大哭起来，我的一只皮鞋也被挤掉了，这是我三个哥哥每人集资4元钱，合伙给我买的，猪皮的，也是我最值钱的家当，但我已经无法回头去找了。”最后，他光着脚，一直坚持走到了西单路口，坐校车回到了学校。

回校后，一开始有传言，说等待他的是被“开除学籍”的惩罚，“因为我们违反了北京市政府的有关规定，破坏了校规校纪，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胡圣虎很委屈，“我只是写了标语，队形也不是我破坏的，我自己的皮鞋还被踩掉了呢。”

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在未名湖畔闷坐。金克木教授缓缓走了过来，两人长谈了一个多小时。老教授劝慰他，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要相信学校、相信党。

作为民乐队队长，胡圣虎还要跟随北大艺术团参加晚上的演出联欢。“天安门广场上用粉笔画了很多圈圈，北大一个，清华一个，人大一个……学生们就在里面唱歌跳舞。”胡圣虎回忆，“由于对白天发生的事心有余悸，晚上的笛子几次都吹得跑了调。”

北大学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举起“小平您好”的横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捕捉到了这一经典镜头。

晚会结束回到北大已是深夜1点多，北大的学五食堂专门为学生做了“汤饺”。“所谓汤饺，就是在煮水饺的汤里放一点盐和味精。”胡圣虎说，“只有艺术团的成员享受了这个待遇。”当时的北大艺术团，可谓人才济济，之后“新东方”著名的“三驾马车”都在其中——王强是团长，徐小平是指导教师，俞敏洪则是跑腿的。

徐小平后来撰文回忆，那晚吃完了汤饺，觉得“这般良辰美景，睡觉太可惜，应该立即去采访那些推出‘小平您好横幅的同学”。10月2日夜里9点多，他和吕林、吴妙林完成了这篇千余字的稿件。10月3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刊登了文章，作者们得了十几块钱的稿费，在北大燕春园饱餐一顿。

“这样，就算彻底为我们正了名，既没有人来表扬，也没有人来批评了。”胡圣虎说。毕业后，他带笔从戎，在部队从事机要工作，几乎“与世隔绝”。1996年，他转业回到湖北，任职省直机关工委。一年后，邓小平去世，他看到一本挂历上印着那幅“小平您好”的照片，顿时勾起了回忆。

2001年，胡圣虎写下《我写“小平您好”》一文，时隔17年，首次回忆、记录下那段难忘的经历。“当年只觉得很平常，很简单，不过是写出了大家想喊而没喊的话。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再来讲这个老故事，才听到了历史的回声，體会到它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正如徐小平所说：“小平您好”是80年代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是对邓小平时代最亲切温柔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