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

时隔整整60年，石仲泉对1959年大阅兵的记忆依然清晰。那年，还是北大学生的他作为民兵方阵中的一员，见证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这个特殊时间点上的举国欢庆。

那是风云际会的时代。新中国风雨兼程，迎来10周年华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对中国持敌对封锁的态度，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也暗流涌动。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第一个10年大庆显然意义重大。

训练不到一个月就上阅兵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国庆节都会举行大型庆典和阅兵仪式。石仲泉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年就参加了国庆节的群众游行。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也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国领导人站在一起。此外，观礼的还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支援中国建设的各国专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等等。

“那天下大雨，却没有影响节日的气氛。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检阅部队。我在群众游行的队伍里，衣服虽然淋湿了，精神却很饱满。大家在雨中欢呼、前进。”石仲泉对记者回忆道。

3年后，石仲泉再次接到了参加国庆庆典的任务，却不再是以群众的身份，而是作为民兵的一员接受检阅。“组织上要求从北大和清华选拔一批学生，组成一个民兵方阵，每四人扛一挺重机枪，踢着正步通过天安门。”

接到任務时，已经是1959年9月了。石仲泉心里有点打鼓，觉得时间这么紧，能完成好任务吗？另外，很多同学已经大四了（当时本科是五年制），正是集中学习专业课的时期，有人担心参加阅兵训练会影响学业，因此有一些抵触情绪。

作为学生干部的石仲泉，不仅自己要带头积极训练，还要给同学们做工作，讲这次庆典的重要意义，协调一些实际问题，鼓励大家高效地完成这次政治任务。

“方阵里的成员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系，每天早上大家集中到一起，练习踢正步、扛机枪。那机枪有几十斤重，四个人扛四个支架，还要保持步调一致，要配合好真不容易。”石仲泉说。因此，被选拔上来的同学都是身体素质好的。

这样训练了不到一个月，大阅兵的日子到了。石仲泉记得，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两侧竖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广场正中竖立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这样的摆像格局保持了数十年时间。

“那一年来的外宾特别多。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12个国家，来了11个国家的代表。此外，不少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产党、在野党也派人前来出席庆典，加起来共有五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1959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部分外国友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外交部档案显示，当时共有1981名外宾观礼，其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292人，站在毛泽东旁边的是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10点整，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典礼开始！”随后，受阅部队官兵身穿新式军装，在迎风招展的“八一”军旗带领下，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

在民兵方阵中，石仲泉与同学们一起扛着重机枪，昂首挺胸地正步前进，他们无法扭头看向城楼，却知道领袖正在看着自己。

“我们非常敬仰毛主席，但那种感情跟现在年轻人追偶像、追明星的崇拜是不一样的。虽然看不到他，我们并不觉得遗憾，因为领袖也是人民的一员，在群众心中，他们是和人民在一起的。”

十年建设成果大检阅

1959年国庆阅兵式共有35个方（梯）队，其中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6个空中梯队，受阅人员共1.1万人。阅兵式历时58分钟，首都群众70余万人参加典礼和游行，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国庆典礼活动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次阅兵虽然规模比往年大，准备时间却比往年少。这说明阅兵组织工作比往年更加成熟，也从侧面反映出新中国成立10年间经济发展效率、组织工作效率都有了明显提升。”石仲泉对记者说。

阅兵不仅是军事成果的展示，更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制造业水平的展示。与往年相比，1959年阅兵取消了三轮摩托车和口径在100毫米（不含）以下的地炮、高炮方队，徒步方队横排面由20人增加为24人，受阅总人数增加了1/3。此外，受阅装备数量也大大增加，最新式自动步枪、大炮、坦克、歼击机，都是由中国自己制造生产的。其中一大亮点就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主战坦克——59式中型坦克。

该型坦克战斗全重34吨，乘员4人，最大时速50千米，最大行程560千米。主要武器有一门100毫米线膛炮，战斗射速7发/分;一挺12.7毫米高射机枪和两挺7.62毫米机枪，配有红外夜视仪，可夜间驾驶。车体首部和侧面的装甲较厚，炮塔成流线型，具有良好的抗弹能力。59式中型坦克从1959年开始列装中国军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直是中国装甲兵的主要装备。

2019年8月，石仲泉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当装甲兵第一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受阅的人民空军轰炸机和歼击机群也出现在天空。领航机群首先飞临，接踵而来的是6个空中梯队，最后飞过的是由中国制造的歼5型飞机组成的梯队。

这些国产新式武器充分显示出中国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对刚起步的新中国来说，阅兵成为一次绝佳的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

除军事成果外，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的“北京十大建筑”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次大展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

“这样一个大工程，1958年10月动工，1959年9月竣工，建设用时之短、效率之高堪称奇迹，至今已使用了整整60年，可以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石仲泉说。

接受检阅的首都民兵队伍。

女民兵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无法阻挡的钢铁洪流

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大国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从这个角度说，1959年是一个敏感的时间点。

1958年，中國从朝鲜撤回了志愿军。同年夏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之后，中苏之间的关系便蒙上了一层阴影。“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以及在中国领海上与中方组建联合舰队。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涉及主权，中国不能在军事上被苏联控制。”石仲泉说。

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了对中国核项目的援助。同年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了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9月底，赫鲁晓夫和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面，缓和了苏美关系，紧接着便来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

据赫鲁晓夫的翻译顾达寿回忆，当苏联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时，受到了中方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主要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赫鲁晓夫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亲切地与他握手拥抱，并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

参加国庆活动期间，苏联领导人受到了中方的最高礼遇。周恩来陪同他们参观了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北京十大建筑。赫鲁晓夫感慨地说：“中国人在短短的10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建设成就，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功劳。”

阅兵式当天，还有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是当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频频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时，赫鲁晓夫问顾达寿，下面的游行群众喊的是什么口号。顾达寿告诉他是“毛主席万岁”，赫鲁晓夫以惊异的目光望着眼前的情景，然后看向身旁的毛泽东。而毛泽东正微笑地注视着欢呼的人群，并没有注意到赫鲁晓夫的神情。

顾达寿后来回忆说：“当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之高，确实是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不能相比的。因此，才会使得赫鲁晓夫那天在天安门城楼听到人们高呼万岁时，突然产生对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的某种惊异之感。”

另一个细节是当59式中型坦克亮相时，赫鲁晓夫看得聚精会神。据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这条由中国自己制造的、发出隆隆巨响的钢铁洪流引发了现场一片欢呼和掌声，却让赫鲁晓夫的面色越来越凝重。

当时担任中苏首席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城楼上一边观看阅兵队伍，一边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毛泽东似乎早有思想准备，表示苏联专家在技术上能帮助中国更好，不能帮的话就由苏联方面自行决定去留。

事实证明，新中国的建设最终依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亿万中国人民的辛勤汗水、奉献牺牲，这是一切外部力量无法替代也无法阻挡的钢铁洪流。

回望历史，1959年只是新中国万里长征路上的一小步，之后的路更漫长、更艰苦。从1960年开始，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持续进行11年的国庆阅兵告一段落。“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直到今天仍警醒和鞭策着我们。”石仲泉说。

石仲泉1938年出生，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史学家。1959年作为民兵的一员参加国庆阅兵，1964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1979年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调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后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