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义

2019年9月，即将参加70周年大阅兵的升国旗方队在烈日下进行刻苦训练。（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接到采访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的任务，《环球人物》记者心里有些忐忑。采访这群在历次大阅兵和诸多重大场合露面的官兵，记录他们整齐化一的动作、着装，甚至长相，会不会留下一篇乏善可陈的报道？这份忐忑在进入军营的那一刻迅速瓦解。见到他们的第一眼，记者就发现了一种“不一样”：一种特殊的肤色。

他们的头部肌肤以眉毛为界，以上是白色的，以下则黑中透亮。从侧面看，在耳朵和鬓角前，有一道左右脸对称的白色清晰印记，在下巴处汇合。脖领处，分界线更加明显，如果在冬季，分界线就是圆形的，如果是夏季，分界线便是V字形的。

这是军帽、帽带、衣领（冬季为圆领毛衣，夏季为V字领衬衫）在强光照射下的痕迹。如果这群官兵身着便装走上街头，你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他们。如果是女兵，还会在膝盖上下留下一大段黝黑色肌肤，这是短裙和马靴没有覆盖到的部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个位置”，仪仗大队某中队某班班长李振指着佩戴的胸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夏天穿一件衬衣、一件外套，阳光隔着两层衣服，竟能在皮肤上晒出胸章的形状！”

他们身上的“不一样”还有很多，比如血泡反复磨破后长满茧子的双脚、长期站立后静脉曲张的小腿、踢正步用力砸地后半月板损伤的膝盖……不过，这些“不一样”的伤痛被战士们藏进了军装里，他们更愿意将英姿飒爽的一面展现给国人以及各国宾朋--那被雨雪风霜雕刻过的、令世人惊艳的大国气派。

苛刻的站功、走功、持枪功

“你好，欢迎你！”9月的一天，仪仗大队大队长韩捷见到《环球人物》记者，热情地伸出手。他的手掌又大又厚、力道十足，给人坚实有力的感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庆典活动，仪仗大队主要担负四项任务：一是升国旗方队任务;二是鸣礼炮方队任务;三是阅兵方队任务;四是阅兵标兵任务。”他又详细介绍任务的具体情况，“升国旗方队由原来的12路16列增至18路12列，人员由196人增加到222人，并由单一军种礼服调整为陆、海、空三军礼服。仪仗方队将首次在国庆阅兵中高擎党旗、国旗、军旗通过天安门。”今年3月，针对担负的四项任务，仪仗大队组建了四支专门队伍，所有队员展开专项训练，每天训练近10个小时。

“成为一名合格仪仗兵，除了要完成社会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还要完成合格军人向合格仪仗兵的转变。”韩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需要在掌握基本军事技能的基础之上，掌握基本的仪仗技能。”这就是“过三关”，即站功、走功、持枪功三道关卡。

方波是仪仗大队卫生队长。2015年3月，女兵中队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需要一名女军医，她因此调任仪仗大队。“与其他军人相比，这里的战士长期在烈日下暴晒，缺少水分”，今年夏季格外炎热，“有四名战士在训练中因长时间站立，中暑被送往医院”。作为一名军医，方波见证了不少战士是怎样过站功关的，其中一名2018年9月入伍的小战士让她印象深刻。“当时这名战士站在队伍中，我发现他默默流眼泪，神色异常”，方波赶快上前询问。“我全身发麻”，小战士一边抽泣一边不甘心地回答。方波判断，这名小战士是缺乏经验，用力过猛向前挺，导致气息没有调匀，造成碱中毒，结果在站立三个半小时后出现了全身发麻，几乎失去知觉。“我当时劝他下来，但他更委屈了，死活不肯下，担心一旦下来，自己的位置就会被别人顶替，就无法实现参阅的梦想”，经过一番劝说，他终于被搀到了阴凉处，及时补充水分，“他一直哭个不停，心结没有打开”。不久，趁着整个队伍的休息时间，这名小战士又“混”了回去，继续站了两个多小时。

“站功是每个战士必须要过的一关。”韩捷说，“不少战士刚入伍时，不是左肩高就是右肩高，要不就是脖子挺不直。为了克服这些，战士们经常头顶大瓷碗，领口别上大头针，腰背插上‘T形架，两腿夹上扑克牌，无论风吹还是雨淋，都要站上几个小时纹丝不动。”今年担负阅兵任务的标兵方队，在国庆当天得站立近2小时，但在备战时要每天站立6小时，从上午10点站到下午4点。

女兵宋杨2012年从黑龙江入伍，是一名通信兵，负责会议保障工作。“2014年招收第一批仪仗女兵时，我从沈阳军区选调到这里。”当时宋杨兴奋极了，同时也对仪仗大队的艰苦训练有了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想到，这里是这么苦、这么累。”对她来说，当时最大的难关是走功，“一天，有一个战友带了计步器，结果计步器上显示她当天共计走了4万多步。”这4万步可不同于普通人的闲庭信步，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砸”出来的。韩捷告诉记者：“为了达到‘踢腿生风、落地砸坑的标准，战士们都是绑着4公斤重的沙袋练。”

对女仪仗兵来说，走功尤其难。在仪仗大队，男队员的身高要求是1米80以上，女队员要求1米73以上;去年，为了增强气势，踢腿高度从25厘米增加到35厘米。“对于个子相对矮小的女兵来说，同样踢到35厘米，意味着付出更多。”在进行实际踏乐时，女队员不仅要动作幅度更大，为了步调一致，速度还要更快一些。同时举枪高度也要和男兵保持一致，“男兵的礼宾枪需要将准星护圈对准鼻尖，而女队员则要将准星护圈对准帽檐，上肢负荷也加重了”。宋杨回忆，2015年“9·3”大阅兵，有一名女战士的脚磨出了血泡，并且在血泡里又磨出新血泡，马靴里一片血海汪洋。班长劝这名女战士别练了，但她不甘心，硬是在靴子上剪出了圆形的洞，将血泡露出来，继续训练。

这次国庆庆典的升旗仪式上，担任擎旗手的袁晋爽受到众人瞩目，他也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擎旗手，隶属仪仗大队。对袁晋爽来说，最难的是持枪功。韩捷介绍：“仪仗兵用的枪是镀鉻礼宾枪，夏天手出汗容易滑落，冬天冰冷的手握不住枪。为了达到操枪一个声音，一条直线，我们就在枪身上吊砖头练臂力，腋下夹上石子练定位，才能闯过这道关。”所有仪仗大队的队员都向《环球人物》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每次练完持枪站立，全体仪仗队员在食堂开饭时都变成了“左撇子”，因为右手呈90度角托枪几小时，已经完全麻木了。

“持枪功分为托枪、枪上肩、枪放下三个步骤，每个步骤都需要拍枪，发出清脆声音。但新兵根本拍不响。”袁晋爽回忆，冬天练持枪功格外难受，“本来就手冷，已经冻僵了，再拍枪就钻心的疼。”班长告诉他一个小技巧，训练前先双手用力互拍，直到拍热、将手充分活动开，然后再拍枪就不疼了。而长期保持一个姿势扶枪，则有一种循环的痛感，“肩枪4小时，右手腕要弯曲超过90度角，保持一动不动。这4个小时中，右手先是从能承受到疼痛，再由疼痛转到麻，再到没知觉，等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疼，然后又开始麻，周而复始。”

201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大队长韩捷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千锤百炼换来的“肌肉记忆”

“从脚上来说，首先两脚跟靠拢并齐，脚尖向外分开约60度。”李振向《环球人物》记者演示仪仗队员的标准站姿，“两腿挺直，膝盖后绷，中间不能留缝。再往上，身体重心微向前倾，小腹微收，自然挺胸，两肩要平，向后下用力。两臂下垂自然伸直，五指并拢自然弯曲，拇指伸直贴食指第二关节，中指贴于裤缝。再往上，头要正，颈要直，口要闭，下颚微收。两眼平视，目视前方，睁大有神。”他的语速和动作很快，整个演示过程不到半分钟，最后补充了一句：“这些动作，都要依靠平时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

韩捷对自己当年做仪仗兵时的经历记忆犹新。“我是1990年入伍，第二年19岁，但动作要领练偏了，出现了‘搬腿的情况。”“搬腿”是仪仗兵训练中的行话，就是踢腿的要领不对，踢腿过程中由大腿带动小腿，正确的要领是由踢小腿来带动大腿，并且胯骨不能打弯。对于一名仪仗兵来讲，这是致命的打击。当时，韩捷出现了错误的“肌肉记忆”，需要用超出常人的毅力扳回来。“但是，我在扳回来的过程中，又出现‘捡了芝麻丢西瓜的情况，军姿挺拔，腰杆当家。我为了克服‘搬腿，又把腰杆当家的要领给忘记了。”在与“肌肉记忆”斗争的过程中，韩捷把一根长铺板偷偷塞到衣服里，保持上身挺拔，然后等战友都休息的时候，自己跑到操场上纠正“搬腿”。“那时候做梦都想着动作要领，最后在领导和战友的帮助下，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最终克服了这个问题。”

“升旗最难的在于最后那一下，短短5秒钟时间，要完成挂旗、解旗、倒手、按电钮、甩旗、恢复、敬礼这一套动作。”袁晋爽说，这一系列动作中，让人印象最深，也是最重要的是甩旗那一下。为了这最重要的一步，袁晋爽需要让自己的手臂形成正确的“肌肉记忆”。“刚开始，班长不会用真正的国旗让我练，而是让我拿着一个5公斤重的哑铃，不停模拟甩旗动作”，袁晋爽说。每一位擎旗手每天都要甩上千次哑铃，因此他们的右臂要比左臂粗壮许多，“每天都要练，不能停，只要停一天，肌肉就会失去记忆，身体会僵硬。”最初训练时，袁晋爽的右臂严重肿胀，连衬衫都穿不进去，“只有胳膊肿了，甩到所有力气都耗尽了，肌肉才会真的形成记忆。”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队史馆内陈列。（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对于女仪仗兵来说，令人印象深刻的“肌肉记忆”来自她们端庄飒爽的面部表情。“在正确军姿的基础上，女仪仗兵还强调表情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既要面带微笑，又不能太过。”经过总结，她们领悟到面部表情中最重要的是眼神，“要做到40秒不眨眼，不管是刮风天还是下雨天，都要如此。我们有时候会专门挑大风天，尤其是刚开始刮风时练眼神，也会选择阳光充足的天气，迎着阳光练眼神，甚至有时候回到宿舍，也会开着灯加练，看谁先眨眼。”面部形成的“肌肉记忆”，让中国女仪仗兵的仪容惊艳世界。

作为旁观者，方波理解的“肌肉记忆”是这样的：“前段时间特别热时，我看到这群20岁左右的孩子在训练场上，忍不住拍了一些视频，留给自己看。他们全身都在流汗，衣服湿透就不说了，汗水真的像河水一样，洒满了他们身下的场地，踢分列式的时候，他们是踏着自己的汗水过去的。”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一个午后，《环球人物》记者走进仪仗大队的办公大楼，边走边看手机，猛一抬头，吓了一跳。一群战士在这一层的平台上已列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没有一丝声响、没有一丝晃动，甚至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唯一能听见的声音竟是记者手机触屏的“哒哒”声。当天下午完成采访后，记者又在训练场上看到了这群战士，他们动作整齐划一，口号震耳欲聋，马靴与地面、手掌与礼宾枪撞击的声音清脆悦耳。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通过训练场主席台。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一静一动背后是仪仗大队严明的纪律。“为了练就过硬作风，我们严格管理部队，营区行进必须两人成行、三人成路、四人成方，行进途中必须走直线、拐直角，整体行进必须有呼号，开饭集合必须有歌声。”韩捷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仪仗大队对战士的要求不仅局限于训练，还贯穿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只有这样才能养成良好的作风，并把这种作风带到生活中，受益终身。”

在李振的指引下，《环球人物》记者走进了仪仗大队的战士宿舍。和大多数军营一样，每个战士的床上，都叠着“豆腐块”形状的被子。“这个被子必须用尺子量，长48厘米，宽45厘米，高20厘米，误差不能超过1厘米。”李振说，战士宿舍中每一样物品的摆放都有严格规定，“比如一个凳子，你要放到距离墙多少厘米，和墙角呈多大角度，凳子面、凳子背分别朝哪里，都有规定。个人用品，比如毛巾、脸盆、胶鞋、馬靴怎么摆放，也在规定范围内。”李振说，许多新兵对这些规定不理解，“有的新兵晚上上厕所，回来上床睡觉，结果鞋子忘记摆放了，就会在宿舍区的黑板上被点名批评。”“为什么管得这么细？”记者问。“这个和‘肌肉记忆是一个道理，但不是身体上的，而是意识上的，只有这样才能从骨子里形成一种习惯，才能在执行任务时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升旗、降旗，一年365天不能间断。一件事情就算再神圣，干时间长了也难免会松懈。”袁晋爽说，这种“懈怠感”是他最大的敌人，“我们的中队长告诉我，要将每一次升降旗。都当做第一次来完成，因为你可能做过很多次了，但天安门广场的游客可能第一次来。”袁晋爽回忆，他第一次加入到国旗护卫队是2017年5月17日，那时他还不是擎旗手，但近距离看到国旗升起时，他热泪盈眶。“那些游客第一次亲眼看到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一定和我当时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把最好的精神面貌展现给他们！”

2018年2月23日，袁晋爽第一次担负天安门广场升旗任务。从护卫队员成为一名擎旗手，他感到肩头扛起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之前扛枪行进，枪的重量7斤多，但擎旗手要扛起的国旗杆，加上国旗共有30多斤重。”在平时的训练中，还要在这30多斤重的旗杆上挂8斤重的水壶，负重行进。“今年春天，有一天风特别大，天气预报是阵风九级。”袁晋爽说，擎旗手最担心的就是阵风，因为遇到持续风可以持续用力护旗，但阵风毫无征兆，说不定哪一下就会吹得旗杆晃动，“当时的大风给人一种错觉，好像马上人都要被吹散了。但平时的负重练习帮了我，否则，我没有办法处置这样的情况。”

至高无上的荣耀

“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献给军营，献给仪仗大队，是否有遗憾？”仪仗大队女兵的相貌、身高、文化水平等，都是出类拔萃的，因此《环球人物》记者问了宋杨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遗憾”，她没有犹豫，语气坚定：“穿上这身礼服，我承载的意义就不一样，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将最美的青春献给祖国，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看到同龄的女孩子晒旅行、晒衣服、晒男友，真的不羡慕？”记者追问。“说实话，也会有。但那样的生活，我以后还是可以去过，如果脱下了这身军装，就再也穿不回来了。因此，”宋杨稍稍停顿了一下，调整语气，“只要能有机会留在这里，我就会一直留下来。”

在方波眼中，这群训练场上的战士，都是孩子。“这群孩子在这里，都有一种‘痛苦的享受。”方波向记者解释着：“我曾听很多战士跟我说，这几年真的很苦很累，但当你苦过累过之后，才会觉得，这才是人生。”前不久，即将复员的战士跟方波說，能到仪仗大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如果非要找出他们和没有进过军营的人有什么区别呢？”《环球人物》记者再次追问。“如果非要说，那就是他们更规矩、更严谨、更有约束力。”

李振、宋杨并未直接参与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的任务中，“可是，留在家里的战士心态调整得非常好”，方波也负责仪仗大队的心理疏导工作，“他们越来越明白，献身仪仗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只有参加大阅兵这一种”。李振曾参加过2015年俄罗斯红场阅兵和同年的“9·3”抗战胜利阅兵，这次虽然没有入选，但作为一名老兵，他已经是国家领导人迎接外国元首的仪仗方队中的排头兵，在被选中的仪仗队员进入阅兵村前，经验丰富的李振还向他们传授了很多经验。“我给他们提了两个建议，第一是保重身体，不能生病，因为阅兵村中时间非常紧凑，一旦你有一点状况，就有可能会影响动作状态和最终编队;第二是严格要求自己，增强自信心，圆满完成这次阅兵任务。”

201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仪仗大队”前身）女兵在俄罗斯国际军乐节上表演。

2019年9月，大阅兵升国旗方队在烈日下进行刻苦训练。（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2019年9月，本次大阅兵擎旗手袁晋爽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宋杨虽然没有在10月1日当天参加大阅兵，但9月29日的共和国勋章授勋仪式和9月30日的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她都直接参与。“授勋任务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光是盛放勋章的托盘就有两公斤重。”宋杨说，最近她一直在和战友合练，“看似简单的端托盘并不简单，我们一共有两列，第一列13个人，第二列16个人，入场有统一的步数，托盘子也有统一的高度，不能有丝毫差错。”和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战士不同，宋杨参与执行的任务，除了要求保持一名军人的精神面貌之外，还要在硬朗的同时显出柔和，做出协调的动作。

由于2015年要去参加俄罗斯国际军乐节，与国内的“9·3”阅兵时间冲突，宋杨错过了那次大阅兵。但就是在那次国际军乐节上，宋杨和战友们一同创造了历史。“当时有15个国家参演，我们仪仗女兵带来了枪操表演。”就是这段表演，惊艳了世界。让宋杨印象深刻的是，在莫斯科熟悉场地的过程中，她们列队走在大街上，会有很多中国同胞追着她们边走边喊，“这是我们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军人！”宋杨说，那种自豪感，是无可比拟的。虽然远在他乡，但她们依然关心着参加“9·3”阅兵的战友，“因为有时差，所以我们只能熬夜看直播，看到我们的战友走过来，眼泪一下忍不住掉了下来，我们知道她们从训练场走到阅兵场是多么不容易！”在那时，宋扬已经明白，“无论在何时何地、承担哪项任务，都是在献身仪仗事业，为国争光！”

让李振最难忘的，则是2017年3月仪仗大队亮相巴基斯坦阅兵式。“当时的阅兵现场，不允许驾车进入，但允许老百姓观看，而车能停放的最近位置，距离阅兵现场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李振回忆，巴基斯坦山路崎岖，路况很差，即便如此，仍有一位70多岁的中国老大爷来到现场。他扛着一个很重的旗杆，旗杆上是一面超大的五星红旗，同行的还有他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在异国他乡，这一家人默默地举着国旗，跟在仪仗大队后面，“领导发现后，邀请他们和仪仗大队合影，那一刻，看着老人全家脸上洋溢的幸福，我之前吃过的所有苦都是值得的！”

肩负此次庆典升旗任务的袁晋爽在去年10月就火了一把。当时在执行降旗任务的途中，他捡起了游客不慎遗落在地上的一面国旗，避免了国旗被踩踏。这一段视频曾引起热议，被网友纷纷点赞。袁晋爽给《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另一个他与国旗的故事。那是一个暴雨天，“还没从天安门的门洞出来，上金水桥之前，全身就已经湿透了”。从天安门到旗杆，一共有100多米，全程共有138步，其中有96步是正步。大雨模糊了视线，袁晋爽隐约看到，有很多群众在狂风暴雨中打着伞，自发观看降旗仪式。“越是恶劣天气，作为擎旗手的责任越大，越要向前冲，将国旗安全降下来。”袁晋爽和国旗班一步一步走向旗杆，大雨浸透了全身。他们离国旗和围观群众越来越近了。这时，袁晋爽看到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观众们陆续自发收起了雨伞，同国旗护卫队战士一同淋雨，同国旗一同淋雨。当袁晋爽走到旗杆前，降下国旗，陆续有群众大声呼喊起来：“中国加油！护卫队加油！”

“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中华民族！越在风雨中，越像一家人。这种感觉真好！”袁晋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