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超 张琛

摘要：本文从居住环境、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8年村庄基线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并探究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第一，作为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农村人居环境总得分处于较低水平，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第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中，居住环境和公共安全的得分较低，生态环境得分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三，村庄经济特征、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环境治理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未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亟需在稳步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升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发挥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抓手，重点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的服务“短板”问题，加强村庄用水、通讯、交通和用电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水平。

关键词：农村人居环境;指标体系;熵值法;分位数回归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中国发展进程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是城乡发展差距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农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是农村发展滞后最明确的证据之一。因此，农村人居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是“五句话二十个字”方针之一。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乡村能够“看得见青山绿水，系得住乡愁”，是生态宜居的基本前提。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的现实部署，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實需要和城乡融合的内在要求，更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也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抓手。

有关中国农村人居环境的问题，得到了学者们广泛探讨。一部分学者对农村人居环境的现状进行了描述。黄季焜、刘莹（2010）基于5省101个村的数据发现，1998-2008年农村环境恶化的村占43.6%，其中空气环境、饮用水环境、湖河水环境和土壤环境恶化比例均在20%左右。徐顺青等（2018）基于全国数据研究发现，现有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中于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中心村和社区，而贫困、偏远的村庄尚未开展人居环境治理。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农村人居环境的区域差异越来越大（朱彬等，2015;Wang et al，2016）。也有一部分学者探究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重难点。村民居住地的集中、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村原有的强大环境自净能力，从而造成农村综合环境的深度污染（黄季焜、刘莹，2010），尤其是在现有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下，生活垃圾或生活污水需要集中处理，与农村居民分散居住产生矛盾（王晓毅，2018）。此外，产业发展也加重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难度。例如，快递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出现了大量难以降解的垃圾，而以塑料为主的包装垃圾还会继续增加，在农村垃圾随意丢弃的现象较为普遍（Liu andHuang，2014）;农村小型垃圾填埋场塑料垃圾易造成地下水的污染，而分散焚烧则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王晓毅，2019）;有机可回收物质的减少，化肥以及饲料的施用使得大量传统厕所、禽畜的粪污回收处理更加困难（Liu et al，2008）。Ma et al. （2018）的研究也表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是农村环境治理难的一个原因。

为了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脏、乱、差”和治理难的问题，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指出当前中国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存在着不平衡，“脏、乱、差”的问题在许多地方较为突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满足农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存在较大差距，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那么，当前中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发展情况究竟如何？又有哪些因素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呢？关于中国农村人居环境的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这一话题，但是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有关当前农村人居环境的基本判断还不全面。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对农村环境卫生、道路设施从村庄层面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村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比例和村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比例分别只有73.9%和17.4%，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庄比例仅为53.5%，当前中国农村环境卫生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村道路设施方面，61.9%的村庄主要道路有路灯，以水泥路面为村内主要道路路面类型的村庄比例为80.9%，农村道路基础设施也亟待进一步夯实。但是农村人居环境是一项综合指标，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又反映了该地区的人工环境（彭震伟、陆嘉，2009），也有学者从地域空间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构建了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李伯华，2014）。虽然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公报提供了农村人居环境某些方面的度量，但是没有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测度指标体系。第二，有关人居环境的分析多是基于案例研究的视角，缺乏对人居环境质量形成机制机理方面的定量实证研究。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2019）以福建省龙海市东园镇埭美村为例，研究发现发展文化旅游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推手，通过发展红砖建筑，提升当地的人居环境质量与村民收入。也有学者的研究发现，通过城市与农业的联合发展、村庄发展植入农村当地特色文化、打造农业生态社区等，优化和改善人居环境（汪瑞霞，2019）。

鉴于此，本文采用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乡村振兴基线调查数据，首先通过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发展情况进行判断，进一步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最终提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实现生态宜居的政策启示。

一、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助于更为清晰全面地了解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发展状况，为相关决策部门实现生态宜居提供政策依据。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科学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二是系统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选取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三是可操作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涉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指标选取在计算方面具有一致性，便于数学计算和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6年公布的新版中国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从居住环境、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三个维度对农村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客观、科学和较为全面的评价。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构成见图1。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居住环境主要反映农村居民居住舒适感，公共安全主要反映村庄的安全程度，生态环境主要反映出农村居民所处生态环境情况。各维度指标的选取与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一）居住环境

本文将居住环境分为住房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分别用于反映农村人居环境中的居住环境状况。

1.住房条件。衡量住房条件，本文选取全村居住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户数比例和全村居住砖、石、木料房屋的户数比例两个指标。其中，全村居住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户数比例指的是村庄中房屋的梁、柱、承重墙等主要承重部分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房屋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比例，是反映农户房屋居住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房屋户数比例越高，意味着农户房屋居住质量越高。全村居住砖、石、木料房屋的户数比例指的是村庄中房屋的梁、柱、承重墙等主要承重部分是用砖、石、木料建造的房屋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比例，也是反映农户房屋居住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房屋的梁、柱、承重墙等主要承重部分是用砖、石、木料建造的房屋比例越高，说明农户房屋居住质量越有待提升。

2.基础设施。衡量村庄基础设施，本文选取饮水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四类四个指标。饮水基础设施采用饮用“安全饮用水”的户数比例予以衡量。饮用“安全饮用水”的户数比例越高，说明村庄生活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消毒等处理比例越高，饮水净化设施处于较高的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由硬化道路比例予以反映。硬化道路比例指在本村地域范围以内的各类道路的总长中，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和石板路面等所占比重。硬化道路比例越高，说明村庄的道路基础设施越便利。选取接入互联网户数的比例反映村庄通讯基础设施的比例。接入互联网户数的比例指的是村庄住户中接入互联网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这一比例越高，说明该村庄通讯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用电户数比例是反映村庄电力基础设施的指标，农村电网的改善对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用电户数比例指的是村庄能用电进行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所有住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用电户数比例越高，说明该村庄的电网覆盖率越高。

3.公共服务。本文分别从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三个维度，选取了学生入学率、妇女接受生育检查的比例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例三个指标作为衡量村庄公共服务的指标。学生入学率指的是村庄在校读书人数占全村年末小学、初中适龄人数的比例，反映的是农村教育的公共服务情况。妇女接受生育检查的比例指的是接受过生育检查的孕产妇人数占孕产妇总人数的比重，反映的是农村卫生医疗的公共服务状况。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例指的是村庄居民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反映的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情况。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例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比例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例二者中的最大值。

（二）公共安全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监控覆盖率这一指标作为衡量村庄公共安全的指标。监控覆盖率指的是安全监控摄像头（由村集体或其他单位统一组织安装的用于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的监控摄像头）所能监控到的范围占所有需要监控的范围的比重，反映村庄的治安状况。

（三）生态环境

本文将村庄生态环境分为面源污染、厕所革命、绿化环境和资源节约四个方面。解决面源污染問题，推行“厕所革命”，提高环境绿化率，践行资源节约理念，最终实现村庄生态环境的改善。

1.面源污染。本文选取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利用率和生活污水安全处理率四个指标作为衡量村庄面源污染情况的指标。秸秆综合利用率指村庄中农作物秸秆中机械化粉碎、腐熟或以其他方式还田做肥料，用作饲料、气液化能源、食用菌等基料、造纸等原料等，与全村秸秆产量的比例。焚烧秸秆会产生固体颗粒物，会加剧PM2.5指数，对于村庄生态环境和居民身心健康都带来严重威胁。打好蓝天保卫战，需要提升村庄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指的是综合利用处理的畜禽粪污量与全村畜禽养殖业产生的粪污量的比例。提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是改变过去农村“粪污遍地、臭气熏天”的现象，有助于保障畜产品数量和质量安全、化解资源环境压力，是村庄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标志。农膜回收利用率指本村使用的农膜中通过捡拾等方式对废旧农膜回收与加工利用，占全村废旧农膜量的比例。农膜长期滞留在土地中会对土壤质量产生危害，影响土壤透气性和透水性，造成土壤微生物活动和土壤肥力下降等问题，农膜回收并加以利用也是改善村庄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生活污水安全处理率指的是生活生产排出污水总量中经过污水处理厂安全处理污水量所占比重。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会污染沟渠、池塘的水质，威胁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提升生活污水处理水平是改善农村地区水资源治理的重要举措。

2.厕所革命。本文选取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比例和拥有水冲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村庄厕所革命的指标。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指厕所粪污通过直接处理或转运后处理可有效去除和杀灭粪便中的病原体，达到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的过程，是“厕所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比例计算方式为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量与全村厕所粪污量之比。拥有水冲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指的是村庄中拥有水冲卫生厕所的住户占总住户的比例。其中，水冲式卫生厕所（冲人下水道、化粪池和厕坑）指的是有上下水系统，或厕间有备水桶，或坐便或蹲便器有水封或无水封的厕所，且粪便及污水冲人下水道、化粪池和厕坑的厕所。拥有水冲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高说明“厕所革命”推进工作成效显著，过去农村“一个土坑两块板、三尺土墙围四边”的旱厕又脏又臭的问题也将得到改善。

3.绿化环境。本文选取村庄绿化覆盖率作为衡量村庄绿化环境的指标。绿化覆盖率指的是村庄绿化面积占村庄面积的比重。其中，村庄绿化面积主要包括公共绿地、村庄居住区绿地、人工草地、零星果树、零星树木和人工绿化的面积。国家林业局编制出台的《全国乡村绿化规划（2018-2025年）》和《乡村绿化美化工程实施方案》均指出，要抓好四旁植树、村屯绿化、庭院美化为主的“增绿行动”。以规划与实施方案为行动指南，提高村庄绿化覆盖率，也是村庄生态宜居的重要体现。

4.资源节约。本文选取全村主要用煤做生活燃料的户数比例、全村主要用燃气做生活燃料的户数比例、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户数比例、炊事用沼气的户数比例和安装光伏发电设施的户数比例五个指标作为衡量村庄资源节约情况的指标。使用煤作为生活燃料对于改善空气质量具有不利影响，同时并不是资源节约的方式，而用燃气做生活燃料、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用沼气炊事和安装光伏发电设施都是资源节约的方式。

三、数据来源、计算方法与测度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8年村级调查数据。2018年作为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对调查指标体系进行修订，调查内容涉及饮水用水、用电、交通、能源燃料、住房通讯、环境以及安全设备，可以说本次修订，覆盖了水、电、路、气、房、网的内容，成为有关乡村振兴的基线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全国371个观察点村，其中东部117个、中部82个、西部126个、东北（不含内蒙古东四盟）46个。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得出，当前我国村庄人居环境质量各项指标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空间，存在着明显区域差异。全村居住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户数比例在全国层面为54.3%，东中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61.6%、59.6%和57.8%，东北地区最低（17.0%），而居住砖、石、木料房屋的户数比例东北地区最高，达到了73.4%。从全国层面上看，村庄的基础设施处于较高水平：反映用水基础设施的饮用“安全饮用水”户数比例、反映道路基础设施的硬化道路比例、反映通讯基础设施的接入互联网户数比例和反映电力基础设施的用电户数比例均在八成以上，分别为85.5%、81.6%、86.5%和95.2%。公共服务的三项指标中，学生入学率和妇女接受生育检查的比例分别为83.4%和89.1%，但是村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反映村庄公共安全的监控覆盖率在全国层面上的数值为33.9%，分区域上看东部地区较高（49.2%），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值。村庄生态环境的各项指标中，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利用率和生活污水安全处理率平均值均低于50%。绿化环境方面，村庄绿化覆盖率的平均值为40%，也处于较低的水平。资源节约方面，从全国层面上看，用煤做生活燃料的户数平均比例为16.8%，以燃气做生活燃料的户数比例平均值为43.6%，说明燃气需要进一步在村庄普及。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户数比例的平均值为23.7%，用沼气炊事的户数比例平均值较低，为1.4%，安装光伏发电设施户数比例平均值更低，仅为0.9%。分区域看，东部地区64.8%的农户以燃气作为生活燃料，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户数比例达到30.5%，安装光伏发电设施的户数比例为1.4%，均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炊事用沼气的户数比例为0.2%，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节约情况不容乐观，全村主要用煤做生活燃料的户数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资源节约情况最差，各项指标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计算方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原理是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模糊综合评价矩阵和各因素输出的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值，并对指标的权重采用熵值的方法进行修正，得到最终的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能够有效地避免由于主观人为因素导致的权重设定偏误问题，目前得到了广泛的研究（Zou et al.，2016;张琛等，2017）。因此，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综合得分值。熵值法计算的具体步骤为：

（三）计算结果

本文运用熵值法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區371个村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进行评价，如表3所示：

由表3的结果可以得出，从全国层面上看，当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总得分为0.247，处于较低的水平，农村人居环境仍是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分区域上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总得分分别为0.281、0.255、0.232和0.181。其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总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总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总得分最低，仅为0.181，说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改善方面仍需下更多功夫。

进一步将农村人居环境总得分按照居住环境、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三个维度进行划分。居住环境中存在着区域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平衡。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得分为0.020、公共服务得分为0.035，均处于最高水平;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分次之，分别为0.020和0.033;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分分别为0.019和0.030，排在第三位;西部地区得分最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分分别为0.019和0.029。居住环境中的住房条件存在着区域差异，从全面层面上看，住房条件得分为0.018。分区域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住房条件得分为0.018，东北地区的住房条件得分最低，仅为0.015。公共安全方面，东部地区得分为0.024，远高于中部地区（0.014）、东北地区（0.013）和西部地区（0.012）。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处于相对偏低的水平，亟需通过加强村庄治安建设，以保障农村的稳定。生态环境方面，无论是面源污染防控、厕所革命、绿化环境，还是资源节约，东部地区均具有较高的得分。东部地区厕所革命和资源节约得分分别为0.050和0.044，远高于其他地区，面源污染防控得分为0.360，虽然低于中部地区的得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56），绿化环境得分虽然低于西部地区得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中部地区面源污染防控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厕所革命、绿化环境和资源节约三个方面仍需要加大力气予以提升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西部地区在绿化环境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其他几个维度水平较低，而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各项维度得分均处于最低水平。

通过以上评价可见，当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存在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农村人居环境总得分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著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村人居环境仍是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表征。第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与整体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相似，东部地区农村人均环境质量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处于较低水平。第三，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中，居住环境和公共安全的得分较低，生态环境得分处于较高的水平。未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亟需在继续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重点提升居住环境质量和公共安全保障水平。

四、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取

前文表明，当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仍处于较低水平，是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为了研究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因素，探寻促进人居环境改善的机理，本文将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因素予以探究。实证估计中，因变量为依据熵值法计算所得的村庄人居环境质量总得分，自变量则是在综合已有研究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选取村庄经济特征、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和村庄环境治理情况三个方面七个变量。

村庄经济水平是影响村庄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环境经济学把环境污染视为厌恶品，那么环境质量就可以视为一种物品。Kristrom和Riera（1996）回顾了欧洲有关环境需求的一系列文献，并通过跨国数据库总结，认为新环境质量需求收入弹性为正且小于l，也就是说环境质量是一种正常物品，但也不是奢侈品。杨兴柱、王群（2013）实地调研发现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实力越强的村庄，村容村貌也处于较高水平，实证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Tang et al. （2018）对村庄人居环境评价框架也考虑到了经济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村民收入水平和村庄产业发展水平所反映的村庄经济特征是影响村庄人居环境的重要因素。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选取村庄人均纯收入、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村庄经济特征的指标。其中，村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如下方式度量：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在县（市）水平处于中等以上定义为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反之则定义为较低经济发展水平。

村庄规划作为指引村庄发展的纲领，规划先行也是改善村庄人居环境的重要措施（汪光焘，2006）。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做好村庄规划。一个村有村庄规划，反映的是村庄是否具有引领村庄乡村振兴的总纲领。如果把村庄规划视为一种区划制度，那么它在提升环境质量方面更有效率。村庄规划会对不同的区域和空间制定不同的土地利用、环境整治措施等，绘制村庄人居环境建设的蓝图。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之所以获得成果，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实施了科学的村庄规划。实际上，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规划主要是政府在“自上而下（ top-down）”地推动农业与农村发展，这种模式要取得成功，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Banerjee et a1.，2007）。在区域发展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各个阶段保证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形成“自下而上（ bottom-up）”的公共行动，在短期内可以成为对国家行动的有效补充，在长期内可以保障乡村振兴的持续性，有利于久久为功搞建设。

改善村庄人居环境离不开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马婧婧、曾菊新，2012;朱彬等，2015），当前村庄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个重要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村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完善，利用财力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孔祥智、高强，2017）。实践层面上，例如浙江省海盐县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成效是依托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村集体经济组织总资产周转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负债率两个指标度量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分别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于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较高的营运能力和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有助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健康运行。

针对当前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特点，提升村庄人居环境质量水平需要进行村庄环境治理，实施村庄清洁行动。2018年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由18部委联合印发，更是反映出村庄环境治理对于提升村容村貌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大现实意义。其中，《行动方案》中明晰了要把“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作为行动内容，因此本文选取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设施数量作为衡量村庄环境治理的一项指标。此外，解决农村面源污染也是村庄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农户施肥不合理，尤其是氮肥施用过量的问题（张云华等，2019），本文选取村庄测土配方面积比例作为衡量村庄面源污染治理情况的指标。

（二）基准回归

鉴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处于o-l之间，基准回归中本文首先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4报告了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实证估计结果。模型（1）～（5）报告了全样本下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3）分别是只加入村庄经济特征、只加入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只加入村庄环境治理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是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5）是在模型（4）基础上加入村庄环境治理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l）中，村庄人均纯收入对数的估计系数为0.003，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是否有村庄规划的估计系数均大于零并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村庄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村庄具有规划能够显著地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村庄经济特征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模型（2）中反映村庄集体经济特征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总资产周转率估计系数为正，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负债率估计系数为负，二者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当前村庄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改善的促进效果并不明显，这也与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较为薄弱相关。模型（3）中，反映环境治理变量的村庄测土配方面积比例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设施数量的估计系数均大于零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落实村庄清洁行动以及解决农村面源污染问题都有助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模型（4）中，反映村庄经济特征的人均纯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是否有村庄规划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与模型（1）-致，反映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总资产周转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负债率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5）中，反映村庄经济特征的变量中，村庄人均纯收入对数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37和0.018，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而是否有村庄规划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006，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当前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村庄进行全域性规划的力度，将规划内容落到实处。反映衬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总资产周转率的估计系数为0.002，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营运能力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这也与当前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效率不高有关;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负债率的估计系数为负，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负债率越高，越不利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村集体经济组织较低的偿债能力，不利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因此，化解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务、降低税费显得尤为重要。反映村庄环境治理的村庄测土配方面积比例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然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设施数量的估计系数为0.007，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当前村庄环境治理有助于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但仍需加大农村面源污染的整治力度。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农村人居環境质量得分的异质性，为了探究不同村庄人居环境质量得分的异质性，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分位数回归由Koenker and Bassett（1978）提出，在绝大多数回归模型都关注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均值的情况时，分位数回归提供了对解释变量X和被解释变量Y的分位数之间线性关系的估计方法。本文选择0.10、0.25、0.50、0.75和0.90五个经典分位点，估计结果如表5中的模型（1）～（5）。分位数估计结果可以得出，除了反映村庄经济特征变量的村庄人均纯收入在不同分位点下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各项指标存在着异质性。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变量除了在75%分位点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在其他分位点的估计结果均显著。是否有村庄规划变量只在25%和50%分位点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村庄规划对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较低和较高的村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只对低水平人居环境质量产生显著效应，亟需进一步加强村庄规划的制定，将规划落到实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营运能力在低分位点下的估计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当前提升村集体经济组织营运能力对低水平人居环境质量的村庄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偿债能力的资产负债率在10%、25%和90%分位点的估计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降低资产负债率对处于低水平和高水平的人居环境质量的村庄具有显著效应，但对处于中等水平的村庄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效果不明显。村庄测土配方面积比例只在25%的分位点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设施数量除了75%分位点外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村庄环境治理对于不同水平的人居环境质量的效果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加强村庄环境质量，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居住环境、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8年村庄基线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并探究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村人居环境仍是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总得分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村人居环境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相对处于较高水平，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处于较低水平;第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中，居住环境和公共安全的得分较低，生态环境得分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三，基准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结果均表明村庄经济特征、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环境治理是当前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因此，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实现生态宜居，需要采取以下六大措施：一是以发展村庄经济为基础，持续推进强村富民。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归根结底要依靠村庄经济能力和村民的支付能力。因此，大力提升村庄经济水平，千方百计拓宽乡村产业，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依托产业兴旺实现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是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基础和前提。二是以村庄规划为导向，久久为功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发挥村庄的规划战略引导作用，将规划内容落到实处，能更有效率地利用好乡村土地空间，而且能够科学地、有计划地推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三是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抓手，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主体。发展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是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抓手。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营运能力，降低税费和解决村集体经济的债务，提升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偿债能力。四是以“水电路气房网”为突破口，加强村庄用水、通讯、交通和用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对重点领域重点建设，满足农民群众用水、用电、交通、通讯的需求。五是以民生服务为着力点，持续提高村庄公共服务水平。未来，要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个维度提升村庄公共服务水平。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对经济困难家庭的子女人学和基本医疗服务予以保障。六是以建设平安乡村为契机，狠抓村庄公共安全建设。加强村庄治安建设，深入推进农村“打黑除恶”，严厉打击村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保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净化农村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