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莹 李 昕

(北京师范大学 统计学院，北京 100875)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然而，我国创新依然存在相对规模不足与质量不高等问题。若以专利作为创新的替代指标进行考察：一方面，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7年12月6日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17》(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7)显示，2016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量占全球总增量的98%。2011年以来，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受理量(133.9万件)甚至超过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专利申请受理量总和(129.2万件)，占全球总量的42.8%。但是，专利申请总数第一并不能说明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2016年，我国万人专利授权量(以来源地计算)为2.34件，大约只有韩国和日本的10%，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反映一国专利质量的国际专利指标方面，依然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我国首次获得第22名。即使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中，我国排名也只是第17位。这些与我国发明专利受理量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的地位并不相称。

创新的主体是人，而人力资本投入是创新水平持续提高的主要动力(Schumpeter，1934)。现阶段，我国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依然呈现不平衡发展矛盾，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创新的增速显著低于人力资本积累增速。若以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增速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替代指标，以科研机构等公共部门科技论文年均发表量(1)技术创新离不开基础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水平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潜力和后劲。科学论文发表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水平的主要指标。与企业部门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创新水平的替代指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创新增速显著低于人力资本积累增速(图1)，两者缺口呈逐年增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或存在体制机制矛盾导致人力资本的创新转化率不足，而人力资本配置不平衡或是其中的主要矛盾(赖德胜，2011)。因此，未来实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关键是从早期提升人才总量、扩大人才规模的粗放型模式逐步转变为更关注于人才配置效率的集约型模式，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水平，从而加快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发展战略”目标。

现阶段，我国人才依然呈现向公共部门配置的倾向。比较2005年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发现：2015年公共部门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77年，较私人部门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高3.32年；2005年这一数值为3.55年，虽然相比十年前有所收窄，但降幅甚微。

大量前期研究显示，人才配置于公共部门会对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产生负向影响，而“寻租”活动的存在又是导致人才流向公共部门的主要诱因。为此，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部门的“寻租”活动以缓解人才配置的扭曲。然而，一方面，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技术创新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公共部门不仅可通过提供基础设施促进科研活动,助力创新增长，公共部门中的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还是科学发展所需基础性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及其生产成果的转化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私人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又是驱动创新成果转化的主要动力。因此，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同样必不可少。这其中，作为理论创新的科研活动与技术创新的生产活动主体即人才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则非常重要。人才过多配置于公共部门会降低创新的生产转化率；人才过多配置于私人部门又会降低系统长期创新潜力。由此，从比较静态的视角分析，作为创新载体的人才在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配置或存在最优解。

本文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一般均衡框架，理论探讨影响人才实现系统最优配置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家庭健康调查微观数据库(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以及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对以上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通过参数校准对我国人才配置进行数值模拟，在均衡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优化人才配置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目标。

二、文献回顾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和源泉。早期以Schumpeter(1934)和Romer(1990)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创新是企业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家数量越多，或者人力资本积累越多，该经济体技术水平越高。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发达国家技术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企业家数量在有些时期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传统发展经济学所提出的创新模型无法很好地解释人力资本存量与创新水平的跨国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忽略了人才的配置问题(庄子银，2007)。

国内外关于人才“配置”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人才配置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两个方面。首先，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方面，Murphy et al.(1991)分别利用工程学与法学专业大学生人数作为人力资本配置于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的替代指标，运用跨国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法学专业大学生越多的国家，经济增长越缓慢。他认为，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将导致人才错配，从而有损经济增长。Hsieh et al.(2013)利用Roy模型分析了1960—2010年美国人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职业分布的微观数据估算出美国大约20%的人均产出得益于人才配置的改善。国内研究中，李晓敏等(2010)通过构建人才配置的基本模型对均衡时企业家配置占比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家配置占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陈艳莹等(2012)通过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家才能配置模型，发现自然资源禀赋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损害主要是因为其扭曲了企业家的人才配置。李世刚等(2014，2017)在不考虑科研机构对系统创新作用，即将其外生化的情况下，对人力资本在政府和企业间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寻租导致的人才错配会产生显著的社会成本，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配置存在一个最优分配比例，偏离这一比例将有损经济增长，政府-企业人力资本差异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低。

在人才配置与技术创新方面。Baumol(1990)认为人才配置影响创新绩效，人力资本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间的配置对于技术创新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庄子银(2007)通过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型研究前者对技术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经济体中R&D的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及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可以促使更多的企业家进行生产性创新活动，减少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从而使经济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Hsieh et al.(2008)利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我国、印度的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程度进行量化并与美国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如果提高我国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使其与美国配置效率相同时，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上升30%～50%。赖德胜等(2015)通过建立人力资本三部门配置模型，提出公共部门人力资本积累对创新有负向作用，并运用1997—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中在政府部门与垄断部门是制约我国人力资本有效使用的原因。

综上，国内外学者通过将人力资本“配置”问题引入新增长理论框架，研究前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两者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结论。然而，已有文献低估了公共部门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即大多研究未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存在公共部门属性的事业单位列入“政府”范畴，从而在强调私人部门中企业家生产性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直接作用的同时，忽略了公共部门通过提供“理论创新”这一公共品而服务私人部门创新活动并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在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公共部门创新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未来创新的潜力及其生产转化效率，人才不仅在私人部门进行配置会促进创新，在公共部门的人才配置也会促进创新并拉动增长。因此，低估公共部门创新效应会导致人才两部门配置的均衡解存在偏差。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针对以上不足进行了改进：一是在理论框架中引入反映公共部门创新的内容，并将两部门的创新通过生产活动进行关联；二是在一般框架下探讨人才在两部门配置的最优均衡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人才配置的内在机制，及其如何作用于创新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三、理论模型

参考Romer(1990)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本文假设经济体中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最终生产部门。其中，公共部门具体指政府部门及高校与科研院所等具有公共部门属性的事业单位。前者为私人部门生产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支持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并以税收形式收取私人部门的生产利润。后者通过政府部门的税收支持进行科研创新活动，为私人部门的生产提供“理论创新”支持。在本文框架中，将科研机构的理论创新活动纳入公共部门为私人部门生产所提供的“公共品”中。私人部门具体分为研发部门与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新技术”，中间生产部门负责生产具有“新技术”的中间产品。最终部门负责购买并加工中间产品从而生产出最终产品。具体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人才两部门配置对系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机制图

(一)人力资本(2)鉴于人才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上文所述人才配置即转化为理论框架中人力资本在系统中的配置。

(1)

为简化研究框架，假设不同部门人力资本配置情况与该部门所拥有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相关。由于高技能劳动力仅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配置，因此，用就业人数代表公共部门与企业研发部门间的人力资本配置情况。

(二)生产函数

根据Ethier(1982)对中间产品相互结合从而生产最终产品Y所提出的模型，本文假设生产函数为：

(2)

其中，劳动力投入与中间产品产出是相对应的关系，L(i)表示承载某一种“技术”中间投入品所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同时也表示承载某一种“技术”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A表示知识存量水平；φ表示中间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假设中间产品是无差异的，即每件中间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力数量相同(Romer, 1990)。因此，Ly工人生产A种中间产品，对任意i,L(i=LY/A),上述模型可简化为：

Y=A(1-φ)/φLY0<φ<1

(三)需求函数

最终生产部门通过从私人部门购买中间产品，从而生产最终产品，属于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对最终生产部门求解成本最小化问题可用以下表达式：

利用拉格朗日函数求解得到：

(3)

其中，φ为拉格朗日乘子。进一步将式(3)写成需求函数Li=(φ/Pi)1/1-φ，因此，需求弹性为：

(4)

(四)研发部门

(5)

因此，当假设研发部门每生产一种“新技术”所获得净利润为πi，则均衡条件下πi等于该部门单位劳动力投入的报酬，即工资水平。Romer(1990)假设劳动者自由进入研发部门的条件是生产一种“新技术”的利润能覆盖生产该种“新技术”所付出的成本，但忽略了政府活动的存在。本文在Romer(1990)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现实情况将利润区分为公共部门的“租金”以及私人部门的净利润。因此，劳动力进入研发部门的条件可以表示为：

(6)

其中，γ为利润的贴现率，ωA为研发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五)公共部门

(7)

其中，ωG为公共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六)代表性家户

根据Romer(1990)，本文假设代表性家户的效用函数为对数效用函数且代表性家户效用的贴现率为零，即未来消费与即期消费的效用无差异。则代表性家户效用最大化可表示为：

其中，r表示贴现率，X0为初始禀赋，ωt为代表性家户工资水平。对于均衡条件下代表性家户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利用欧拉方程进行求解，即：

(8)

(七)一般均衡

在完全市场假设下，市场出清时的均衡价格P*等于需求弹性η乘以私人部门中间投入品生产的边际成本MC。私人部门每多生产一种承载“新技术”的中间产品将多支付一位工人的工资，因此边际成本可视为中间产品生产所投入的劳动力工资ωY,t，结合式(4)，均衡时中间投入品价格可表示为：

(9)

在均衡价格水平上，“新知识”研发者的净利润可表示为：

(10)

推导可得：

(11)

式(9)说明均衡时工资增长率与中间品价格增长率相同，中间品价格增长率与私人部门收益率相同，最终产品部门处于完全竞争市场，即利润为零，则私人部门收益率与最终产出增长率相同，从而工资增长率与最终产出增长率相同；在不考虑资本积累的条件下，消费市场出清，即产出均用于消费，消费同产出同比例增长。

进一步，分析产出与知识存量增长的情况。由式(2)和式(5)可以得到知识存量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的表达式：

(12)

(13)

(14)

结合式(8)、(10)、(11)、(13)得到私人部门净利润的贴现值为：

(15)

(16)

(17)

(18)

综上，在完全市场假设与均衡条件下，通过上文推导可以得到：

假设1：人力资本配置的优化有利于全社会创新水平的提升，继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19)

当∂gA/∂LF=0时，θmax=(LG/LF)max=α/β,即当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人力资本规模满足θ=θmax时，两部门人力资本规模占比达到最优值，全社会创新水平增速达到最高；当θ>θmax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高，创新水平增速随着私人部门人力资本规模扩大而增加；当θ<θmax时，私人部门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高，创新水平增速随着公共部门人力资本规模扩大而增加。假设1得证。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在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间配置达到均衡时，创新水平增速同样达到均衡值。但在均衡时，创新水平均衡增速可能并非是最高增速。改变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人力资本规模会导致社会整体创新水平的改变，从而发展到新的均衡。因此，通过调节人才配置内在影响因素，从而改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人才配置比例，可使创新水平在新的均衡点上促进产出更快增长，根据推导，最优均衡时人力资本规模比例为α/β。据此可以得到：

假设2：均衡时，人力资本配置与现有创新水平有关，且两部门相对报酬是影响均衡时人才配置状况的关键。

(20)

此处，θ为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本规模，与创新水平以及有助于提高产出的“创新”活动的相对报酬有关。知识存量对均衡时公共部门与企业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规模占比的影响可表示为：

其中，β为企业研发部门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当经济体中较多人力资本配置于公共部门，β值较高，可能导致θ*小于零，说明经济体中创新水平的提高，会调节均衡时人力资本的配置，增加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本规模；当经济体中较多人力资本配置于私人部门，导致θ*大于零，说明经济体中创新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本规模。

另一方面，工资是均衡时人才在不同部门配置状态的关键。根据式(19)可得：

即私人研发部门相对工资越高，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人力资本规模占比就会越小，人才将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流动。假设2得证。

四、实证检验

本部分拟对上文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数值模拟探讨均衡时人才在两部门之间的相对最优配置，以及现阶段我国人才配置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上文假设1可转化为人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假设2可转化为人才配置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

(一)人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1.实证模型

由式(18)可知，经济增长受到中间品替代弹性以及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其中，中间投入品可替代弹性越低，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越强，说明系统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配置则通过分配效应影响私人部门的中间品生产与公共部门为中间品生产提供的“公共品”，进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创新及经济增长。为此，本文首先设定如下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检验：

Yit=α0+β1ψit+β2θit+β4Xit+φi+εit

其中，Yit为地区i经济发展水平，ψit为i地区创新发展水平，θit为i地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人力资本配置比例，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根据上文理论推导，θit与ψit是本文研究机制的关键变量。若回归结果显示系数θit显著为负，则表明人才配置过多偏向公共部门有损经济增长；若ψit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Yit选用各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衡量；ψit是产出维度的概念，利用各省份1995—2015年专利授权数相对全国专利授权数的占比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θit选取《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95—2015年各省份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就业人数占比衡量；控制变量Xit的选择参考李世刚等(2017)，具体包括：各省份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edu)、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fai)、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fdi)。各省份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1996—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省份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指标，并根据邢春冰等(2013)对受教育程度进行赋值获得。具体而言，未上过学为0，小学为6，初中为9，高中为12，大学专科为15，大学本科为16，研究生及以上为19。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数据来源于1995—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标与各省份GDP指标。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数据来源于199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各省份GDP指标，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通过年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行调整。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 变量统计描述

2.回归结果

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5—2015年面板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混合OLS回归以及固定效应回归。另外，由于单位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在回归中引入受教育年限的平方项。鉴于我国行业分类标准在2003年(3)具体而言，增加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国际组织6个门类；取消了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其他行业2个门类。进行了调整，在整体回归的基础上，还对1995—2015年进行分段检验(见表2)。

表2 人才配置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混合OLS回归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下表同。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个体固定效应基础上引入时间虚拟变量，通过构造F统计量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接受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因此回归模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表2看出，无论是混合OLS回归还是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反映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人才配置之比θ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系统中增加我国公共部门人才配置比重会损害地区经济增速；创新发展水平ψ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以专利授权相对规模为代表的创新水平越高，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对越好。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专利的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产过程所需中间品的替代弹性，即增加中间投入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其不可替代性，从而促进生产及地区经济增长。分阶段回归结果显示，β1(1995—2002)>β1(2003—2015)，表明随着专利数量的增加，专利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未来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或将更多转向依靠分配效应；β2(1995—2002)>β2(2003—2015)说明作为创新“载体”的人力资本近年来呈现逐渐向私人部门的配置趋势，由人才低效配置造成经济增长损失的矛盾有所缓解。对经济增长水平具有影响的其余解释变量中，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系数则显著为负，表明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凸抛物线变化趋势。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区的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模型主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符号符合经验判断。

3.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虽然职业选择是微观个体的决策行为，但可能会受经济发展影响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例如，经济下行阶段，人才会因失业风险较小而选择进入公共部门。而个人的职业选择主要依据当前和过去一段时间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判断。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1995—2005年公共-私人部门人才配置数据与2005—2015年经济发展水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相对于2005—2015年的经济增长，1995—2005年公共-私人部门人才配置属于前值变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经济发展水平对个人择业的影响。同时，为验证模型的稳健性，仍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并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而言，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与此前相比呈现较强的一致性，模型回归结论较稳健。

表3 人才配置(1995—2005)对经济增长(2005—2015)影响的回归结果

4.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人才配置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创新是人才配置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表4报告了中介模型回归结果以及系数显著性对比的检验。结果显示，引入创新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后，提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人才配置比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有所减弱，且卡方检验显示，加入创新水平之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人才配置比的系数下降显著,表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人才配置比通过与创新水平的相关关系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虽然这不是唯一影响途径。实证结果表明人才配置的改善可以带来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后者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

表4 人才配置、创新水平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配置、创新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丰富本文的实证分析，本文引入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的交互项，从而验证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约束作用。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Yit=ρ0+ρ1ψit+ρ2θit×ψit+ρ3θit+ρ4Xit+φi+εit

其中，Yit为地区i经济发展水平，ψit为i地区创新发展水平，θit为i地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人力资本配置比例，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若ρ1显著为正且ρ2显著为负，则表明人才配置过多偏向于公共部门有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若均显著为正，则表明人才配置过多偏向于公共部门有助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列(1)～(4)均显示，创新水平与人力资本配置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人力资本配置于公共部门的比例越高，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小，即在既定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更多配置于公共部门将有损创新支持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

(二)数值模拟

根据假设2，人才在系统中不同部门间的配置具有均衡解。本部分通过数值模拟，计算给定条件下我国人才配置的均衡解，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现阶段我国人才配置状况。

1.数据说明及参数校准

表6 参数校准

2.模拟结果

根据表7所述参数及理论推导得到均衡状态下的条件方程(19)，本文选取CHNS数据库中2006年、2009年以及2011年三个年份人力资本总量以及当期知识存量At进行数值模拟。模拟结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模拟结果，反映了均衡时系统的人才配置情况；一是创新增速最大时的模拟结果，反映了给定条件下为实现经济体最大增速目标下的人才配置情况。表7报告了两类模拟结果。对比发现，基本模拟所得出的人才配置情况θ*远小于增速目标最大化所得出的最优人才配置θmax，即我国现有创新水平以及报酬结构决定的人才在不同部门的配置状况导致经济系统有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风险。

表7 基本模拟结果

根据上文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可知，不同部门相对报酬水平是影响人才流动进而影响系统中创新配置的关键。因此，可通过调节不同部门报酬结构，促进经济趋向高水平均衡。为验证报酬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速的促进作用，本文利用CHNS 2011年数据，在假定其他参数设定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报酬结构进而观察新均衡时不同部门的人才配置。表8具体报告了不同报酬结构下的基本均衡解的部分结果。通过图3可以看出，研发部门工资增长(ωG/ωA值不断降低)有助于促进人才从公共部门流向私人部门，从而增加系统创新活动。具体而言，当ωG/ωA=0.59时，系统将达到最优创新规模(见图3)。即给定参数情况下，当公共部门平均工资水平是企业研发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59%时，经济系统达到实现最优经济增速所需的创新规模。

表8 基本模拟结果对报酬结构敏感性

在假定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模拟2000年以来最优创新规模时公共-私人部门相对报酬结构，并与我国公共-私人部门相对报酬实际比值进行对比后发现，我国两部门实际工资水平比值与最优工资水平比值的缺口在不断缩小(图4)。其中，2000年我国公共部门平均工资水平是私人研发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1.18倍，随后这一比例逐年下降至2011年的0.65。而根据CHNS数据估算得到实现系统最优创新规模时，公共部门相对私人研发部门平均工资水平比例的均衡水平在2000年约为0.8，2011年降至0.59。相比而言，实际值与均衡值两者之间的缺口由2000年的0.4降至2011年的0.06。可见，随着部门间报酬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人才配置与系统最优解之间的偏差正逐渐减少，由人才配置导致的系统效率损失不断下降。

图3 公共-私人部门人才规模对报酬结构敏感性

3.创新及经济增长均衡情况

在最优创新规模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理论推导的式(17)、(18)进行数值模拟，讨论我国创新增速与经济增速的相对均衡情况。图4报告了给定参数情况下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人才配置对创新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即存在最优人才配置比例，使得创新增速以及经济增速达到最大。图5显示，当设定总人才规模时，与之匹配的创新增速最大时政府-企业人才规模比值为1，而均衡时政府-企业人才规模比值为0.55，对应经济增速约为0.007，创新增速约为0.012。这说明，由于均衡时人才配置低于创新增速最大时的人才配置，因此，均衡时我国经济增速低于创新增速最大时人才配置下的经济增速。因此，可以理解为现阶段若要提高我国创新增速乃至经济增速，需要进一步调整两部门人才报酬水平，进而激励人才向私人部门流动。

图4 最优报酬结构与实际报酬结构对比

图5 人才配置对创新增速以及经济增速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我国未来发展目标，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现阶段我国创新仍然不足，其主要原因包括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为研究人才配置对创新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一般均衡框架，理论探讨影响人才实现系统最优配置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利用宏微观数据对以上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与数值模拟，在均衡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优化人才配置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目标。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力资本配置的优化可以有效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水平，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其次，当前我国人才偏向公共部门的配置格局偏离了最优均衡点，导致系统存在效率损失；两部门报酬水平将影响人力资本配置，数值模拟显示，给定参数情况下，当公共部门平均工资水平是企业研发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59%时，经济系统达到实现最优经济增速所需的创新规模。

在人力资本总量较快增长的条件下，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创新及经济增长。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进一步破除阻碍系统要素流动的体制弊端，进一步加大要素市场结构性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目标。首先，根据人力资本过多偏向于公共部门的结论，建议政府应补贴民企实施“引智计划”，促进人力资本流向企业；其次，在既定人力资本配置不变的情况下，实施人才借调、人才委培、人才互助等政策，提高高校等公共部门的智库建设，为私人部门提供更多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决策，进一步提升创新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