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臻

“乡土”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几乎涵盖乡村的所有特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各个领域。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乡土”中指出，土是命根，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乡村特有的聚居模式、社会交往模式和权力结构，这些特征统称为“乡土性”。当城市成为工业化、现代化的象征，乡土性也在快速发生变迁。费孝通后续写过《乡土重建》，贺雪峰近年来写过《新乡土中国》，正是这种乡土变迁的成果。所以，在乡村工业、乡村旅游、农民工进城等现象背景下，这里的“乡土再造”不是“空降”的“舶来品”，而是通过空间原型的探索恢复乡村的场所感和归属感，融入原乡生活，同时通过示范效应汇聚“众智”，引导村民参与，回复乡土环境的良性循环和文化的自觉演进[1]。即本文的乡土性是指包括空间载体和人文环境的整体，乡土再造则是以空间为抓手、促进乡土功能提升，或涉及“社区营造”方面的内容。

有别于乡土重建①，乡土再造更关心的是以人的感受为本的发展策略和空间原型，更强调的是乡村特点的挖掘及生活模式的改变，将几近荒废的村落逐渐复苏、活络，破解中国新乡土问题。乡土再造可分为两层含义，一是唤醒乡村原住民内心意识，即精神寄托，乡村是原住民的乡村；二是包括自然建筑的人文环境的整体振兴。那么，乡土如何再造，笔者根据有关理论，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5年-2017年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基础讨论，针对再造对象可能或将要出现的存在状态提出主张和预期。

1 乡村建设的有关理论

1.1 国外乡村建设的相关理论

国外乡村建设的研究历史长期处于较为边缘化的位置，对单一的地理学、直接的乡村产业和独立的家庭模式较为关注，直至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城市建筑的研究转向乡村等民间建筑，包括现代语境下乡村如何发展、更新，如何营造乡村聚落等问题。

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 Crafts Movement)是19世纪下半叶起源于英国的设计改良运动。该运动基本观点认为，乡土性是原创且独特的，因为它是本土居民和匠人自古以来从实践中积累的经验[2]。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② 的草原住宅，表里一致，注重建筑自身比例、材料的运用和周边环境的自然，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尽量表现材料的目然木色，常被称为有机建筑。

保罗·奥利弗堪称20世纪乡土建筑研究的急先锋，他的巨著——《乡土建筑百科全书》具有里程碑意义。其贡献既为后人提供了系统、丰富和实用的乡土建筑资料库，又提供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纲领。该著作有一种以多元文化视角审视乡土建筑的趋向。[3]

新乡土主义继承工艺美术运动和乡土主义的思想，更具有多元性，如偏向建筑的空间感受及造型，注重本土建筑材料和传统技术的继承与创新。维基·理查森在《新乡土建筑》中提出新乡土建筑既是现代的，也是传统的，是对传统形式、材料以及建造方式的全新诠释[4]。

20世纪8O年代，针对批判性地域主义的建筑，吴良镛先生指出其关键就在于是否以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对待传统和发展，认为批判的地域主义既关注了地域建筑的文化内涵，又发扬了时代批判和创新精神[5]。肯尼斯·弗兰姆普顿《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提出了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七个特征，强调批判性地域主义既不是环境决定论，也不是文化决定论。它是一个复杂科学门类，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它的内容随具体的“地域”而变化。

1.2 国内乡村建设的相关理论

乡村建设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晚清起国内的精英就开始探索乡村的改良。《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一节“乡村建设运动”，专门论述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运动，其把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分为六大类型，即西方影响型、本土型、教育型、军事型、平民型以及官府型。

这种乡村建设类型均与政治密不可分，欲通过发展教育、进行经济改革来复兴农村，旨在与政治当局建立起一定的关系。乡村建设的沉浮都是对不同政治力量和知识力量在社会改造能力方面的检视[6]。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是整个新社会结构的建设。诸如文化、教育、农业、经济、自卫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是互相连贯的，是乡建的目的分出来的。各领域工作的发展就是整个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特点是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连环扣合、整体推进，以达到改造乡村实际，创造新的生活，使广大人民成为有创造力、有知识力和公德心的“新民”的目的。

梁漱溟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系。他主张通过加强乡村教育，在中国“伦理社会”的基础上，将原本所缺乏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建立和培养起来，通过重建以伦理为本位的乡村组织，以实现乡村社会的振兴。

温铁军认为，新乡村建设是为缓解城乡对立、农村衰败，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导的实践性改良实验。实验不以“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而是将城市相对过剩的社会文化资源引入乡村，并将乡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逐步建立起乡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以青年学生支农和科普生态农业、生态建筑为主，实现城乡良性互动，结合对人文、自然环境的恢复，以教育和经济合作的改良实验致力于乡村的综合发展。

贺雪峰认为，当普遍意义的乡村建设纳入国家常规的管理系统中，乡村建设的核心在“村治”的范围内。从中国广阔的乡村背景来看，由于缺乏对“村治”功能的深入认知，研究者常先入为主对“村治”功能定位，直接得出政策结论，这些往往是片面的，不能解决乡村问题。贺雪峰尝试在国家政策提供的、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下，依据地方实际情况进行“乡村自治”。

2 从千家村到空心村

街亭古村，地处天水南部蜿蜒交错的山间河谷地带，是从市区通往麦积山石窟路上不起眼的小站。这处小村子里，有419户人家，人口1720人。占地面积约有15.6公顷，而在其所处的河谷三角地里，还有一处寺庙、一处道观、一处城陛庙与完整的十字老街以及流传千年的传说。

街亭是先秦邽县的治所。秦汉以后，县以下行政机构的名称，各代变化较大。到唐朝，基本是县下乡、村两级制。街亭的名字在文献上最早出现于晋陈寿撰《三国志》。其中《魏志》《蜀志》中都多次出现。李清凌先生研究认为魏晋十六国以后，中国的史书上先后出现了八个地方名叫街亭。其中马谡失守的街亭就是甘肃天水麦积街亭[7]。唐代诗人杜甫旅居街亭东柯谷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精美诗篇，是街亭、麦积，也是西北、中国文学的闪光点。宋元明清县以下乡村机构的层次、名称虽有变化，但都保留了“乡”、“村”的基本元素。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街亭街道以及东、西两城门（据说还有南北门，已毁），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生活在街亭的村民也是在伴随村子的成长中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杜、穆、白、卜、王五大姓都是有着悠久流传的家族。

街亭虽然临近旅游景区，但并未过多沾染商业开发的气息，很多传统生活习惯都得到了存留。

时逢重大节日。街亭古村中会进行传统社火的表演，表演内容也全是秦腔、旱船、高跷等关中传统技艺。

街亭作为文化名村，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众多的历史遗存。街亭古村拥有良好的景观资源，两条河流从南北两侧流经这里，然而由于上游的施工与村民排放废水，河水、河床甚至村民赖以为生的地下水都受到了一定的污染。村民们逐渐将老房子拆掉改建为二层的混凝土小楼，留下的老房子也大多缺乏修缮。街道也因为机动车的通行而变得拥挤不堪，更因为缺乏基础设施导致雨污横流。村里的年轻人在村内缺乏发展空间，全部外出打工，街亭古村正在逐渐沉寂。

在这样一个拥有极佳先天条件的历史名村中，如何激发并延续村子的风貌与精神，激活村落产业活力，将是一个挑战。

3 街亭村的再造模式

3.1 “以点带面”的示范模式

街亭古村村域广阔,人口众多,名为村,实则是镇。要提升建筑的品质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从策划项目、规划内容到完整地落实到村落中,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然离不开村民的理解与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村民对于街亭振兴工程存有质疑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村民能够接受规划设计内容，当地政府会同规划设计单位提出了“典型示范”的改造方案,即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向村民做出示范,以展示出古民居未来的发展范本,逐渐达到改变村民的传统观念,最终吸引村民主动参与到街亭古村的振兴之中。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针灸式改造”。

这种“以点带面”的改造方式,适合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中国农村的整体格局和日本农村乡土环境再生模式的整体格局有着内部结构的相似性,和欧洲的城市布局有着鲜明的不同。欧洲的城市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附加系统逻辑式的规划思想,中国的城市规划在以前也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更新的,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中国的乡村面临同样的更新问题,之前城市规划的思想显然行不通。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提到修补匠思维与科学思维的不同之处,恰恰体现了传统城市规划思想与中囯乡村生长发展模式的差异。在天水街亭古村落的更新模式中,规划部门以修补匠式的思维,将其格局视为一件艺术品,从现有的构件中,找寻可以替换“织布”的可能性,尽可能地在保持其结构体系下，严谨地确定设计对象,为乡村营造新的气息和发展的可能性，像一滴落在平静湖面上的水滴,激起波澜,却又消融于湖中。

表1 街亭古镇部分古建及遗址的保护情况统计表[8]

当地政府与规划单位经过沟通，确定选择三户典型院落作为示范,即125号自住院落、167号自商院落以及43号自营农家乐院落。采取住户与政府各投资一半的建设经费，住户投资约40万元，总投资约80万元。通过先期示范效应带动第二期建设的启动，预计第二期建设中将有12户原住村民参与。规划在第二期建设中，政府的投资占比降为30%。这种由点及面的示范建设过程就是吸引广大村民逐渐参与古村复兴的过程。第三期将带动全村剩余住户整体推进，政府的投资占建设费用的比例约为20%。

167号院与43号院是首批改造院落。167号院原为三户共用，位置处于古村落核心区十字街中心，房子为清代所建的木结构房屋，年久失修，现作为商铺使用。43号院落位置远离十字主街，位于古村落核心区南侧外环沿街，为普通住宅平房，户主有经营农家乐的意愿。在首批改造中，我们选择167号院作为商铺改造型、43号院为农宅改造型进行示范。在街亭古村,建立了三种类型的“原型”：自住，院落布局(125号院)；自商，沿街商铺、二层退台(167号院)；自营，前部半开放(43号院)。

3.1.1 167号院落

改建的167号院落被分为两部分,西侧沿街为落架大修的木结构建筑,东侧为砖混结构的前店后宅式建筑。改建目的为更新破损木结构建筑,作为古村建筑的形象示范。

改建设计的要点在于落架大修的木结构建筑部分，既要保留原建筑形态,又要在结构形式与室内采光、保暖、如厕等舒适性方面进行提升,以适应结构安全与改善生活品质的要求。街亭地处关中地区，当地传统建筑多以夯土为筑墙材料。在对木结构建筑设计时我们本想使用机制土坯来构筑墙体，一方面可以完整展现当地传统建筑形态,另一方面传统厚土坯墙体优良的隔热性能也可以提升室内热环境舒适度。而当地村民对材料的接受程度非常低，此后我们综合了当地材料经济性与施工难易程度，将原来的夯土砖改换为多孔实心砖外敷发酵草筋黄泥涂层，在保证结构强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建筑风貌。

在屋面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村民主动以当地使用成熟的草筋黄泥坐浆敷青瓦屋面的施工技术替换了设计中屋面敷设保温板材再加青瓦的屋面做法。在同当地草根工匠的沟通中，他们认为使用传统技法更加适合瓦屋面的施工，草筋黄泥具有优良的保温性能，并且更加便宜实用。

原有木结构建筑破损严重,墙体倾斜明显。根据拆解现场记录发现主要问题是由于木结构基础在多次地震中发生了较大的位移，整体结构偏斜，只因墙体的支撑才保持了结构稳定。根据村民的要求与对结构的综合考量，我们对原有基础结构进行提升。以混凝土条形基础构筑整体平台，降低不规则沉降对木结构的影响，并在柱础位置做出弧形凹槽，在不增加木柱与基础之间剪力的情况下减少使用时柱子发生的位移。建成后的167号院,焕然一新，但风貌依旧，保留了传统的特色，与环境融为一体。

3.1.2 改建的43号院落

由原来的一进院落变为二进院落，前一进院落是作为村落公共休息与户主售卖的开敞凉亭，后一进院落是自家经营居住的封闭院落。改建的目的是探索适合当地农宅改造手段与实验半公共空间在乡村中的实践效果。

设计的要点在于如何让此农宅后一进的私用院落和前一进的半公共院落的建筑适用于农村。在设计预想中，43号院的第一进凉亭是村民与游客在此歇息纳凉的场所，户主也可借此机会摆摊售卖、提供旅游服务。在初期方案交流时，户主也对此空间模式表示同意。然而在完工后的使用过程中，户主多次反映，无封闭的凉亭使他们无法有效的管理自家的前院空间，并且由于村民的领域感都比较强，村民并不愿在此空间驻留。

在同当地草根工匠、施工团队、居民业主以及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方案沟通与论证过程中，碰撞出很多灵感和新的思路，设计单位认识到传统聚落其肌理具有自然生长性特点，因此，也能欣然接受设计方案的调整思路。

3.2 “草根工匠”与“学院设计师”的融合模式

传统乡村里都有木匠、泥瓦匠等，他们有的是家族手艺传承，匠人是其祖辈和终生职业。多数工匠处于半工半农状态，在农闲时经常互助盖房子，传统村落的房屋营建维修基本由他们主导完成。目前这种乡建组织形式在我国农村中普遍存在。在街亭古村的乡村实践中，张铭玺[1]师傅就是这样一个专业工匠,即所谓的草根工匠，张师傅在当地参与过许多诸如传统农房和庙宇等建构项目业绩，这次街亭乡建的木构部分就是规划设计单位与其合作的结果。

街亭167号院地处该村核心区十字路口，属于传统的商铺,被分隔为三户人家。对于现代工程项目而言, 其设计的流程已趋于成熟，当然图纸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对施工过程产生直接影响；而对于乡建工程项目，特别是那些多业主类住宅项目,图纸的设计规范化、详实度等对施工过程并没有前者那样富有指导意义。设计团队乐于与当地村民工匠进行探讨，了解他们“接地气”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技术做法,并将其融合到方案之中不断进行调整。在街亭古村的营建过程中，限于乡建实践经验欠缺,设计单位先出了“学院派”施工图，然后又向张师傅“取经”，根据张师傅的法式和做法对施工图进行了调整。规划设计单位深感乡建设计中设计融合的重要性。通过本项目的实践,我们认为传统村落营建的过程，就是学习地域建筑和乡建之道与学院派科学设计相融合的过程，这样才会使乡建设计更加趋于科学和接地气。

通过项目的合作，把学院派设计师积累的城市建筑设计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草根工匠，再让其完成乡村历史风貌的传承，一定会原汁原味、修旧如旧。职业建筑师毕竟不能长期驻村，这样建筑师走了，还有草根工匠们。学院派建筑设计师改造或新建三四户，而更多的改造和更新有当地的草根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营建乡土中国。一般而言，城市和建筑的寿命是很有限的，而工匠技法与敬畏精神却世代传承。众所周知：乡村自有乡村延续的法则，过度的介入会造成一些手艺人的失传；乡建更多的是需要授予手艺人以“渔”,更多的是需要手工艺人引导更多村民，相信乡村隐藏着强大的自治潜力；乡村的更新与发展,需要来自乡村，并依靠乡村，建筑设计师们能做的是将新理念、新材料与新技术带给他们；草根工匠能做的比建筑设计师要多；寻找手艺传承人，让他们带领乡村更好的建设。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该项目的工作室发起了村师傅的评选活动，将工作室第一个村师傅奖颁给了街亭村的张师傅。

3.3 重要街区生活场景的重塑模式

生活场所中服务设施的不完善和不合理,直接导致场所生活属性的缺失。街亭古村至今尚未配套完整的雨、污水处理系统，自来水仅覆盖了局部区域，由于周边设施不完备，导致供水紧张，不能负担更大的人流。除了这些设施的缺乏，一些服务设施，诸如中学、宿舍楼与仓库等，插入村落建筑群体中，破坏村落原始肌理的同时也影响了原有的天际线。

对于村中的这些服务设施，设计院采取的手法是分区分层次处理。尽可能地将商业经营功能进行疏解，古村核心区主要以居住为主，点穴式侧重彰显一些文化、生活体验相关的场所，以避免商业行为干扰村落生活。民俗商业区位于古村核心区外西侧，预期将经营性商业尽量吸引在此区域中，通过在古村主入口处打造民俗园，将历史文化古村的民俗文化集中展示，集体验、销售为一体。策划将增加村民收入创造就业的商业区域整体迁移至此，集中文旅配套的同时，也疏解了古村内部功能，降低了内部的开发强度，而古村核心区西侧的接待前区则是为了将大量停车与游客广场放置在村域之外，远期利用村南侧游客服务中心，引导麦积景区游客入住街亭，深入体验街亭古镇民俗民宿。

设计院在梳理阶段发现，调研中的传统建筑、历史故事与淳朴民风都要通过古村这一载体将其串联到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形象。街亭古村中每逢重大节日依然会举办庆祝活动与传统技艺汇演，譬如社火、庙会等，吸引了大量周边村民参与观看。因此，最具保留价值的即为古村落本身与原村民。一个保留完好的村落形态与未经开发的原生文化群落所具有的价值无法估量，而此价值的载体本身在开发过程中也是脆弱的，古村振兴中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其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破坏了根本的“淳朴”。如何在重构街亭古村的文化场所前提下，开发古村的价值，这就是此次项目的重点，设计院的设计策略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街亭古村仍然保有历史上记载着的城池形态，拥有完整的十字街与东西门楼。因而设计院采取的策略是强化贯穿村落东西方向的空间轴线，通过空间梳理，轴线将山—东门—十字街—西门——山陕会馆等几个重要节点串联起来，并在接下来的开发中以民俗商业区来继续向西延续轴线。通过修葺十字街东、西两个城门楼和重建南、北两个城门楼，并通过环村景观步道来强化原有城墙意象，以此重构记载中的重要空间节点，重塑古村的文化场所。

街亭古村中虽然存在很多的改建加建现象，但是基础风貌仍旧保持良好，村落整体形象基本完整，可以清晰从房屋结构与形态上判断其历史。街亭古村中多数传统建筑的建筑形态基本完整，有的甚至构造细节清晰可见。因此，需要将村落内部主要功能设为文化体验功能，譬如杜甫书社、酒堂、城隍庙等，而置换出的多数商业服务功能被安排放置在新开发的民俗商业区。

结 语

当前乡村建设多元化的实践，设计介入姿态多样，已经不能从建筑学单层面理论进行概括，从社会文化多角度思考下的“广义”设计趋势日盛。本文基于国内外乡村建设相关理论，以跨界、多维度探索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着重于规范中国乡土建设中新建与发展的管控，从关联因素、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筑品质以及原乡文化入手，探索乡村建设的价值取向。

注释：

①乡土重建.费孝通先生早期代表著作，探索中国乡土社会自身特点和内生肌理，提出发展乡土工业，实现乡土重建的思想。

②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年6月8号-1959年4月9日)，工艺美术运动美国派主要代表人物，“田园学派”代表人物，属“芝加哥学派”，代表作有宾夕法尼亚州流水别墅、芝加哥大学罗比住宅等，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勒何布西耶和密斯凡德罗并称四大现代建筑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