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了唤醒民智，大量翻译西方优秀著作，介绍西方先进思想。作为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之一的拜伦，对近代中国文人影响巨大。

关键词：拜伦；徐志摩；影响

一、引言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是英国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伟大诗人。相较于老一代的以“湖畔三诗人”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被称之为“撒旦派”诗人。他们把老派诗人看成为“为小失大，见利忘义”的“迷途的领导” 。年轻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对“湖畔派”诗人到田园乡村去寻求内心的超脱的消极避世行为表达出强烈的憎恨。他们张扬、叛逆，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社会秩序，极具反抗与革命的精神，与老派诗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尽全力将新时代的新精神表达到了极致。

拜伦出身与一个贫穷没落的贵族家庭，天生畸形足。其父亲浪荡

荒淫，因避债逃亡到法国并死于异乡。因此，拜伦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窘迫。因其个人成长经历，拜倫性格叛逆、行为乖张，内心却过度敏感。大学毕业后，拜伦世袭了其曾祖叔父的男爵爵位，进入贵族院，但因为遭受冷遇，愤懑地离开了英国，游历于欧洲各国。拜伦在游历期间，创作了大量不朽名篇，如《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其中著名叙事长诗《唐璜》不仅是拜伦的巅峰之作，更是英语诗歌中的璀璨瑰宝。《唐璜》是一首优秀讽刺史诗，也许也是英国唯一的伟大长篇史诗。拜伦在创作《唐璜》前曾说要将其写100章，但因拜伦在援助希腊摆脱土耳其统治战争中病逝，《唐璜》在16章戛然而止。整首诗歌拜伦以敏锐的观察与辛辣的讽刺无畏地揭露了当时整个欧洲的堕落、腐败、道德虚伪和生存的荒诞，提倡为自由解放，为幸福而不息战斗。

拜伦的身上极具追求超越现实的自由独立的理想，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与行动主义者。而这些特性通过他的作品完美地展现了出来，而这些特性被处于民族危亡的中国近代有识知识分子加以巧妙宣扬，激起了当时麻木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为当时中华民族的求亡图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时期。中西方文化开始密切交流与急剧碰撞，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唤醒已然麻木的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的优秀思想与文学著作，渴望从西方智慧中寻求能够拯救中国的“良药”。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的优秀作品，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因此，这个时期也成为了中国介绍外国文学最为旺盛的时期。其中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文学作品占主要地位，并且作品主要是以小说为主，但诗歌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英国文学中，浪漫主义诗歌处于重要的地位，拜伦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其鲜明的反叛意识与强烈的斗争精神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对探索求亡图存方法与道路的有志知识分子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徐志摩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二、拜伦对徐志摩的影响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及新月诗社成员。早年留学美国与英国，他的诗不仅仅具有唐诗宋词的意蕴深长，又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因而读来音韵和谐流畅，言词优美动人，具有鲜明的艺术特性，其代表作有《再别康桥》等。

徐志摩受英国浪漫主义影响较深，从华兹华斯那里学会了人与大自然交融的和谐以及童真是人类理想的人生追求，从雪莱处学会了对自然的热爱与自由和对现实的人格追求的自由。而和他同样喜欢诗歌，同样热爱自然，同样具有灵性的剑桥大学校友---拜伦，则被徐志摩看作是“美丽的恶魔”，“光荣的叛儿”，他把拜伦当作模范与英雄，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哈罗德公子（Childe Harold），忧郁、骄傲。拜伦笔下热情、高傲、意志坚定、英勇不屈，具有叛逆的个人主义特征的人物更是徐志摩所追求的。他心目中的拜伦是一个“绝壁上站着的一个伟丈夫，一个不凡的男子”他在拜伦及其笔下的“拜伦式英雄”身上汲取了奇特的人格力量，不仅在他的诗歌散文（特别是爱情诗）中体现出来，还在生活中将其展现的淋漓尽致——他那理想化的爱情观，大胆、直率、热烈。

三、结论

在翻译拜伦的作品期间，近代知识分子因个人启蒙与民族启蒙双重人物的压力，使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有别于西方的特征，并制约了知识分子们对浪漫主义的视野。比方说错误理解了拜伦援助希腊摆脱土耳其统治的“英雄行为”，在拜伦的心目中，希腊并不是所谓弱小民族的代表，而是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圣殿，是他心中的精神乐园。

拜伦及其笔下的“拜伦式英雄”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拜伦所追求的自由精神，独立的人格和侠义之性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狂热推崇。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5中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存亡的外在威胁和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过程中，心灵上总背负着一种深深的情节---“中国情节”。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知识分子在学习国外先进思想文化时的局限禁锢性，和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时的矛盾心理并且解释了翻译作品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救亡图存的烙印的原因。因此，拜伦诗歌、精神的引入，与其说是一种先进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工具，一种被有心人用自由解放的精神和个性来冲破传统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工具。知识分子们在外国作品中仅引入自己所需的，不可避免的带有观点的片面性与理解的不完善。在介绍拜伦及其诗作时，徐志摩对拜伦及“拜伦式英雄”那种追求自由与独立，强调人格独立的个人性，敢于以个体力量来对抗具体权威和社会准则与习俗，以及对命运的叛逆精神极其敬仰与赞扬，试图通过对这种孤傲、勇敢的叛逆者形象的引入，唤起国人日益禁锢的思想与智慧，唤起国人潜藏的勇于反抗的精神，以及唤起国人对人身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渴望，从而达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大任。

参考文献：

[1]赵红英主编：《英国文学简史学习指南》，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136页

[2]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31页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79年版

作者简介：

徐洲（1987 -）女，汉族，四川德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