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睿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也应面向海外，向先行国家寻求经验，借鉴优秀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方法，为了有效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必须要用一个发展的眼光看待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既然要发展就要学习，谈到学习，历来我国主张多向其他国家学习，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学会从别的国家汲取长处，弥补不足，正如站在巨人的肩膀，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通过多方资料汇总，笔者总结出有如下几点值得借鉴：高度重视国家宏观治理、发挥宗教信仰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作用、加快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互联网技术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域外借鉴

一、高度重视国家宏观治理

（一）坚持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指导思想一元论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开始相互交流，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开始呈现多元化，作为各个国家文化中特殊部分的网络意识形态是否也应该走向多元化？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从中了解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有效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采取指导思想一元论的理念。

1、普京主义重塑俄罗斯民族凝聚力

在经历苏联解体的悲剧之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几乎是彻底瓦解，分崩離析，面对这样的艰难困境，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普京主义”，该思想以“俄罗斯新思想”作为俄罗斯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新思想以“强国梦”为核心靶点，普京在会场上高呼的那一句“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点燃了全民族的爱国情怀，让支离破粹的俄罗斯民众又重新团结起来，最终国家意识形态得到重塑。

2、民主平等自由塑造美国民族精神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尽管美国一直坚持两党制，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党派经常互相攻击，但两个党派都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治国理念，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治理方面坚持指导思想一元论，因此，作为意识形态治理线上延伸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在指导思想方面依然坚持一元论，从本质上来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党制、追求多样化的过度在意识形态这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指导思想一元论是多么重要。不同的思想文化确实可以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它推动着创新型事业蓬勃发展，但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需要的是人们具备统一的思想标准，营造安定有序的网络空间，并且能够团结一致抵御外来意识形态渗透。

（二）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规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强调民主、自由的国家，但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美国却放弃追求自由，这是源于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的发生，所以从克林顿时代就开始颁布了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相关的法规，如克林顿2000年1月制定了“信息系统保护国家计划”，小布什2003年2月发布“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奥巴马在2011年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特朗普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相比于美国，中国在网络安全保障方面的起步是较晚，而且也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网络安全保障机制，2017年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对我国的网络空间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但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方面的成果收效甚微，原因在于目前的网络安全法不够系统性和详实。俄罗斯也非常注重这个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渗透给本国带来的巨大杀伤力。伤痛的敏锐直觉让普京意识到网络空间将成为下一个意识形态施展的舞台，为了充分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对本国凝聚力的塑造，并有效预防外来势力的意识渗透，俄罗斯相继发布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网络立法构想》、《国家信息安全学说》、《发展和利用互联网之国家政策法》、《电子数字签名法》、《电子商务法》、《电子合同法》、《国际信息交易法》、《信息保护设备认证法》、《电子公文法》等文件及法律法规。 中国作为这一方面的“后辈 ”，理应向有经验的“前辈”们取经学习。

（三）实施网络意识形态军事化战略

从全球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来看，除了采取潜移默化的平和式思想灌输和正面宣传教育的方法，一些国家诸如西方的美国、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还采取军事化手段来治理网络意识形态，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设置最后一道防线。由于美国在实施网络军事化战略方面均领先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多是根据国情进行改良学习，所以笔者将以美国为代表着重论述实施网络意识形态军事化的经验。

美国作为世界上的网络强国，美国在网络空间安全方面的意识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宣称：“要让美国真正安全起来，我们必须把网络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于是从1988年美军就成立了三军计算机应急反应中队，在2005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将网络空间定义为与陆、海、空、太空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第五空间，在2018年将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具体采取的措施：一是融入网络联防机制。美国的网络安全机制是政府主导、军方配合。特朗普上台伊始，便组建由军方、执法机构和私营部门组成的网络审查小组，对关键基础设施在内的美国网络防御状况进行全面评估。此外，美军还通过共享信息、能力构建、联合训练等方式，强化与北约国家和亚太地区盟友的网络防护合作。二是培育网络防护力量。当前美国已经建成68支维护美国国防部网络安全的网络防护分队、13支保护美国国内电网和核电站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的国家任务分队，以及25支网络保障分队。三是提升网络实战能力。为了提高实战能力，美国的保罗？中曾根就曾指挥联合特遣部队，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实施电子和网络攻击。提高网络实战能力的方式有很多种，还可以采取模拟场景、战略演习等方式。

二、发挥宗教信仰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作用

（一）宗教对美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约束性作用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背景，可以说是各个民族的“大熔炉”。各种异质文化融入美国，却并没有使美国社会陷于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绝大多数人美国人都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和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骄傲。将形形色色的移民及其后裔凝聚在一起，使其成为具有统一道德标准与价值观的“美国人”的法宝是宗教。在2011年6月的一项调查中，盖洛普公司发现目前美国有92%的人声称信仰上帝。在这之中，大概有52.5%的人信仰基督新教，这远超过其他宗教信仰和不信教者。基督新教对美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将基督新教作为信仰，而且还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内心已经将基督教价值和伦理作为道德标准和生活准则。新教的道德督导和教化在美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已经深深地融入美国人的一言一行中，是美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宗教，可以不相信新教，可以从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但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拒绝基督新教的道德规范。因此，基督新教在美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网民心怀对神明的敬仰，产生内在的约束力规范着网民的行为，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供重要的支持，这充分体现出在虚拟空间中宗教对人无形的约束力。

（二）宗教对俄罗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凝聚性作用

东正教对俄罗斯信仰体系及精神内核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对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民族性格的形成、社会结构的确立、法律制度的制定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东正教信仰唤起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东斯拉夫民族获得了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文化认同的能力，进而实现了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化、由蛮族向文明民族转化的嬗变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是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情形下，重塑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将俄罗斯思想进行当代的架构和诠释，就成了俄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共同的心声。”普京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等四个方面。其中社会团结要求社会有共同的信仰，全民一致的奋斗目标。东正教，这一伴随俄罗斯历史几个世纪的宗教，便成为了最好的基础。东正教对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是一个有力的支撑点。东正教在俄罗斯正在不断复兴，成为塑造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支柱，在国民意识中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俄罗斯现行宗教法允许东正教会对青少年进行东正教神学教育。另外，俄罗斯决策层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于国家振兴的意义之重大，并有意同教会接近，政教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较为默契的协作关系。总的来说，现代东正教重塑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为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以及统治巩固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包括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方面，宗教提供了强有力的凝聚力，爱国情怀让网民对抵制意识形态渗透具有更坚定的意志力。

（三）宗教对日本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专注性作用

作为日本独有的宗教信仰，神道教是日本在本土固有信仰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吸收外来宗教、文化并逐步发展形成的民族宗教。神道教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日本历史上乃至今天。因为，神道教塑造了日本民族精神凝聚力，不仅是日本国民民族信仰的需要，更是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它是近代日本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及文化认同形成的基础，也是日本对外侵略的精神动力;又是日本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之一。神道教成为构建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文化基因，现在，日本神道教拥有大小神社以及祭祀场所、设施18万所，信徒数量在人口中占90%以上的比例，位居各宗教之首。在教义理念方面，现代神道教摒弃了国家神道政教合一的做法，向古神道崇尚自然的精神回归，向善良的人性与和平的现实生活靠拢，将传统理论与民俗的意义凸显出来。其结果是：现代神道教与现代社会中的风土习俗浑然一体，成为现代日本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之一。神道教为看似弱小的大河民族，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防线，这道民族精神防线也同样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筑起抵御外来不良意识形态的渗透的防线，保护了本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

（四）宗教对德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务实性作用

“德国是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它特别重视宗教教育，德国一直把宗教视为公民道德提升的根本途径，在“两德”统一多年后的今天，宗教课程依然是学校的必修科目。德国高校的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是合作关系，宗教课在国家的监督下由教会全权负责，内容以教义为主，不同的教派教育内容不同，校方對宗教课不得干涉。宗教教育除了培养学生的宗教信仰，还注意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民主精神等，内容不断注入意识形态的成分。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德国教会对宗教教育内容进行了生活化、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改革，使其十分贴近生活，教育非常具有启发性，更容易为人所接受。”1受宗教的影响，大多数德国人都具有勤奋、准时、实在等务实性品格，这种务实性的品格也使得德国人对于虚拟空间的思想观念抱有警惕之心，不容易被迷惑，对不良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抵抗力。

三、加快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互联网技术发展

“在网络时代，谁掌握了网络技术，谁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谁就将对世界意识形态起到引导和影响作用。” 2可见，网络技术是塑造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也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前提。从一个国家网络技术的水平就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水平，美国无疑是当前最好的学习对象。美国在网络技术方面一直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美国也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国家，一方面美国利用自身的网络技术维护本国的网络空间方方面面的安全，而另一方面美国也在用自身的网络优势监控他国、甚至采用不正当手段干涉别国内政。但不可否认，美国在利用网络技术保护本土网络空间方面确实优于别国，对此，我们也应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美国利用网络技术维护本国网络空间安全方法进行学习和借鉴。

（一）制定网络综合战略

美国制定的网络综合战略就是一项涉及美国如何在国家安全战略层次上认识、发展和运用网络时代的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包括“发展持续创新的网络经济、推行潜移默化的网络外交、获取无所不及的网络情报，以及保护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网络系统和网络数据为核心的网络空间的整体安全。”3美国之所以要制定关乎国家安全的网络综合战略，是因为夏洛尔？曼海姆曾指出“信息革命的深入发展将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发挥越来越独特的作用，信息已经从历史上的次要位置，发展到独立而重要的位置，随着信息革命的演进及其方针和政策内容的扩展，信息日益显露出其对各种实力资源和国家战略全方位改造的意义。”4

（二）发展网络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大的经济实力既可以为美国国防和军力建设提供财政保障，也可以为美国主导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为美国干预国际事务提供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等政策工具。网络作为一个新型经济体，作为创新大国的美国自然不会放弃这片肥沃的土地。从步入21世纪美国就开始大力发展网络经济，分别从塑造网络新时代崇尚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创造有利于网络科技持续创新的市场环境、政府直接向网络经济关键领域投资入手，这些措施都极大的促进了美国网络经济的繁荣，也为美国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

（三）推行网络外交

外交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通过国际政策协调、政策意图阐释和价值观传播等途径来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利益其核心塑造形象、促进合作和化解危机。伴随网络空间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手段，社交媒体的兴起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并降低了传播沟通成本。美国政府很及时的发现并挖掘了互联网的外交功能。，凭借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优势，积极扩展网络空间的公共外交。美国推行的网络外交战略构想是以网络自由促进社会开放，构建了自由开放的国际信息体系，也制定了网络外交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从效果来看，网络外交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提好了外交工作效率等，但是网络外交也给美国带来一系列挑战，如对本土网民忠诚度的考验，外来思潮对其的冲击等等。

（四）保护网络空间整体安全

网络安全是美国网络战略有效实行的基本前提。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强调以板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为核心，突出对重要网络系统、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为重点的网络数据和信息安全，推动以多方利益攸关方位基础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美国的网络安全涵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网络系统和重要网络数据的综合保护，是实体安全和虚拟安全的有机统一，以保障网络空间的整体安全、可信、互通和开放。为此美國大力推行跨部门与政企间网路安全合作，来集结全国各个组织，尽可能动员更多的网民参与到保护网络空间整体安全的大军中来。

总之，通过对美国网络战略的了解，可以启迪到中国当前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网路军事化、政企联合共同治理网络空间、加大政府财政对网络技术开法的支持等，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法律法规，早日治理我国网络空间乱象，为早日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络空间而虚心学习、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德国和日本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探析》户可英，胡万钦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年第12期第69页

[2]《意识形态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王承哲.人民出版社

[3]《网络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新支点》汪晓风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9 第116页

[4]《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Jarol B.Mannheim，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4，p.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