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李杭春的《重走西迁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为读者展现了抗战时期浙大西迁的历程。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作者重走浙大西迁路的种种感悟。作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李杭春在当下重走浙大西征路，历史的感悟与现实的思考有机交融在一起；下卷主要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探究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浙大的西征始末、竺可桢掌浙大的历程、死于浙大迁徙路上的名师、竺可桢日记中的浙大学子。

抗战时期的浙大是非常成功的。这不仅表现在浙大历经千难万险万里迁徙（杭州—天目山禅源寺—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湄潭、遵义）依然屹立不倒、不屈服于日寇的骨气，还体现在在如此恶劣环境下，浙大依然培养了李政道、谷超豪、腾维藻等杰出的人才。因此，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抗战时期的浙大为何如此成功？读完此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重视：

一、庐山谈话会中的知识分子的建议得到了政府高层的采纳。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庐山谈话会。竺可桢、胡适、傅斯年等学者名流都参加了这次谈话会。在这次会议上，政府高层与大学中的知识分子达成了以下几个共识：第一、战争发生，大学不停办。第二、战时教育即常态教育。第三、党派势力退出大学校园。

这三点，以后世眼光来看，至关重要。1937年战争爆发后，许多人都主张将青年学生训练成士兵，补充兵员，由此出发，主张大学停办或者大学为战争服务，并进一步主张学化学的去造炸药，学物理的去做枪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