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越溪 胡可先

賀知章在唐代以詩文知名，其所作的詩歌膾炙人口，流傳至今，可惜其文傳世僅《上封禪儀注奏》《唐龍瑞宫記》兩篇，前者篇幅較短，後者漫漶嚴重，文史研究價值俱不高。所幸近代以來，賀知章所撰墓志銘陸續出土，迄今已達十方之多，不僅大大彌補了其傳世文獻較少的缺憾，同時也為我們研究賀知章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這些墓志銘往往融記述、議論、抒情為一體，能較全面地體現出賀知章作為一位文章大家的文章風格和寫作水準。雖然新出土的賀知章所撰寫的墓志有一部分已經受到了前輩學者們的重視，但考察已有的相關成果，對這些新出資料的研究往往偏重於史料價值的挖掘，較少地涉及文學領域的探索，尤其缺乏對這十方墓志銘横嚮的聯繫考察①相關成果主要有:戴偉華《賀知章所撰墓志的史料價值》(《中山大學學報》2011年第6 期)，涉及六方墓志；陳尚君《賀知章的文學世界》(《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3 期)，綜合賀知章詩文進行探討，涉及八方墓志；陶敏《賀知章所撰許臨墓志考釋》(《中原文物》2012年第3 期)、毛陽光《洛陽新出土賀知章撰姚彝墓志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4 期)，則重在單篇墓志涉及史實的考釋。。因此，對這些新出資料進行綜合而細緻的文學研究，有助於我們較全面地還原賀知章的文學創作風貌，扭轉賀知章的文學研究長期以來以詩歌一枝獨秀的局面，也為我們研究唐代散文的演進提供了新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