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超

互联网的发展使谣言对社会主体的影响相较过去更为深刻，自2018年暑期“高考答题卡调包”事件发酵以来，舆情几度反转，从政府、家长到学校、考生都成为网络谣言的攻讦对象。网络谣言的泛滥不仅严重影响信息生态，更给本就脆弱的社会信任机制带来不可逆的打击，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力度，然而网络谣言却呈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态势，网络谣言的深层发展逻辑值得探究。

1 事件综述

2018年6月高考成绩公布后，河南省几名考生觉得预期分数与实际分数相差悬殊，其家长遂到省招办申诉，省招办经核实后表示分数无误并拒绝了几名家长家长公开高考试卷信息的要求。 7月22日苏姓考生家长在博客上发表万字长文实名举报考生答题卡疑似被掉包。8月5日，自媒体“波动财经”发布题为《河南四家长质疑考生答题卡掉包，检察官实名举报教育厅信息不公开》的文章， 该文经认证微博@大佬坊间八卦转发后引发全网极大关注，因为事关高考公平与社会底线，文章短时间内便获得10万+的阅读量。随后河南省教育厅启动调查，与此同时官媒介入并对此事进行了报道。8月11日河南省纪委通报调查结果称不存在人为调包试卷和答题卡，考生家长发文表示对结果无异议并就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2 谣言处理机制的不足

通过对“高考答题卡调包”事件谣言走势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在网络谣言规制层面的不足，本文着眼于法律、政府、媒体和受众四个环节，分析现有网络谣言规制体系的缺陷。

2.1 造谣的有恃无恐：法律的遗憾

近几年我国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诸如微信十条的颁布，造谣入刑等措施都产生一定效果。然而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目前相关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也是客观事实。其一，对谣言的打击条文散见于刑法、治安管理法、网络信息安全法等法律中，难以在谣言规制领域形成完整的法律打击系统，且不同法律法规有一定的重复交叠，令出多门不利于对谣言的治理，目前尚缺乏针对谣言的专项法律。其二，对造谣的处罚力度不足，尤其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角度看，对散布网络谣言的经济处罚力度仅为500元，这与谣言带来的巨大不良影响相比几乎难以匹配。

2.2 治谣的力不从心：政府的言行

在“高考答题卡调包”事件爆发前，“长生问题疫苗”案曝光，政府高官涉嫌腐败、企业生产造假、疫苗去向不明，所谓真相、内幕的谣言四起，正是政群关系的敏感时期。在此背景下，“高考答题卡调包”突然曝光，在畸形的权力观、紧张错位的政群关系、自媒体的鼓噪与误导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政府无法自证清白，几乎陷入“塔西佗陷阱”和“说了群众不信，不说肯定有事儿”的泥潭中。“长生问题疫苗”中政府相关部门的腐败不作为使群众对政府的信赖度下降，因此，对于“高考答题卡调包”一事群众的原始态度更倾向于对政府的质疑、抨击，无疑给谣言治理加大了难度。

2.3 传谣的推波助澜：媒体的失位

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亲身经历事件的进程，因此，媒体打造的“拟态现实”极大影响着普罗大众对事件性质的看法和态度。市场化经营“为媒介机构带来了独享的经济利益，但是也为商业主义和营利主义的抬头创造了条件。”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传统媒体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客观公正性等原则逐渐式微，为了赢得生存空间，媒体不得不加快生产和传播信息的速度，过分强调信息时效性导致真实性退于其次。“答题卡调包”事件中，“波动财经”发布推文后，众多自媒体未经调查就贸然发布《对不起，你以为的公平只是你以为》《十年苦读，只为他人做嫁衣》等极具煽动性的文章，推动了谣言的爆发。

2.4 信谣的致命一击：大众的力量

迫于环境压力以及群体之间情绪的相互感染与暗示，群体中的个体很容易丧失一定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进而很可能不自觉就陷入了谣言传播的强大动力机制当中。谣言只靠造谣者鼓吹是不具备影响力的，只有同广大受众结合才具有生命力。发挥意见领袖作用的认证微博@大佬坊间八卦转发推文后，一天内该微博转发量达7万余条，转发层级超过10级，截至8月7日12：00该话题微博搜索热度达67182，事件由此成为网络舆论场的话题中心。《2018年度微博辟谣数据报告》显示，新浪微博辟谣平均需要16个小时，这对于谣言来说已经足够完成从“蛰伏期”到“爆发期”的进阶，以今日中国的网民规模，谣言多渠道、立体化爆发所带来的“蝴蝶效应”是难以想象的。

3 谣言处理机制的改善

3.1 完善法律制度

其一，立專法。针对近几年网络造谣的新手段和新途径，吸取欧美发达国家在谣言治理方面的经验，通过专项法律以实现对网络谣言的系统性打击;其二，严力度。对于恶意造谣但尚未造成恶劣影响的社会主体，除依据《治安管理法》对其处以相应处罚外，还可参考处理“老赖”的惩戒机制，对其进行一定的金融管制和限制其乘坐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权利，以提升造谣成本，增加法律威慑力。除此之外，鉴于微博、微信等软件是网络谣言滋生的主要平台，还应针对互联网企业在信息审核、发布与拦截等环节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3.2 重视文化熏陶

谣言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古以来盛行不绝的“谣言文化”，改造这一糟粕文化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家庭教育。《自卑与超越》中强调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个体社会化的关键作用，要继续加强优良家风建设以帮助个体树立正确的三观;其二，学校教育。中国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极高，将提升媒介素养融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中，以增强舆论博弈中的理性力量;其三，社会教育。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一种声音如不鲜明的表达出来，其对立声音将会占领舆论，所以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带动文化的破旧立新。

3.3 建设多元体系

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舆情，以往政府唱“独角戏”的应对体系效率低下，虽有心尽快平息事态，然而在洪水般的舆情面前难免力有所不逮，因此，建设高效有力的多元化治理体系是极其有必要的。各种行业协会是民众与行业集团的乔梁，针对网络谣言的涉及领域如食品安全、药品卫生等，政府可照会相关行业协会通报真实情况;百度、阿里、腾讯等旗下产品与社交通讯业务有着密切联系，在网络谣言处理方面有着深厚经验和技术优势;媒体是联接受众与事实的纽带，媒体对真相的报道对谣言的遏制起着关键性作用。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以媒体为纽带，以受众为根基，以互联网企业为保障，以行业协会为助力的多元参与体系，消除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最大程度降低谣言的影响。

3.4 积极消解矛盾

社会矛盾是谣言产生的根源，化解社会矛盾是破解谣言的最根本途径。在以往诸多案例中，政府局限于对造谣者的惩处，媒体汲汲于对谣言的澄清，受众则为焦虑、发泄与质疑所困，鲜有关注谣言立足的根基。试观此次“答题卡调包”事件，早在7月份就已有个别家长到省招办质疑考生答题卡的问题，但相关工作人员和领导轻视了事情的严重性，以不甚负责的态度回应家长和考生的质疑和关切，而由此而生的一系列后续事件显然是政府始料不及的。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说，本次的谣言风波折射了民众对中国当代教育的疑虑与担忧。因此，政府严格的管控，媒体及时的报道，受众素养的提升，都只是谣言治理中的“标”，一度程度上可以缓冲谣言的破坏力，但是长远来看却是治标不治本，所谓的“本”则要着眼于对社会矛盾的化解。对于谣言，不能有之则处理之，无之则忽略之，而要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深刻的洞察，未雨绸缪，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及早化解矛盾，标本兼治，谣言自会失去生命力。

4 结语

美国学者桑斯坦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谣言变得俯拾皆是。”诚如斯言，作为互联网大国，我们正生活在谣言泛滥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的谣言处理体系并不十分高效，法律惩戒力度不足，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媒体责任意识淡薄，互联网企业的信息审查机制仍有漏洞。从近几年的诸多案例中已不难体会到谣言对网络生态的破坏力，因此，建设有力高效的多元化治理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