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上午最后一节课，班主任说：“中午大家回家，换白衬衫、白球鞋，每人带一束塑料花来。下午有外宾。”

我们都欢呼起来。外宾的到来意味着停课。虽然迎接外宾算不上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总比上课要强，不是吗？

那几年，小镇像一个怀胎五月的女人，丰映、得意，对未来充满希望。合资、独资企业一家接一家入驻，小镇居民对各种肤色的“老外”。早已见怪不怪。每年总有一两次。有重量级外宾来我们小学访问，镇领导陪同。外宾不会空手来，有时送一架钢琴，有时送一台苹果“麦金塔”，有时送老师们人手一只保温杯。所以这个事情。校长比较重视。我们穿上整齐的服装，挥舞着手中的花束。在校门口列队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我回家对我妈说，老师讲了，要塑料花。我妈说，自己拿。和20世纪90年代所有的家庭一样，我爸妈卧室里挂着一幅结婚照，颜色是后期染的。我爸穿一件灰色西装，双颊染成鲜艳的粉色，看起来有一点好玩。我妈身披婚纱，捧一束白色马蹄莲。两人都开心地笑着。这束马蹄莲，就插在照片底下的花瓶里。

我抓起马蹄莲，有一枝脱落了。我哇哇大叫：“妈。花坏了。”

“我当什么事。”我妈说，“大惊小怪。这样，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不就好了？”

问题是，折断截面太小，胶水无法固定，稍微一动就又掉下来，一副凋败的样子。我妈皱眉说：“要么，用胶带贴一下？”

我大声表达了我的抗议。身为中队学习委员，两条杠的班干部，怎么可以带一枝伤兵一样的花去学校？老师会怎么想，同学们怎么看我。以后还怎么开展班级工作呢？

我妈为难地说：“那怎么办？”

办法肯定有。供销社就有卖这样的塑料花，二十多块一大把。问题是，让我妈拿出近十分之一的月工资，去买一束不能吃不能穿的玩意儿，她要是同意，那就是本年度最大的笑话。

我妈灵机一动说：“你去隔壁照相馆借借看，他们一定有。”

我忐忑不安地走到振国照相馆，很不幸，道具花已经被另一个小学生借走了。老板娘去仓库翻了半天，总算又找出一東来。我向老板娘行了个队礼，捧着花，喜笑颜开地去学校了。

学校后边是一片农田，可以抄近路。我走在田埂上，风吹动我的头发。春天，油菜花盛开。望去一片金黄。我看见咸菜瓶蹲在地里，就喊：“咸菜瓶，咸菜瓶，你在干吗？”

咸菜瓶挥挥手，朝我走过来。她的左手攥着一把鲜花，有金盏菊，有蒲公英，还有几枝我叫不上名字，用橡皮筋箍在一起，五彩斑斓的。她的右手提着几枝油菜花。咸菜瓶不好意思地说：“我在找最好看的油菜花。”

她松开橡皮筋，把油菜花插进花束，调整好位置。再重新扎起来。

我说：“老师不是讲要塑料花吗？”

咸菜瓶小声说：“我家没塑料花……”她结结巴巴地解释，全村只有两户人家有塑料花，不巧的是，这两家都有小学生，所以。她就只好采一些野花来代替了。

我说：“咸菜瓶，老师会骂你的。”

我的同学显然被吓到了。我不满地说：“你这样做，是给我们的班级抹黑。”

咸菜瓶看看手里的花束，又看看我的，可怜兮兮地问：“是不是……也差不多？”

“差多了，”我摇摇头，“一点都不像。”

我不再理会咸菜瓶，自顾自地走了。

黄潇潇也没带塑料花。黄潇潇声称，她家里的花是在上海南京路買的，拿出来容易弄脏。她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跟前，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喂，你，抽一枝给我。不行，要这枝。”

我们乖乖照做了，黄潇潇一下子拥有了一束最大最好看的花。黄潇潇有资格这么做，她是班上最好看的女生。还是大队长、三道杠，级別比我还高。何况这一回，本来安排黄潇潇给外宾献红领巾的，临时换成两个高年级的女生。此刻，黄潇潇正憋着一肚子的火，谁还敢惹她？

我们列队集合。咸菜瓶小心地把花藏在身后，成功地躲开了班主任的眼睛。大家在校门口集合完毕。外宾快到了，教音乐的小周老师走过来，指挥大家最后的练习。她用好听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举起花束，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喊口号。突然，小周老师快步走到咸菜瓶身边：“严彩萍同学，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给老师看看。”

操场一下子安静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咸菜瓶手上。咸菜瓶涨红了脸，嘴巴扁啊扁。像要哭出来。

“哇！”小周老师叫起来，“好美的花！”

小周老师高高举起花束，眯起眼睛，欣赏那含苞的蒲公英、怒放的金盏菊和饱满的油菜花。她的脸上荡漾着春天般的笑容。“这是老师今天看见的最漂亮的花了！”她大声地问咸菜瓶，“一会儿结束后，可以送给老师吗？可以吗？”

“可以的！”咸菜瓶用力地点头。然后她蹲了下去，紧紧捂住自己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