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雨

摘    要： 苏辙在《自写真赞》中提出的“道士”“农夫”“官吏”三种形象在诗歌中有着具体的呈现。苏辙在诗歌中通过师法古人塑造自我形象，形象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他的内心冲突。苏辙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诗歌中自我形象的变化推动着其整体诗风由“峭拔”向“淡静”逐步演变。

关键词： 苏辙    诗歌    自我形象    诗风

苏辙在晚年所作的《自写真赞》中写到自己“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1]（1196），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道士”“农夫”“官吏”三种形象，既然是晚年自述，就说明苏辙主观上对这些形象较为认同，对于研究苏辙的形象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通过分析这些形象在苏辙诗歌中的具体呈现，总结苏辙塑造自我形象的特点，探究自我形象的变化对苏辙诗风的影响，可以对苏辙及其创作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一、复杂的自我形象

苏辙在《自写真赞》中提到的“道士”“农夫”“官吏”三种形象，在其诗歌中有着不同的具体呈现，需要进行细致的梳理。

（一）道士

“道士”形象是苏辙在诗歌中塑造的最主要的自我形象，但他所谓的“道士”并不专指进行宗教活动的修道者，而是指能够体悟至道的闻道者。苏辙在苏轼的影响下建立了道论体系，他的“道”具有复杂的内涵，它是万物之始，也是一切事物的终极，人要“闻道”必须“穷理”“尽性”，即研习儒家经典和修身养性。苏辙以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为闻道者的典范，提倡安贫乐道、旷达淡泊的处世精神，这是苏辙一生的精神追求。无论身处顺境逆境，苏辙都执着地在诗中描绘一个孤高超世的闻道者形象。苏辙在塑造此类形象时常用“闲”“饱”“眠”“酒”“笑”等字眼，表现自己不耽于物质享受，故不苦于生计艰难的状态，如“一饱人生真易足，试营茅屋傍僧居”[1]（271）（《雨后游大愚》）、“他年贫富随天与，何日身心听我闲”[1]（308）（《将移绩溪令》）。他常以生活的窘迫衬托自己的旷达，如《张嘉祐》一诗前写草庵狭窄、食不果腹，后写自己一笑置之，俨然一位疏狂的达者。沉沦不遇时，以之自慰，身居高位时，则以之自勉，闻道者的形象长存于苏辙的创作活动并维持其自我形象的平衡，这与其主导性格有关。时人黄庭坚、张耒、李昭玘等都深慕其治气养心之“道”，可见苏辙诗中闻道者的形象是符合实际的。

“多病而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1]（401）（《筠州圣寿院法堂记》）。苏辙主张三教合一，对佛、老的包容度很高，他有针对性地修行道法、佛法，将宗教内容引入诗中，形成修道者的形象并具有较强的宗教特性，如“平生事瞿昙，心外知皆假”[1]（1162）（《还颍川》）。主张心外无物，体现了对佛教教义的参悟。修道者虽也具有淡泊、寡欲等特征，但比闻道者更显冷厉、疏离，这是苏辙论“道”时摒弃宗教内容的原因。

（二）农夫

苏辙并不像自己所说的那样“身是农夫”。苏氏家贫，本应种田为生，但苏洵选择了寒门苦读之路，他也曾有过卜居洛阳之念，可因贫不能遂，但二子却深受影响。苏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沉居下僚，他常在诗中构建理想的隐居生活，以归耕为最终归宿，且常在诗中劝苏轼一同归耕，应是受其父影响。苏辙虽自谓“性本山林”、有“山林姿”，但在晚年之前，他从未实现归耕的愿望。他不断在诗中表达这一欲求，或直接发愿，或发问归期，“归耕”几乎成为一种口号，最终得到的回应只是反省与愧疚，“农夫”形象只是缥缈而空洞的幻想。

直到晚年闲居颍昌，苏辙诗歌中的“农夫”形象才丰满起来。在颍昌，苏辙靠种田为生，此时他切身感受过农民生活，才真正培养“农夫”的心理。晚年诗歌在内容上更贴近日常生活，苏辙本人的声音在文本中更加真实、强烈，他常以农夫的眼光审视雨、雪等自然现象、农业政令，对相关内容的涉及大多和农作物的收成、农民的生活联系起来，如“愿见云解脱，秋阳破群阴”[1]（1462）（《久雨》）便是以自己的愿望代表农民盼望雨停的心情，因此，此类诗歌在思想和情感上都较前期更有深度。但实际上，蘇辙中年便染肺病、脾病，晚年时已无力躬耕，只是一养花种竹、靠人照料的“衰翁”。此时诗中的“农夫”只是一种与农民同情的心理形象，真正的“农夫”则由儿子、女婿等扮演。从诗歌内容看，苏辙所谓“身是农夫”更多的应是对“农夫”身份的认同。

（三）官吏

苏辙一生欲隐未隐，始终身居官位。在诗歌中，“官吏”形象分化为爱国爱民的政治家和仕途坎坷的失意者两种。苏辙之“道”不仅要求向内修心养性，而且要求向外经世致用，所以即使官微人轻，他也积极践行儒家忠君报国的传统道德。苏辙不仅塑造了《送排保甲陈佑甫》《东方书生行》等刺政诗中耿直刚正的诤臣形象，还塑造了苦口婆心劝同僚认真为政的清官形象，这一形象在其任京官时期的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其出使契丹所作的组诗中如“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1]（400），还呈现出一个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使者形象。诗歌中表现更多的是其关心民生的形象，苏辙晚年诗歌如《秋稼》《欲雪》等都揭示了农民生活的艰苦及当时的社会问题，《喜雨》一诗更是将自己的处境与农民对比，表现税役对农民的压迫及对农民的同情。朱刚在《论苏辙晚年诗》一文中提出苏辙晚年诗中的雷雨霜雪等天气存在政治隐喻，具有忧农和喻政的双重作用[2]，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看出苏辙能够始终兼顾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难能可贵的。

虽然苏辙多在诗中塑造积极的官吏形象，但仍能通过一些描写窥见他的现实处境，“官居寂寞如僧舍，海燕怜贫故入扉”[1]（116）（《次韵赵至节推首夏》）、“此身已分长贫贱，执爨缝裳愧老妻”[1]（252）（《官居即事》）。贫穷、孤寂是这位失意官僚的真实状态，只是他常以闻道者的豁达掩盖这种窘迫，将读者对官居生活的关注引向归耕意图罢了。

二、自我形象塑造的特点

在苏辙之前，有的文人或以道士形象示人，或以“农夫”自命，或始终心居庙堂，但苏辙一人身兼三种形象，其自我塑造既有着明显的模仿性，又暗含着一定的矛盾性。

（一）模仿性

苏辙在诗歌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常有古人的影子，这透露出苏辙模仿古人的意圖。苏辙的模仿主要分两类：以古人为榜样并引之入诗及直接模仿古人形象。第一类以对颜回和陶渊明的模仿为代表。颜回是苏辙心目中闻道者的理想形象，苏辙在《答黄庭坚书》《诗病五事》《东轩记》等文中均论及“颜子精神”，对之甚为倾慕，陶渊明则是实现隐居的楷模，苏辙的“归耕”理想一直以陶渊明为寄托。在这种模仿中，苏辙将颜、陶作为代表某种特质的符号引入诗中，再表明自己的倾向，便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陋巷何妨似颜子，势家应未夺萧何”[1]（1455）（《初葺遗老斋二首》其二），“佳节萧条陋巷中，雪穿窗户有颜风”[1]（1508）（《冬至雪二首》其二），“长爱陶先生，闲居弃官后”[1]（181）（《次韵转运使鲜于侁新堂月夜》），“河阳罢后成南圃，彭泽归来卧北窗”[1]（279）（《寄题江涣长官南园茅斋》），颜回和陶渊明在苏辙的诗中几乎成为典故，代表苏辙特定的自我形象。

第二类以模仿杜甫为代表。杜甫在经历两次仕途挫折后，在诗歌中多以“老”“病”“穷”“衰”刻画自己潦倒贫士的形象，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苏辙诗中的“衰翁”形象与杜甫相近，“衰病”“老病”“贫病”“懒病”等是苏辙外在形象最突出的特征。但苏辙“衰翁”形象的悲剧性和社会性弱于杜甫，前期他多以“衰翁”自嘲，表现旷达心境，后期因生活窘迫、杜门、种田，“衰翁”形象的凄凉意味更重，与家人相处情节的加入又使这一形象更加真实、生动，塑造得也较为成功。此外，苏辙诗中“疏慵”“拙”“懒”“顽钝”的隐士形象及“疏狂”“羁孤”“孤耿”的狂士形象与杜甫笔下的形象相似。苏辙的模仿不仅体现在诗中的某个元素上，有些诗句的整体写法也存在模仿的痕迹，如“箪瓢吾何忧，作诗热中肠”[1]（1458）（《苦雨》）与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3]（《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似，塑造了一个为民生疾苦捶胸顿足的形象。再如“嗟我本渔钓，江湖心所安。方为笼中闭，仰羡天际抟”[1]（80）（《次韵子瞻游甘露寺》）与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4]（《归园田居》其一）相似，同样塑造了一个被世俗牵累的隐士形象。从这些模仿可以看出，颜、陶、杜不仅是苏辙的精神领袖，而且是他创作上的标杆。

（二）矛盾性

上文已指出，苏辙反复在诗中强化自己渴望归耕的形象，却迟迟未付诸行动，这是因为“仕”与“隐”的冲突在苏辙心中始终存在。苏辙青年时期即胸怀大志，少作《郭纶》《过宜宾见夷中乱山》等诗中已可见满腹韬略的政治家形象，然而直到元祐元年，苏辙才重返京师受到朝廷重用，此前的二十多年间，苏辙一直流落地方，理想中的“农夫”形象正是在此时被确定下来。但苏辙的思想并没有这么纯粹，在与友人的唱和诗中，他不时透露自己真正理想的形象：“携手践廊庙，蹑足辞钧衡”[1]（84）（《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颍州留西湖久之作诗献欧阳公》）、“七岁立谈明主前，江湖晚节弄渔船”[1]（256）（《送姜司马》），当他身居高位时，也依旧秉持着这种理想：“南迁不折知非妄，未老求闲愈觉贤”[1]（382）（《次韵王定国见赠》）、“功成不归去，愧此且心人”[1]（1109）（《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二十），“功成”是前提，“隐居”是必然结果，这就包含“官吏”和“农夫”两种形象的冲突。因为“功成”对于苏辙来说较难实现，所以他选择突出闻道者的形象来调和冲突，在诗中压抑“官吏”形象，并通过豁达的自嘲掩盖心中伺机而发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在朝中任职时，“官吏”形象在苏辙诗中占极大比重，但苏辙仍不忘提及隐居理想，这就体现了闻道者对诗歌中自我形象的全局调控作用。

苏辙重“道”，他在死前所作《壬辰年写真赞》中再次总结一生形象，云：“一出一处，皆非吾真。燕坐萧然，莫之与亲。”[1]（1524）以超脱之“道”消解了“仕”与“隐”的意义，将“道”铭刻在了生命的终极。闻道者形象以“道”为指导，是苏辙诗歌中最重要的自我形象，但苏辙对这一形象的维持倒使它有些刻板、虚伪，甚至有时会变成“传道士”，让诗歌索然无味。“道”的崇高对“人之常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苏辙的其他形象尤其是晚年的“农夫”“衰翁”对生活气息有较高的要求，这就与闻道者形象产生了冲突。以晚年的“衰翁”形象为例，苏辙曾写道：“儿曹知我老且馋，触热泉城正三伏。”[1]（1185）（《逊往泉城获麦》）“旋投诗笔到田舍，知我老来馋且慵。”[1]（1515）（《外孙文九伏中入村杀麦》）“馋”字让苏辙晚年的形象更加生动、真实甚至有几分诙谐，但透露了其凄凉无奈的心境，于是又有了“插架都将付诸子，闭关犹得养衰翁”[1]（1462）（《初成遗老斋待月轩藏书室三首》其一）的愧疚。晚年诗歌展现了很多苏辙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反而比一味追求旷达淡泊的形象更具感染力。

时人和后世对苏辙的评价大多赞其为官刚正不阿，可见后世对苏辙政治家身份的认可，此外则大多赞其性格“沉静简洁”[5]（《宋史·苏辙传》）。黄庭坚就曾以“石笋”喻其颀整的形象（《跋子瞻送二侄归眉诗》）[6]，这些与苏辙诗中塑造的自我形象都基本相符，但并不足以完全真实地反映苏辙的实际情况。以黄庭坚《次韵定国闻子由卧病绩溪》一诗为证，此诗作于元丰八年，苏辙时任绩溪令，卧病五十余日，有多首诗记录病情，山谷此诗中对苏辙病状的描写与苏辙所述基本一致，说明他对苏辙的情况颇为了解，但山谷谓“此公天机深，爵禄心已死”[7]，认为苏辙已完全放弃仕途却不甚准确。通过分析苏辙自我形象的矛盾性我们得知苏辙此时仍抱有希望并在同年八月受召回京任校书郎，途中所作诗歌也反映出他此时迫切回到京城的心情，这与黄庭坚的判断有所出入。由此可见，结合诗歌分析诗人的自我形象，挖掘形象塑造的特点，对于真实还原诗人形象、了解诗人的创作活动具有重要作用。

三、形象嬗变与诗风演进

苏辙几种自我形象的嬗变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诗风的演变。考虑到有学者主张以1079年的“乌台诗案”为界将苏辙熙丰时期的诗分为前后两期，认为苏辙前后政治作为的变化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8]，我们不妨对曾枣庄《蘇辙年谱》[9]中的人生阶段划分稍作调整，将一、二两期的分界调整为1079年，这样就把苏辙的诗歌创作阶段分成了“诗案”之前、“诗案”之后、在朝为官、再遭贬官四个阶段，研究苏辙诗风的演进便可以此为基础。

第一阶段，从宝元二年（1039）到元丰二年（1079），苏辙出生至“乌台诗案”爆发，苏辙因上书救苏轼被贬监筠州盐酒税。苏辙随父应举初入仕途，虽流落地方却仍怀积极进取之心。苏辙对政治有独到的见解，就连政治对立方王安石也对他十分服膺，加之青年壮气未退，他不可能罢手政治。这一时期，“官吏”形象在苏辙诗中较为突出，他在诗中痛诉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也苦心劝诫统治者调和阶级矛盾，更在诗中坚定地抨击变法，如《东方书生行》讽刺王安石推行《三经新义》一事、《次韵子瞻吴中田妇叹》讽刺盐法，都展现了一个坚定刚直、充满自信的政治家形象。此时的诗歌气势凌人、慷慨激昂，体现的正是张耒口中“少翁巉秀千寻麓”[10]的“峭拔”风格。这一时期也有很多抒写个人境遇的诗歌，多表现闻道者形象的旷达，带有一丝“狂”气，因此形成了一种“清壮”的诗歌风格。

第二阶段，从元丰三年（1080）到元丰八年（1085），苏辙监筠州盐酒税至除秘书省校书郎。苏辙亲历兄弟差点因“乌台诗案”而死的打击，开始缄口不提政治以避祸。此时，苏辙诗歌的内容大幅转向个人生活，热衷于在诗中描绘如陶渊明一般“淡泊”“疏懒”“守拙”的“农夫”“隐士”形象。为了抚平心中的创伤，苏辙还在精神上逐渐向佛、老靠拢，塑造了透彻、无欲的修道者形象。此时的诗歌更加平缓温和，语言平实流畅，思想亦更加深邃内敛，逐渐向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风格靠近，初步形成了“淡静有味”的诗风。由于此时苏辙并未完全放弃“官吏”形象，自我形象时而会发生紊乱，这影响了诗风的稳定性。

第三阶段，从元祐元年（1086）到元祐八年（1093），苏辙至京上任，屡获升迁。这是苏辙仕宦生涯的高峰，也是他创作生涯的低谷。此期诗歌数量与质量均不高，自我形象以“官吏”为主但多为歌功颂德、酬唱赠答之作，虽间或有佳作，但对于诗风的演进并无多大助推作用。

第四阶段，从绍圣元年（1094）到政和二年（1112），苏辙再度被贬，辗转多地，后闲居颍昌十余年至病卒。在这一阶段，苏辙逐渐进入晚年并迎来了一段较为平静的闲居生活，他对“道”的体悟更深，闻道者形象更加成熟，对世界的认识增添了老者的通透与厚度，“淡静”诗风渐趋成熟。“农夫”形象真正活跃起来，颍昌农村的见闻让他能够以农夫的眼光为诗歌汲取素材，这种生活、乡土气息又给“淡静”增添了“真”的特质，使其更具感染力。作为“衰翁”所进行的养花种竹、著书立说、饮酒煎茶等活动又为他的形象增添了“闲”的特征，推动了“闲适”诗风的形成，这一诗风是植根于他的晚年生活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杜门不出，苏辙晚年的很多诗歌也有题材局限、诗境狭隘的弊病。此外，塑造“修道者”形象时引入大量宗教内容，使某些诗歌呈现出“幽冷”的风格，这些都对此阶段的诗风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从四个阶段的诗风变化情况来看，苏辙诗风演进的基本趋势是从青壮年时期的“峭拔”向中老年时期的“淡静”转变，最主要风格为“淡静”，主要诗风的发展变化及新诗风的产生都与诗歌中自我形象的变化密切相关，能够反映出自我形象对诗风的影响。

四、结语

《自写真赞》所总结的苏辙的三种形象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毕竟不能呈现一个完整的苏辙形象。通过阅读苏辙的诗歌可以发现，“道士”“农夫”“官吏”这三种形象在诗歌中的呈现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样性的。苏辙在塑造自我形象时常以颜回、陶渊明、杜甫等古人作为参考，对其精神形象和外在形象均有所模仿，这些自我形象之间存在矛盾，从中可以看出苏辙内心观念的冲突。诗歌中的自我形象由于承载了苏辙的思想感情，它们在苏辙不同的人生阶段中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其整体诗风由“峭拔”向“淡静”演变，其中一些较为独特的形象还促进“清壮”“闲适”等多样化诗风的形成。通过分析苏辙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了解苏辙自我刻画时的复杂心态，对其文学形象和现实形象的差异及文学创作中的心理背景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朱刚.论苏辙晚年诗[J].文学遗产，2005（3）：57.

[3]杜甫，撰.仇兆鳌，详注.杜诗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0.

[4]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0.

[5]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835.

[6]黄庭坚，撰.豫章黄先生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9（3）.

[7]黄庭坚，撰.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2.

[8]唐骥.“少公峭拔千寻麓”——熙丰变法时期的苏辙诗[J].宁夏大学学报，1999（3）：99.

[9]曾枣庄.苏辙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2018：1.

[10]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张耒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