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宏博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泰戈尔《飞鸟集》

一

我推着自行车一进村口，老远就望见朱大贵的那辆黑色宝马停在村子中央的老槐树下，大腹便便的朱大贵晃动着他那颗秃脑袋，踱来踱去，给坐在碾盘上、圪蹴在墙根下乘凉闲谝的老少爷们敬烟。阵阵说笑声混合着夏日街道里发酵后的粪土味，滚滚热浪似的朝我扑面而来。

朱大贵是我的发小，上小学四年级时往女生书包里放癞蛤蟆，挨了老师一顿批评后，狠狠地一脚踹倒老师，跑出了校门，就再也没进过学校。老槐树下的人都说，这娃日后能有出息，太阳就从烟囱出来了。太阳当然永远不会从烟囱里冒出，但二十年后的朱大贵出息成了省城有房，屁股下有车，还坐着飞机周游过世界的大老板。

“大贵，你上次说咱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那苏联还没有咱大？”圪蹴在碌碡上背靠老槐树吃晚饭的三德爷放下手中的粗瓷老碗问。他老人家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但心里却装着整个世界，地球上犄角旮旯根根茎茎的事都想琢磨个明明白白。

“好我的爷呀，还提苏联哩，苏联早就在赫鲁晓夫时代解体了，分成了巴掌大的几个小国家。”朱大贵哈哈大笑，摆出一副满腹经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气。

“哦，赫鲁晓夫，这人我知道，就是当年的苏修头头么。”三德爷美滋滋地咂了一口烟杆一端的玛瑙嘴儿，不无得意地吐了口白烟，接着又问，“你刚说的解体是个啥？”

“解体就是……”朱大贵摸了摸秃脑袋，猛地一拍脑门，说，“就是老子管不住儿子了，几个儿子闹腾着分了家，就像村东头的老何家一样。”

“哦，是这么回事。那真是活该！”三德爷在碌碡沿磕了磕黄铜烟锅脑中的烟灰，鼓了鼓腮帮子说。他曾和村东头的老何为地畔吵过一架。

大伙品咂著朱大贵发的香烟，回想着老何家三个儿子当年分家时头破血流的打闹场面，打心底里对朱大贵的见多识广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个都满脸的深信不疑。

“咱中国才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哩。”我听了刚才这番高论，在一片槐荫下撑放了自行车，忍不住插了一句。

大伙的目光一下子都聚向了我。若是在课堂上，这齐刷刷的目光会令我感到无比欣慰，但在这老槐树下，只会令我惶恐不安。果然，那几十双大眼小眼中隐藏了多少诧异和不以为然呀。

“你放学回来了。”朱大贵挺着肚子踱到我跟前，掏出了一支中华烟。

“回来了。你也刚回村？”我打了个招呼，摆摆手说，“我戒了。”

“戒了？戒了好啊，戒了就更像先生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仍然是世界第一。”我没有接朱大贵的话茬，只是继续着我的话，“而且北美洲的加拿大也比咱中国大……”

“你说的加拿大我去过。”朱大贵似乎一下子兴奋起来，打断了我的话，“那地方的树叶全是红的，比咱这里秋天的柿子树叶还要红，漫山遍野像着了火一样。”

大伙儿都瞪着眼睛，静静地聆听着这异国他乡的神奇和美妙，一脸的敬佩和羡慕。

“苏联也不是在赫鲁晓夫时代解体的，而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我实在不想扫大伙儿的雅兴，但职业习惯又迫使我多啰嗦了一句，毕竟，错误摆在那里，就像秃子头上爬了一颗滚圆的虱子，谁见了都会产生用指尖抿死它的冲动。或许，这也是我的职业病吧。

“什么劁夫？没听说过。”三德爷取下先前别在耳朵背后的那支中华烟，横在鼻下闻了闻，梗着脖子说，“阉猪的，还是骟羊的？这样一个货能统管好那么大的国家！”

全场“嘭”的一声，爆米花似的哄笑起来，惊飞了老槐树枝头一群吵嘴的麻雀。每一张面孔都是那么夸张和扭曲，犹如漫画一般。只见朱大贵那一身肥膘在笑声中富有节奏地上下颤动，似乎马上就能抖落下一坨肉油来。

为了掩饰尴尬，我也附和着呵呵了两声，摇摇头，扬手在自行车座垫上拍了一巴掌，推车走了。

“连赫鲁晓夫都不知道，还当老师！”

“加拿大再大，能有咱中国大！”

“大贵坐飞机飞遍了全世界，啥能不知道？”

“对，飞机上往下一望，谁大谁小一清二楚。”

“这水平把娃们都教成了浆糊罐罐！”

……

身后又是一阵哄笑，暴风雨般气势逼人。连那辆黑色宝马也被震得吱哇吱哇怪叫了两声，耀武扬威地宣示着胜利。

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也不气愤。十多年来，老槐树下的笑声就像村口涝池里的蛙鸣一样，早晚声声如潮。然而，我的心底又飘出了一丝悲哀，犹如这傍晚的炊烟，若有若无，如梦如幻，浮游在生我养我的这个小山村上空，风也吹不散。

二

进家门时，家里那头肥猪不知啥时拱开了圈门，暴发户似的懒洋洋地横躺在巷道阴凉处，挡住了我的路。看着它那滚圆的胖肚子，我头脑里不由得闪出了朱大贵，就朝猪尻蛋上狠踢了一脚。它嗷的一声滚身爬起跑进了圈。

听到猪叫声，妻从屋里探出头来：“你一进门，踢它干啥？掉了膘，今秋种地的化肥种子靠谁呀？”

我没言语，将自行车提起来，咔的一声撑停在院子那棵核桃树下。

“给儿子学校的生活费打过去了？”妻边问边把一大盆洗过衣服的污水泼到猪圈里，猪圈立即腾起一股尘烟。那猪则倒在泥水里蹬着四蹄翻滚，无比舒服地享受着泥浴带来的凉爽。

“打过去了。”

“那咱爹上个月在村诊所看病欠下的钱咋办？人家刘大夫已经催要过两回了。”

“等下个月工资到了再清吧。”

“你倒真会给没影儿的钱安腿儿。”妻冷笑了一声说，“你晚上吃啥饭？”

“在学校灶上清汤寡味一周了，你烙两张烫面油饼子吧。”

四

周末的校园静悄悄的，三两只百灵鸟在花木间轻快地跳跃追逐，娇巧的身影在浓密的树荫中时隐时现，啾啾的鸣叫声依旧那么清脆悦耳。

朱大贵在我的带领下，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跨进了他二十多年不曾跨越的学校门槛。尽管这所山村学校的面貌几乎和二十多年前没啥两样，但我从朱大贵说话时的颤抖中，能真切感受到他波澜起伏的心潮。

“以前总觉得咱这学校很大，很大，现在怎么变小了？”朱大贵拍了拍操场边一棵白杨树粗壮光洁的树干，口里喃喃，“校舍变小了，操场变小了，只有这一排白杨树长得高大了。”他走到第三棵白杨树下，绕了树干一圈，就像一个母亲端详眼前久别重逢的孩子，满眼的亲切。突然，他回过头，深深地望了我一眼。

“对，就是这一棵。”我明白他的眼神，知晓他的心思。这棵树是我和朱大贵当年一起栽种的。那年春，学校购回了一批白杨树苗，老师安排我们男生两人一组栽种一棵。我从家里带来了镐头，大贵带来了铁锨，我们一起挖坑，培土，浇水，又一起盼着小白杨扎根，发芽，长叶。老师说，等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那天，你们也就成人成才展翅高飞了。

我一直以为，只有像我这样苦守穷乡的人，才会时时擦拭岁月，盘点往事，就像在寒冬的夜晚拨弄一堆灰烬，试图寻找未燃尽的点点星火，给心灵取暖。真没想到，平日里大大咧咧胡说浪谝的朱大贵，心底竟然也挺立着这棵白杨，二十多年不曾丢失。

一只蝉隐匿在白杨树浓密的枝叶里，振翅高歌，鸣声响彻校园。我们穿过操场，走向那一排红砖青瓦的教室。

这些教室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所建，起初是土木结构的大瓦房，“普九”那年，将前后檐墙换成了砖墙，但教室里一直没有吊顶，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挂着白炽灯泡和蜘蛛网的人字大梁。

我推开四年级教室油漆斑驳的木门，一群从房檐缝隙钻进教室的麻雀在房梁上栖成一排，叽叽喳喳地吵闹，突如其来的开门声，惊得它们全都扑棱棱飞钻回檐缝，探头探脑地张望。房梁正下方的那排课桌上，留下了一片白花花的鸟粪。

朱大贵只是站在门口看了看，并没有进教室。我知道，这就是他当年踹倒老师的那间教室，是他的懊悔地。尽管光阴流转，物是人非，但那些粗笨破烂的桌凳见证了当年的一切，他依然心有余悸。“走吧。”朱大贵猛一转身，似有一阵往事不堪回首的决绝与悲戚。

走出校园时，操场白杨树上的那只蝉依然一声紧过一声地高鸣不已。它是在诉说什么呢？无人知晓。我只知道，我在这山村小学站了整整二十年的讲台，当了整整二十年的代理老师。其他老师都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走了一批又一批。这所学校，不过是新分配师范生的一块跳板，或是城里教师为评职称来支教“镀金”的场所而已。而我的坚守，活生生把自己站成了一棵树，迎着山风，守望着蓝天。

五

我和朱大貴一起去见村长。村长一听朱大贵要捐资建校，当即一拍大腿，说：“好啊，这可是咱村开天辟地头一桩大善事！”并说他会立即给乡上汇报，让大贵的心愿早日落地生根。

朱大贵捐资建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犹如向涝池里丢了块半截砖头，扑通一声，波涟不已。村头巷尾，田间地边，沟沟峁峁，只要有三两人聚在一起，谈论的必是这桩喜事。

我也为这事高兴得日夜睡不着，憧憬着教学楼拔地而起的盛况，想象着孩子们坐在电脑前的一张张笑脸。就连妻也啧啧地夸赞：“瞧瞧，大贵咋那么有钱！咱想盖三间房，愁了几年也没盖起来，人家上下嘴唇轻轻一碰，就捐了整栋楼;我想买台洗衣机都要从嘴上捋，牙缝里省，人家捐那么多电脑，眼也不眨一下。”

然而，老槐树下的议论却出乎我的意料。那天早上，我正要去学校，看到三德爷圪蹴在老槐树下的碌碡上吃饭，一伙子闲汉也手捧饭碗，围了一圈。

“大贵就是牛啊，一出手就是上百万的高楼。”

“那是拿钱打水漂哩，学校建得再好，咱这山窝窝里还能飞出个凤凰？”

“我看大贵就是个烧包。有那钱，还不如修修自己爹娘的坟，光宗耀祖！”

“大贵不简单呀！”三德爷拖着腔，一副世事洞明的样子，“他捐资建校，是想让学校的娃娃们和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记住他的好，留下万世名哩。”

我听了只觉好笑，心里暗自感慨，这世上真是好人难当，善事难做啊！

没想到中午，我正在上课，妻急急火火地跑到学校，让我吃了一惊。结婚这么多年，她从没有来学校找过我，她总认为，一个大男人挣那点微薄的工资是没面子的事。不知今天日头怎么从西边冒出来了？

“你快去听听，他们都说的啥？”妻气喘吁吁，面红耳赤，“他们说，大贵捐钱建校，是你在背后撺掇！”

“他们爱咋说就咋说去，甭理会！”

“还说，你见大贵发了财，眼红，教唆着他把钱往沟里扔！”

“谁说的？”

“他们还说大贵捐钱建校，是你想从中捞一把！”

“捞什么？”

“捞一个铁饭碗！”妻气愤得快哭了，“说你让大贵给乡上谈条件，把你转成公办。”

“什么？！”

“现在都说是大贵中了贼计，吃了哑巴亏！”妻捂着嘴，呜呜地哭起来。世间哪个女人甘愿别人往自己男人头上扣屎盆子？

我听得两眼冒火，扔下粉笔要去找他们理论，却被妻一把紧紧地拽住。“巴掌再大，也难捂众人口！你找谁去说理？你还是让大贵别捐这款建这楼了。咱背不起这黑锅！”

六

山里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那阵子还骄阳似火，不一会儿，便雨横风狂。我还是按捺不住，蹚着雨水急急地回村了。我没进家门，就去找朱大贵。

我并不是像妻说的那样，去劝阻大贵。和捐资建校这样的义举比起来，我所受的那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中伤我的又全是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我只想和大贵说说话，吐一吐心头的郁闷，舒一口气。

朱大贵听了我的倾诉，一点也不惊讶，反倒呵呵一笑。“你先擦擦头上的雨水。”他递给我一条毛巾说，“亏你还是个教书先生哩，又在村里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懂啊。”

“不懂什么？”我蒙了，不知他说什么。

他见我依然愣着发呆，给我倒了杯热茶，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说：“我刚出去打拼那年，身无分文，饿着肚子跑回了家。我娘却得了急性阑尾炎，痛得她黄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往下滚。为了给我娘看病，我借遍了这个村子，遭了不少白眼，却没借下一分钱。后来碰见你刚从学校回来，把刚领到手的五十六元工资全部借给了我。”

这件事我也记得，为这事，我还和妻大吵了一架。那钱本是我打算买化肥的，但看到他火急火燎的样子，就全借他了。那年夏天，我没往苞谷地里施一粒化肥，哄了庄稼地，到了秋天，包谷棒子只有鸡蛋那么大，欠收了不少粮食。冬天正是肥猪蹾膘的时节，可我家那头猪缺食少料，没养肥就送收购站了。直到现在，每逢给苞谷田里施肥，妻仍旧叨叨当年这事。我不仅亏欠了庄稼一料子，更亏欠了妻一辈子。

“后来，我时来运转，空手套白狼，发了家，就有人满脸堆笑地找上门来，或求我帮忙给孩子找工作，或向我借钱。乡里乡亲的，只要我能办到，就从不说二话。”朱大贵一脸平静，好似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可是，我帮得了他们这些，却帮不了他们除掉身上的那股子风气。”

“哪股子风气？”

“你还不明白？”朱大贵顿了顿，像在思索，又像在等我回答，末了，见我不言语，便接着说，“你穷了，他便笑你，用指头戳你的脊梁骨;你富了，他便妒你，用唾沫星子想淹死你。”

“但我见他们现在都夸你，捧你，你说啥，他们都当真理听哩！”

“呵呵，那只是表面罢了，你还没吃透骨子。”朱大贵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咱投资建校，多好的事呀，背后招来的却是一片风凉话。肚皮里的那颗心不是明摆着？”

我仔细琢磨着朱大贵的这番话，回想着老槐树下的是是非非，真有醍醐灌顶般的感觉，心里的那种憋屈似乎也烟消云散了。

“在咱村里，我唯一敬佩的人就是你。”朱大贵给我的茶杯里续了些水，说，“你从不卑贱人，也不吹捧人，平平静静地教书，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本来日子就紧巴，孩子上大学，老人看病，都自己硬扛着，牙缝里没给我透一丝气。”

“那有啥可说的？是福自己享，是罪自己受。”

“咱老槐树下的娃娃们将来都能像你这么正气就好了。”朱大贵说着，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了，今早上碰见卫生所的刘大夫，听说你欠了六百块钱医药费，我已替你清了。”

“这不成，咋能让你替我还账？”我连忙摆摆手，但我知道现在我的兜里别说六百块，就连六十块也拿不出，只好说，“我后面一定还你。”

从朱大贵家出来时，早已风停雨住，村子西边天际铺满了红红的火烧云，锦被一般层层叠叠，蔚为壮观。天放晴了。

七

朱大贵捐资建校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

村长从乡上回来，水也没喝一口，就找我和朱大贵。他说：“县上已经开始整合乡村教育资源。咱村这小学马上就要被撤并到河湾小学了。”

河湾小学在十多里外的邻村，那里学生多，老师也多，而且教学楼、微机室一应俱全，还是县上的山区示范校。

朱大贵却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懊恼地一言不发。我理解他的心情。一口烧红了的大锅，猛然浇了一桶凉水，后果可想而知。

“那大贵捐资建校的事咋办？”话刚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只是觉得不问个明白便辜负了大贵一片好意，“难道喝凉水还真塞牙缝，这样的好事也办不成？

“能办成。咱这儿离河湾小学十多里路哩。”村长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那路也得好好修一修了。”说着，他瞅了瞅朱大贵，像在期待着什么。

朱大贵听明白了村长的意思，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村长叮咛我去做做大贵的思想工作，并说，只要大贵愿意捐资修路，村上为他披红戴花、树碑送匾都行。

“我又不是慈善家，捐什么款，修什么路？”朱大贵一副八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架势，还没容我开口，就回绝了我。

“那你先前为什么要捐资建校？”我问。

“你又忘了，我在学校有块心病！”大贵一下子激动起来，大声地回答我，“还有，就是想让娃娃们学好文化，学会做人。”

“可那条路就是咱村娃娃们的求学路呀！”我也大声起来，“你去看看那条路，翻梁过峁不说，光就牛鼻山那段，不知多少大人下雨天滑到山沟去了！那么小的娃，怎么经过？”

朱大贵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在他的秃脑袋四周，一声不吭地任由我去说。我从未见过一向潇洒的朱大贵如此纠结。

“是不是又心疼钱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算了。你开你的宝马，坐你的飞机，走你的阳关道;娃们在山沟沟里摸爬滚打，过他们的独木桥。各有各的命，两不相干！”

忽然，朱大贵扬起胳膊，把手中的烟蒂砸在地上，一脚踩灭，厉声说：“球，修路！”

八

三月后，正是学校秋季开学的日子。一條平坦的水泥路修成了，玉带一样缠绕在半山腰，一头连接着老槐树下，一头连接着河湾小学。

村里人在大路口敲锣打鼓，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就连县上的领导也来了，但主角朱大贵却没有到场。村长略带几分尴尬地向众人解释：“我早叮咛过大贵了，再忙也得赶回来，披红戴花，亲手剪彩。”说着，村长又去拨打朱大贵的电话，可是依然关着机。或许是他忘了，或许是他不想参加。谁又知道呢？

就在这天，我离开了村子，离开了老槐树，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两校合并，师资充裕，已不再需要我这样的代课老师了。我没有丝毫的失落，反而就像拥塞在袖管里的衬衣袖子一下子被扯展了，心里舒舒坦坦，妥妥帖帖。

在村口，妻把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热乎乎的。我问：“里面装的啥？”

“烫面油饼子，你最爱吃的。”

我心里顿时一阵酸楚，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叮咛：“别忘了，还大贵的六百块钱。”

“你放心，等猪一卖，我就去还。”

忽然，听到头顶一声长鸣，抬头看时，蓝天碧宇中，一只孤雁正伸着脖颈，扇动翅膀，奋力向南飞去。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