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磊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各种利益群体相继涌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或矛盾时有发生，构建和谐有序的阶层关系意义重大。运用2012-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6省市抽样调查数据，系统展示三大社会阶层在教育、收入、工作单位和代际流动方面的基本特征，研究表明，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大众阶层的比率约为1：3：6。精英阶层受教育水平最高;中间阶层的教育水平集中在中学阶段，大众阶层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近半数的中间阶层子女和约7成的大众阶层子女最终都会滞留在各自的阶层。阶层固化严重影响青年人的未来预期和社会稳定，应充分认识到实现教育公平对构建和谐有序阶层关系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社会阶层;阶层关系;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19）05-0038-09

改革开放40年来，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结构相对简单;当前，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群体和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社会结构分化的机制也变得异常复杂。

在此背景下，每个阶层都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活动和话语空间，并在其中寻求自身利益。各个阶层仿佛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很少发生互动和交流。各阶层对其他阶层利益的伸张兴趣冷淡，甚至在阶层利益对立的基础上相互敌视，我国社会建设领域面临着阶层利益断裂的危险。[1]

构建和谐有序的阶层关系刻不容缓。如何把对抗对立的多元阶层利益关系，整合成和谐有序、合作共赢、彼此认可的良性阶层关系，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的一个重大课題。

使用2012-2013年全国6省市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当代中国社会三大主要阶层的总体分布状况，以及它们在教育、收入、工作单位和代际流动等方面的具体分布，系统描述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现状，最后指出构建和谐有序社会阶层关系的根本落脚点是实现教育公平。

一、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理论观点

考察社会分化原因、过程和后果的三大主流视角分别是阶级阶层、族群和性别[2]，本文主要关注社会的阶级阶层化。从阶级阶层视角看，社会群体之所以会出现分化与分层，主要是由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习俗决定的。在原始社会，身体力量的差别和对祖先的崇拜是群体分化的基础;奴隶社会的分层秩序建立在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上，到了封建社会，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演变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土地租用关系;而在印度，建立在宗教神话基础上的种姓制度，直到今天依然是塑造印度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到了近现代社会，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成为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的基本原因。妇女解放运动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极大提高了个人的能力与素质，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意味着一只脚跨进了中产阶级的大门，相比以出身论英雄的社会，近现代工业社会为每个人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创造了条件。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在产生阶层分化时，家庭背景、性别、户籍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依然存在;出生于更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也更容易在成年时取得事业成功，并将这种社会资源的累积优势继续传给下一代，代际间不平等的复制和传递现象依然不容忽视。

自致性与先赋性因素导致个体在三个方面产生了分化，分别是拥有经济资产、组织资产和专业技术资产的多寡。近年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社会分层研究者认为，基于所有权的剥削制度、基于权威关系的支配与管理制度、基于技术知识的专业资格制度，是当代西方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主要机制。[2，3]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相对简单和稳定，呈现出“2+1”的形态，即工人和农民是整个社会的两大主要阶级，一个主要社会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初期，原先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松动，其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转变，政策调整、所有制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动成了三大主要影响因素。[4]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都有了选择的自由，虽然还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但只要自己努力，每个人都能凭借聪明才智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5]

据一些学者测算，1988年全社会劳动者共计5.4亿人，其中工人阶级的比重由1978年的17.2%降到了16.5%，农民的比重由76.3%降到了70.7%，而知识分子阶层、城乡个体劳动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从业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6]

对1990年代的社会阶层结构深入研究后，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了“十大阶层论”，这是中国社会学界最著名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方法与定量测量结果。[7]该研究团队利用2000年初收集的全国调查资料，把全体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中国城乡人口划分为十大阶层，并称之为“洋葱头”型的阶层结构。[8]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产生的公权力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与西方社会的重要方面。公权力对全社会资源的统摄、动员和分配能力是巨大的[9];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体制外的市场体系也成了社会资源流动与分配的重要环节。总的来看，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力量包括基于国家产权的公权力、基于非国家产权的资产所有权、以及基于个体组织资产与技术资产的市场能力等三个部分。①

二、当前我国三大社会阶层的基本状况

基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机制，并参考国内外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的众多研究成果，同时也考虑到分析的简洁性与叙述的便利性，本研究把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划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顶端的精英阶层，底部的大众阶层，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

具体来说，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三类人群，主要指供职于国家党政机关、党群组织和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以及各类所有制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大众阶层由一般工人和农民构成;社会中间阶层包括自雇者、小业主、办事人员、初级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群体。

本文所用数据为2012-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数据。调查在全国六大行政区中各抽取一个代表性省份作为调查总体，调查对象是18-69岁的常住人口。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精英阶层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少数群体，约占全部有效样本的9%，大众阶层占有效样本的6成多，社会中间阶层占比不足3成。总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②相比改革开放前，社会中间阶层的发育从无到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要过渡到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仍前途漫漫，需要各项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壮大的社会政策予以配合。下面将展示三大阶层在多个社会经济维度的分布状况。

（一）受教育水平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三大阶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虽然精英阶层在总人口样本中所占比重较少，但却是名副其实的高知阶层。精英群体近6成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大众阶层只有约4.7%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中国曾经流行“知识改变命运”的社会价值观，后续的快速市场化改革冲击了这一理念，但不可否认的是，接受现代高等教育仍然是进入社会中上阶层的必要条件。因此就宏观层面来说，整个国家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迈向橄榄型社会的机会就越大。

（二）工作单位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约4成的精英阶层人士在非公有制单位工作，他们多数是经济精英。市场经济打开了一扇体制外发财致富的大门，有两批人进入了这扇大门：其一是体制内的一批行政人员，他们放弃公职，“下海”经商;其二是原本就游离在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小业主、小商贩和部分农民。大浪淘沙后，这两批人中有一部分人成为了今天的经济精英，拥有大量的可支配財富。

另外2成精英阶层在国企工作，2成精英阶层在党政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工作，这些人基本上属于政治精英。因为即使在国企工作，根据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这些企业管理者拥有行政级别，身处各级组织部门和国资委的管理序列当中。他们服从行政命令，其职业道路也经常通过政商“旋转门”在行政部门和国企之间变动。因此，本文认为在国企任职的精英是政治精英而非经济精英。

把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精英加起来，刚好也占全部精英阶层的4成。①由此大致可以确定，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构成中，有4成（或更多）的经济精英、4成的政治精英、约2成（或更少）的专业技术精英。

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是在非公有制单位工作的人士，以及自由职业者，这两类人约占全部样本的一半以上，并且都属于体制外人士。约36%的中间阶层在国企或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属于体制内人士。不难看出，培育社会中产阶层的重点应着力为非公有制单位工作人士和自雇者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使这两类人能像体制内的中产阶层一样工作的舒心、放心。

大众阶层以无单位的自雇自办者为主，这些人约占大众阶层样本的6成多，包括农业劳动者、无固定合同的农民工、城乡间的小业主或小商贩。其次是那些在非公有制单位工作的普通员工。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企业单位也有一定数量的职工位于社会大众阶层。与通常认为的国有企业福利待遇好的刻板印象不同，其实尚有不少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普通职工，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仍处于底层。

（三）收入水平

参照《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居民年收入划分标准，即低收入与中低的分界线为7819元，中低与中等分界线为15880元，中等和中高界线为29058元，中高与高收入划分为64460元，笔者把本研究使用的年收入数据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低收入”[-35000，7000]、“中低收入”[7000，15000]、“中等收入”[15000，30000]、中高收入[30000，60000]和高收入[60000，30000000]。

要指出的是，如何准确收集个人或家庭收入信息，在全世界收入分配研究领域都是一个公认的难题。利用当前的数据资料，本文至少可以窥探各个社会阶层收入分配的轮廓。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精英阶层主要以高收入和中高收入人群为主，这一结果既符合精英阶层自身特征，也符合日常感知，因为这一阶层本来就是由高收入人群组成的。不过，精英阶层中少数人的收入处于中等甚至低收入水平，这一群体主要由知识精英构成，说明提高广大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任重而道远。

社会中间阶层的收入以中低、中等和中高收入水平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中间阶层中的高收入群体所占比重（12.8%）超过了低收入群体（9.42%），这表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确实有效提高了中间阶层的整体收入水平，一些新富群体不断涌现，他们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这一群体数量的增加将极大充实社会中间层，降低社会风险发生的概率。至于这一群体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中能否保持平稳增长势头，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超过6成的大众阶层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跻身高收入等级的大众阶层所占比重非常小（2.94%），这和大众阶层从事的体力劳动工作密切相关。

（四）代际流动

家庭背景影响子女的地位获得，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题目。通过考察家庭背景对子代发展的影响，我们能从一个侧面看出这个社会的流动状况。一般来说，代际间的传承是必然存在的，这种传承既可以是财富的直接赠与，也可能是家庭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通过文化资本和言传身教把“软实力”传递给下一代。

调查数据显示，家庭背景与子女的阶层地位密切相关，出生在精英家庭的子女未来成为精英的比率是18.8%，出生在中间阶层家庭子女成为精英的比率是15.4%，出生在大众阶层家庭的子女成为精英的比率只有6.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相当明显。

由数据还可以发现，家庭背景越好，发生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这种流动方向是向下的。出生于精英家庭的子女，4成多流向了社会中间阶层，近4成流向了大众阶层。精英家庭的子女在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绝大多数都发生了阶层地位的向下流动。近半数的中间阶层家庭子女留在了本阶层，近4成的子女流向了大众阶层，同时约有15%的子女流向了精英阶层。

大众阶层家庭的子女发生社会流动的机会大大降低。约7成的子女都滞留在了本阶层，流向中间阶层的大众子女不足3成，而更进一步流向精英阶层的子女占比尚不足1成。

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社会阶层间流动特点是，精英阶层流动性最强，大众阶层流动性最弱;7成多的精英家庭子女会向下流动到更低的阶层，而超过6成的大众阶层子女则滞留在了本阶层;中间阶层家庭的孩子，流向大众阶层的比重远高于流向精英阶层的比重。

三、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有序阶层关系的关键

基于当前三大主要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政府应充分认识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从促进教育公平、规范公权力、提高广大知识分子的待遇、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等环节入手，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提高资源、权利和机会的均衡配置水平，构筑公正、合理、开放、畅通的社会流动通道，给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下层群体以向上流动的希望和梦想。这既是化解当前阶层固化的根本出路，也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通过本文的分析不难看出，不同社会阶层在资源占有、支配和阶层地位的传承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精英阶层虽然人数少，但却掌握大量的社会资源，并有能力把这些资源传递给下一代;大众阶层虽然人口多、规模大，但人均资源占有量最少，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很低，从事的职业主要以体力和简单技术劳动为主，他们的下一代往往子承父业，能通过知识而改变命运的少之又少。

在这样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尽量避免不同阶层间形成固化与区隔、甚至爆发矛盾与对抗，疏通底部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构建不同階层和谐有序互动的良性社会发展态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后，尤其需要社会管理者警惕和关注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严重，那么这个社会系统自身就会岌岌可危。在本文分析的三大阶层中，中间阶层和大众阶层构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他们对当前社会不平等状况的认知、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持有的态度都极其重要，也是整个社会实现和谐稳定的基础。

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折射出了各阶层利益关系不够协调、权力关系没有理顺、价值整合功能相对不足的症状;这本质上还是社会结构不合理、制度不健全导致的。[10]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角度讲，社会管理者最需要关注的是那些形塑当前社会不平等状态的制度因素，无论是新制度的制定还是老制度的修订，均应以促进社会公平、有益于不同阶层和谐共处为落脚点。

基于本文的实证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在这头绪纷杂的诸多制约因素中，提倡并践行教育公平，是未来中国社会消弭阶层裂痕、整合不同阶层利益、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环。

图1  教育公平与其他社会公平的关系

图1展示了教育公平与职业地位获得公平、收入分配公平和和代际流动公平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从本质上讲，教育公平是其他诸多社会公平类型的基础。这是因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和中间阶层人群而言，通过接受教育而习得技能、掌握知识、认识自然与社会，这是他们未来获得一份稳定职业的基本途径，也是他们打破子承父业的固化流动格局、向更高社会阶层跃迁的不二法门。诚然，社会的向上流动之路并非一片坦途，处于金字塔尖的精英阶层在任何社会和时代终归是少数。唯有教育能给社会中下阶层以向上流动的希望和梦想，而这个希望和梦想便是我国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团结稳定的基础。

教育公平是青年人能够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取得公平待遇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受雇于其他组织或个人、抑或是自谋职业、继承家族产业等，青年人在社会上自立自强的标志之一就是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公平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能够保证每位青年人在择业和就业时不至于受到用人单位的学历歧视。此外，青年人经过高等学府知识的熏陶，即便日后所从事的工作与大学所学专业不匹配，也能很快学会新的专业技能并适应新岗位。

虽然本文强调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不重要。相反，很多基于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学业成绩的差距在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就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少家长为了使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花重金买房择校、进高价兴趣班和补习班开小灶，这种恶性教育竞争不但使损害了幼儿的身心、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同时也使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在许多中国家长看来，竞争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考上一个好大学，能够考上国内名校或到海外深造那就更好了。因此，本文特别强调高等教育对阶层认知的塑造和阶层行为的分流作用。说到底，高等教育的经历不仅意味着一张文凭证书，同时它也培养了青年人的自学能力、社交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等诸多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素质。

我国中西部农村的青年人，往往年纪很小就辍学外出打工，除去自身不愿继续读书的因素外，国家对这些地区初等教育财政资金倾斜力度小、这些地区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稀缺（如缺少985和211工程高校、双一流高校等）、发达地区顶尖高校对这些地区的录取比例较低等现实因素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虽然一些顶尖高校积极响应教育部的号召，通过降低录取分数线、构建农村阳光录取平台等手段增加了对中西部农村青年人的招生比例，但总体而言，高等学府的大门对我国中西部农村的多数青年人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中国社会是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主导的社会，未接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很难在未来的社会立足。①

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严重损害了青年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公平性和公平感，在排除了托关系走后门、相貌口音等非正常择业因素的影响之后，出生于一线城市或东部沿海城市的青年人，总体上比中西部农村地区青年人更可能找到好工作，这并非是因为两类青年人在智力、能力或体力上有什么实质差别，本质上是由于两类青年人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别所致。

职业地位获得公平能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和代际流动开放化，从而形成良性的收入分配和代际流动格局。剔除租金收益和证券分红所得外，一个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所从事的职业。只有大家在各类职业面前机会平等，人们才能公平的获得职业回报，而获得公平职业机会的根本在于公平的接受教育。尽管顶尖高校和一般高校的教学质量存在差别，但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和逻辑是相通的。中西部农村的大多数青年人如果有机会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那么他们不但能在自身的职業地位获得上得到相对公平的对待，即便对他们的父辈和子女而言，也能获得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和相对公平的感受。这是因为，他们的父辈会因其他们跳出农门而充满生活的希望，从而对整个社会形成公平公正的判断;他们的子女也会因为他们留在城市拼搏发展而拥有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样形成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良性判断。归根结底，除了机遇、运气和人脉网络之外，唯有教育才能帮助广大社会中间阶层和底层群众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

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不但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同时也能够重塑整个家庭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认知，并影响整体社会结构的形态合理性与流动性。我们常说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迈向橄榄型，这种社会结构形态的持久稳定性已被许多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明。基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全体公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中国未来迈向橄榄型社会的机会就越大。通过不同等级的教育体系来筛选人才、提高全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这既是社会保持健康活力也是当前发展阶段相对最为公平的国家治理方略。

倡导教育公平，除了要建设公平的教育实施方案和人才选拨制度外，还应该从知识的提供者角度切实推进这一进程。例如，着力提高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物质水平和生活待遇，使他们能解除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投入到培育具备现代文明素养的人才中去。从物质和精神上鼓励名师到中西部高校交流、任教，继续扩大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知名高校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招生名额。

总之，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弥合阶层裂痕、促进阶层融合、协调阶层利益的基础。只有人们在受教育权利上实现了公平正义，才可能在职业地位获得上取得公平的机会，也才可能在收入分配与代际流动上实现阶层间的公平正义。教育公平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其核心是保障社会的中间阶层和底层大众有公平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教育更加公平的社会，人们整体的公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更高，更认同所处的社会结构与分配格局，更相信通过个人努力与聪明才智能顺利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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