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臣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分别产生了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新时期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新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理论，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等内涵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始终坚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坚持同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作斗争”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这70年里的基本经验。回顾这些理论成果和基本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党的学说的继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70年;党的学说;进程与经验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5-0005-10

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正式提出开始，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了波澜壮阔的八十年伟大进程。在这其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改革发展、自身建设以及长期执政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重新梳理、回顾、思考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70年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的基本经验。这不仅对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70年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中国进行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新时期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新的历史方位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后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以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等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回顾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中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中国化发展过程和理论成果，进而系统概括其基本经验及发展启示，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党的学说的继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思想，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1438事实上，党执政后面临的革命任务将更艰巨、更复杂;某些党员干部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但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下思想作风可能发生变化，“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1438因此，党在执政后要继续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必须把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继续保持和发扬，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438-1439同时，为防止党内造成个人崇拜的不良影响，中央专门作出了6条规定：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地位，正式成为执政党，党的历史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执政党的特点，开始着手从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上来加强党的建设。1949年至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毛泽东适时地向全党提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要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作风，对共产党员的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执政党要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形成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思想。

第一，加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在强调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同时，适时地、正确地指导全党开展以反腐败为目的的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第二，执政党要发挥领导作用。党在夺取政权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既是一个国体问题，也涉及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在这个国家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1]1479，所以，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新生的人民政权才会巩固。这就是说，坚持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执政党建设不可动摇的一条基本原则。第三，执政党要努力学会搞经济建设。学会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为此，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加强理论修养，改进工作方法，还详细阐述了各级党委应当遵循的12条工作方法。第四，执政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加强执政党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一条适应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特点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即在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结束以后，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领导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另外，毛泽东也强调了执政党要接受内外监督、加强党内团结、重视民主集中制等要求。

1956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针对执政党的新特点，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正确方针，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坚持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有效改善作风等，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讲过：“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的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2]44。这个完备的建党学说，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检验，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和作风是什么”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持续探索。毛泽东的系列著作和中央的历史文献，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党问题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其最鲜明的标志是，我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领导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实行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以高度的自觉性推进党的建设，继承了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精华，提出了一系列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形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在制度上建设党的新思路。注重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在执政党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在党的建设中，他指出，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事关“党和国家的颜色”，因此，“必须高度重视”[2]333。同时，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他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等问题。要想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就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必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而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邓小平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强调发扬党内民主，活跃党内生活，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在民主的前提下集体讨论重大问题，民主决策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综合性表现，是其他党的建设内容的载体和保证，只有走出靠制度治党治国的新路子，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党的自身建设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2]191。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他对正确贯彻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方法和途径，都做出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正确贯彻实事求是路线的前提;理论联系实际是正确贯彻实事求是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贯彻实事求是路线的关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现实情况作出科学把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完成的。从而，在科学回答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框架体系的基本路线及其相应的组织路线。但是，我们要对这两个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清晰的界定，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才能制定出来，也只有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个重要时期，都一再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在邓小平看来，能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192，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变质的问题。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的时代背景里，中国自身所开启的伟大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恰逢其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借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系统地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并成为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在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上，成功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三）新的历史方位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13年的时间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部署，而且通过对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在理论层面上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探索创新，与时俱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思想宝库的内容。在这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突出性的理论成果，它开辟了21世纪执政党建设的新视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提出，经历了一个不断酝酿以及逐步深化发展的思考过程。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类问题，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都具有极重大的导向意义。尤其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紧密相连。为此，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3]422。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角度来说，它首先发轫于江泽民对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思考。与此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在于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新的变化就是“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4]11。“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12

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到2000年前后，整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的变迁必然带着社会变迁的烙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需要对党对历史方位进行科学判断，这一判断的科学性，就在于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从历史方位来看，就是对党“从何处来，现在何处，向何处去”初心使命的追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天然地具有了阶级代表性，代表着人民、民族和整个国家，肩负着实现阶级解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从时代方位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其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密切相关，作为党的学说在新世纪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诞生也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6]8。党的性质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性质问题也就是一个党是什么样性质的党的问题，它是党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党的本质和生命”，决定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阐明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质的规定性，这对于我们面向21世纪如何保持党的性质、从哪些方面着眼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明确了方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性质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党的十六大后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十六大之后，党的建设被提到更高、更重要的位置。2004年中央专门就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作出决定，接着在2005年，胡锦涛提出党的先进性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他又提出了先进性建设的问题。可以说，政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以及人民对这种作用的认可程度，是该政党兴衰成败的根本。“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个科学论断是我们党基于先进性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的，是我们党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概括和总结。从2002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的作风，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十年时间党的建设在党的事业发展中不断前进。

党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整体推进党的建设。但整体推进又不是没有重点，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就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7]50。这个重点是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的要求，它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基本遵循。主线对于党的建设工程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从空间来看，主线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从时间来看，主线又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因此，主线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居于最高、最重要的位置，具有提纲挈领、把关定向的根本作用。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确保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只有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使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凝聚力、战斗性始终处于巅峰状态。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面对党和国家的新形势和党的建设新高度而提出来的。“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8]10，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建设目标，是科学总结党的建设实践的结果。作为执政党除了要坚强有力，更应该实现的是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一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的提出，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各项任务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当前自身建设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积极稳妥地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向前推进，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这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向前推进的体现。党的学说史就要把这些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放到整个党的学说的发展角度去进行研究，不断总结和提升，实现党的学说的与时俱进。

（五）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最鲜明的政治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作为新的社会存在，就必然会有新的社会需求并相应产生新的思想理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最重要的历史性课题。在建党、管党和治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新贡献。“打铁必须自身硬”[9]70，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要克服“四大危险”和应对“四大挑战”，经受时代考验，承担历史责任，要掌握“中华号”巨轮，自身必须坚强有力。正是在这一系列庄严承诺的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形成了“5+2”的党建布局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呈现出新的局面。

第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政治建设居于首位、起到统领作用，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優势”。第二，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把思想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10]，“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11]，只有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才能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生活。“严肃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此，就必须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根本保证，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第四，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落实“八项规定”，集中整治“四风”，践行群众路线，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的重要举措。提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12]，这是对加强作风建设的新论断，更是对作风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第五，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守纪律，讲规矩”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章是总规矩，党纪是刚性约束。“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3]155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是要靠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重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提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将一系列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如此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问题，强调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新时代社会革命。党的自我革命的前提，就是从我们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出发，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勇气和壮士断腕的魄力不懈地进行探索和实践，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充满朝气、锐不可当。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打造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相关”。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党在新时代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对党面临的“四大挑战”、“四大危险”的有效回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来源于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它饱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滋养，在世界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历史关键时期，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对马列经典作家党建理论的充分继承和最新发展，为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体现了党在全面领导和治国理政上的理论创新，这无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就要认真总结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党的建设问题的深入思考，它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其中，关于“怎样管好党、治好党”的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既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向前发展，也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新时代的与时俱进。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经验

历史和实践表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进程中，也不断实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这些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又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协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国的社会革命，无疑，是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改革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的内在要求。总结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今后加强党的建设、丰富党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4]。如此，作为伟大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稳。

（一）基本原则：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疑，这一系列成功的关键，是我们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治国、强国之本。其中，坚持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特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党的领导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不得不说，四项基本原则所包含的四个方面内容，既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定内涵，又互为条件和补充，从而构成了严密科学的辩证统一体。7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主要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坚持“四个自信”，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实现的。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必然结论，“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流血牺牲而作出的历史选择，是中国人民团结、进步的牢固基础”[15]323。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重要而不可动摇，不仅因为它是“党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家园的根基”，而且，“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2]173。事实上，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既离不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也离不开邓小平对党长期实践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集中体现的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我们党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

（二）鲜明特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指导地位、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做出过很多经典的论断和具体的结论，这些论断和结论是与当时的历史情况紧密联系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这些论断和结论，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断章取義地理解。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也不能脱离具体语境和历史过程而片面地、孤立地理解。而应该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在此基础上强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指导地位，决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去理解它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一如既往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进程，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了时代前列，通过把握时代特点来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面向新时代，更应该从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在思想认识上摆脱束缚，适应实践的发展，也用实践的方式来检验一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指导地位，并不是将这些思想理论的伟大成果束之高阁、生搬硬套。相反，更应该发展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指导新的实践，以改革创新的伟大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三）根本出发点：始终坚持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化的党的指导思想形成、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实践表明，及时回答现实问题，有效回应现实需要，理论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首先应是一个实践的科学，作为来源于实践的科学的显著特征，就是将思想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之中。我们深知，研究问题的初衷并不是满足于理论的高深、满足于理论的完美，更不是仅仅把党的建设停留在理论状态，停留在研究领域，否则就是严重地违背了初衷。因此，在实践的“结合”与“转化”上下功夫，是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层面需要努力的方向。直面现实问题，着眼于实践发展的思考以及理论实际的运用，这是党的学说发展创新的基本着眼点。党的建设的理论要想获取更多更大的成效，就必须更多的回应现实问题，进而解决现实问题。面向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与党的学说的继续发展，就必须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积极有效回应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难题。

（四）文化基础：始终坚持與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政党现象才能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相比较，对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的理解有较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建国以来的70年里着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历史和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政党理论和党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化的显著效果，取得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不但实现了与时俱进，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形式上的融合也实现了新的突破与发展，有了更加契合的方法和途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过程中的伟大成就。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与时俱进，仍然要始终坚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前进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五）重要条件：始终坚持同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作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实践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由弱小组织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历经坎坷与曲折，与各种政治势力和错误思想作斗争，在不断胜利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不断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这是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贡献。“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做出了这一要求，这是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书本中和头脑中的理论最终都要落到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因此，新时代加强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刚柔并济，更好发挥教育和制度的优势，才会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掌好权、用好权。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也不断丰富了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内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崭新阶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展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创新发展，把党自身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更大的辉煌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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