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亚楠

2010年前后，中国足球连续爆出操纵比赛、踢假球、行贿、黑哨等黑幕，中国足协前任副主席谢亚龙、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南勇等官员牵涉其中，足球反腐系列案件拉开帷幕。该系列案于2011年12月19日至23日，2012年4月24日至25日分两批在辽宁省丹东、铁岭、沈阳和鞍山四地开庭审理。2012年2月16日、18日，2012年6月13日分两批进行宣判。59人、3个单位依法受到惩处。

8月11日，在第二届青少年国际足球挑战杯比赛中，上海上港U15在小组赛阶段垫底出局，但这支战绩不佳的队伍却引发不少关注，原因是上港U15董事和技术总监祁宏的出现。

众所周知，前国脚祁宏在2010年卷入中国足球反腐调查，并被足协终身禁赛，他的出现一时间引发热议，一方面有人认为足协应该认真执法，终止有关祁宏一切足球方面的工作，对他做出处罚;另一方面人们认为祁宏身为中国队首次打进世界杯的功臣，在国内足球人才缺乏的情况下，可撤销当年处罚，让他继续从事足球工作。

人们同时也意识到，当年震惊中外的中国足坛扫黑反腐风暴，距今已有10年之久了，而它所带来的影响却延续至今。十年中，那些落马之人有的仍在服刑，有的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据说原足协副主席南勇还在狱中申请了几项有关足球的专利，还出版了小说。也有人出狱后从此远离了足球.

无论如何，那场被认为是让中国足坛重见光明的重要行动不应被忘记，它改善了中国足坛的土壤，也弘扬了正义和法度。以法治推动肌体清淤，不仅推动中国足球向前发展，更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人们对足球未来的新期待。

小人物牵出足球大案

2001年的“甲B五鼠案”被看作是中国足坛反腐的先声。当时的甲B五鼠分别是浙江绿城、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四川绵阳。它们在最后两轮事关冲击中国男子足球顶级联赛的关键赛中严重涉嫌打假球，受到中国足协严惩。

事发后，浙江绿城的老板宋卫平极为愤怒地开除了5名球员，并向足协提供了自己曾经行贿的裁判名单，但最终只有国际级裁判龚建平一人受到调查处罚，之后被判入狱，并在狱中去世。可以说，此次反腐并不彻底，当时就有人说，足球反腐扫黑，只有龚建平被抓“实在冤”，因为背后的“大角色”安然无恙。

更大规模的中国足坛打假扫黑反腐行动开始于2008年中国警方收到的一个红色通缉令。被通缉人王鑫，原沈阳足球队队员，2007年在新加坡注册的辽宁广源足球俱乐部担任总经理兼领队。2009年初，公安部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新加坡国家中心局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和有关请求，部署辽宁省公安机关，协助调查王鑫在新加坡非法操纵足球比赛一案。专案组于同年4月在辽宁沈阳将王鑫抓获。由此，中国足球的黑幕一角被慢慢掀开。

2009年8月25日，公安部指派辽宁省公安厅负责成立“825专案组”，在全国大范圍进行调查。同年10月，前广东雄鹰俱乐部总经理钟国健被辽宁警方控制，成为在中国足坛扫赌反黑中落马的第一人。10月19日，广州市足协官员杨旭因涉嫌行贿落案。10月下旬，前广药足球俱乐部成为主要调查对象，其财务总监、俱乐部副总和相关官员被警方带走。

11月，足坛反黑风暴从广东向外扩展。11月6日，中国足协负责商务开发的范广鸣被警方要求协助调查，成为第一个涉案的足协官员。11月10日，曾担任过陕西国力、呼和浩特队等多家俱乐部总经理的王珀被警方控制。王珀被认为是中国足坛参与赌球、假球最多的人，他的落网，也成为这次扫赌风暴的一大突破口。据悉，王珀交代出多名中国足坛资深人士。

2010年1月，第三届足球代表大会因领导的“失踪”而再次推迟。15日，媒体传出令人倍感震惊的消息，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南勇与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民及女子部主任张建强一起，被专案组带走并协助调查。2010年3月1日，公安部发布，南勇、杨一民、张健强因涉嫌受贿被依法逮捕。中国足球打黑行动重心由足球从业人员赌球案件，转移到足球官员受贿索贿案件。

与此同时，更多裁判和足球经纪人也进入警方调查范围。著名裁判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被称为中国足坛“四大黑哨”。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操纵比分。2010年4月，这四人因涉嫌收受俱乐部贿赂被正式批捕。

2010年 10月5日，警方宣布，中国足协前任副主席、足管中心前主任谢亚龙、前国足领队蔚少辉和前裁委会主任李冬生三人被正式批捕。同月里，前国脚祁宏、申思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2011年12月19日上午，随着中国足协裁委会原主任张建强被带上辽宁铁岭中院的法庭，涉足球系列案件的审理拉开了大幕。

腐败、假球、黑哨

难以想象，昔日运筹帷幄的足协官员会沦为被告、曾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的球员被囚于铁窗、象征公平的裁判却面临着审判……当这些面孔以如此形象暴露于公众，实在是既令人憎恨，又让人痛心。

足球反腐系列案件于2011年12月19日至23日，2012年4月24日至25日分两批在辽宁省丹东、铁岭、沈阳和鞍山四地开庭审理。2012年2月16日、18日，2012年6月13日分两批进行宣判。59人、3个单位依法受到惩处。

通过司法的“晾晒”，人们了解到：手握大权的足坛大佬将现金、名牌等收入囊中，以职权之便操控比赛，为请托人或单位办事谋利;知名球员收受贿赂，按照请托打假球;曾有“金哨”美誉的裁判吹起了“黑哨”，操控比赛，为相关足球俱乐部谋取不正当利益。

其中，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原副主任杨一民在铁岭出庭颇受关注。他被诉受贿125万余元。杨一民最终以受贿罪被判刑10年6个月。

知名度最高的前中国足球“金哨”陆俊在丹东中院出庭，他被诉利用担任足球裁判的便利，收受贿赂81万元。陆俊被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被判刑最重的是前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女子部主任张建强，他被诉受贿273万元，获刑12年。最擅长“做球”担任过多家足球俱乐部管理人的王珀，被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10万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23万元。王珀获刑8年。

2012年4月24日，谢亚龙案开庭，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受贿罪。6月13日，丹东中院认定，谢亚龙收受贿赂136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南勇受贿案4月25日在铁岭开庭，法院认定，自1999年至2009年，南勇利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主任，并兼任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等职务的便利，在涉及俱乐部升降级、裁判安排“关照”比赛等工作中，收受现金共计119万元及贵重物品。南勇最终领刑10年6个月。

在所有受审球员中，4月25日出庭的申思、祁宏、江津和李明名气响亮。2003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四名球员所在的上海国际队1∶2负于天津泰达队。比赛结束后，四名球员平分了天津队提供的800万元。沈阳中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申思有期徒刑6年，祁宏、江津、李明三人有期徒刑5年6个月。

历时3年多的涉足球系列犯罪案件，自2009年4月前沈阳队球员王鑫被辽宁警方逮捕到延伸案件的依次侦破，从众多案件被提起公诉到谢亚龙、南勇等前足协官员被依法重罚而尘埃落定。

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刑罚手段来治理体育行业，在我国的刑事审判历史上，不能说是绝后，但肯定是空前的。舆论认为，中国此次严惩足球腐败行为，不仅是对饱受诟病的中国足坛的一次强力整治，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正在继续加强。

曾参与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律师张士忠在接受采訪时表示，这次审判会成为中外体育刑罚实践和学术研究最为经典的援引案例，“自立案侦查到审理虽持续了几年，司法成本很高，但会为以后类似案件的侦办积累丰富的经验，并对正在或者潜在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形成有效的威慑力，多年前十分隐蔽、错综复杂的违法犯罪事实都被一一挖掘出来，涉案嫌疑人和证人之多，面之广，可以说创下了中国体育刑罚的历史。真可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足坛反腐的影响

法槌落下之后，孕育出新的希望。

一直以来，中国足协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中国足球联赛管办不分，是外界认为中国足球长期停滞不前，并引发一些腐败案件的根源。这次涉足球系列案件的审理，也促进了相关体制机制改革，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然而就像中超之父郎效农说的：“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而不是‘怎么动员大家把事做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

因此，比足坛反腐更紧迫的是足球体制的改革，中国足球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随着一股“反赌扫黑风暴”就能一蹴而就。

但这场风暴的的确确改变着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方圆》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那里得知，早在2016年，中国足协为响应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号召，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何家弘任委员会主任，主要负责办理与足球有关的腐败、操纵比赛等案件。

由此可见，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司法和行政环境之下，无论球员、教练员、俱乐部以及足协，只要努力将比赛办得干净透明，再配合完善监管机制，中国足球必将健康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