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浩 薛婕

“不能等自己错了才去总结，那就为时晚矣。要多研究别的案子错在哪儿了，把别人的教训转化为自己的经验，那我们在办案中就能少犯错误。”

在采访李天裕之前，就听公诉部门年龄稍大些的检察官们说起过他，知道他对法律精熟，有一个“李法条”的名号;还听说他曾是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委会专职委员，是一名副局级的领导干部。可是，第一次见到李天裕时，还是被他惊住了——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平易随和、语带幽默的老人曾是一位公诉席上的风云人物。

李天裕，1948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曾跟随父母南下又北上。少时的他吃过很多苦，也得到过很多历练。采访的半天时间里，我从他言谈举止间感受到一股浓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记得第一版少先队队歌，在采访中欣然哼唱起来，他说正是那首歌让他更加坚定了为人民奋斗的信念。

从“坚决调走”到“不离不弃”

到检察院工作前，李天裕对检察机关几乎一无所知。在公诉部门上班的第一天，李天裕从他的检察官师父那儿领来厚厚的一沓卷宗。师父让他从“看卷”开始学起。连着翻了几天的案卷，李天裕意识到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不得了，卷宗里的案子，几乎件件都是人命关天的重大刑事案件。

“当时就觉得心里发毛，有点喘不过气。”李天裕一边回忆过去的情景一边说，上班第一周的周末，他被派去监督死刑执行，尽管心里发怵，但还是硬着头皮、壮着胆子去了。又过了几天，他对公诉部门的职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当时办的都是大要案，责任大、压力更大，全处的办案人员精神都高度紧张。”这跟李天裕所憧憬的精神轻松愉悦的工作截然不同，“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投错了门，很后悔，只想赶紧调离检察院。”

想过要离开检察院的李天裕，最终还是留在了公诉处，而且在公诉席上一站就是26个年头。回头想想，他说这是意料之外的事，但也在情理之中。

同事们在生活上、工作上的关心和照顾，学唱第一版少先队队歌时在心中埋下的“时刻准备着，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初心，让他开不了口说要调走。“国家的召唤，组织的需要，不是一句空话。我就是要在这个岗位上践行初心，服务人民。”李天裕逐渐克服了心理障碍，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

沉下心来的李天裕，迅速成长起来。为了夯实法律基础，提升业务素养，他先后参加了法律专业的专科考试、本科考试。同届的考生大多是在校读书的年轻人，而上有老、下有小的李天裕被戏称为“大叔考生”。“大叔考生”挤出业余时间复习备考，最终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谈到考试秘诀，他说“最主要是认真”。

李天裕把这股子认真劲儿也带到了办案当中，他接手过形形色色的案件，有走私案、职务犯罪案、涉枪案等，再难再险，也没出过差错。单位的同事都说他“办案特细”。

办案时总是如履薄冰

“二分院办的案子多是命案，很多犯罪嫌疑人最终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及以上刑罚，甚至有些人会被判死刑。”李天裕告诉记者，无论是线索收集，还是证据采信，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冤错案。“人命关天，错一个案子，不仅承办人要背一辈子，甚至有可能改变嫌疑人、被害人的一生。”

熟悉李天裕的人都知道，他办理案件总是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在采访中，他反复提到，公诉人要主动借鉴以往错案的教训，就像在错题本上总结易错点和解题规律一样，一点点积累自己的经验。“不能等自己错了才去总结，那就为时晚矣。要多研究别的案子错在哪儿了，把别人的教训转化为自己的经验，那我们在办案中就能少犯错误。”说到这几句话时，李天裕特别恳切。

“我师父说，很早的时候，其他单位办过一起强奸案，几级审查之后发现抓错人了。当时的承办检察官每每谈起这个案子，都说‘万幸，万幸。”这个差点就酿成的“错案”，让李天裕至今记忆犹新。据他回忆，案子当时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很有可能被判重刑。让一个清白的百姓无辜蒙冤，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想想都后怕”。

作为一名主办刑事案件的检察官，李天裕善于捕捉案卷中的蛛丝马迹。“阅卷是检察官的基本功，案子的关键线索往往就藏在卷宗中的一两页纸里。”李天裕告诉记者，有的案子卷宗厚厚好几本，决定案子的关键证据，需要检察官用火眼金睛去发现。

职业精神使然，退休十多年的李天裕还是会对报道中的各类冤错案保持关注。看到呼格吉勒图案、佘祥林案等错案的纠正，他经常暗自庆幸，庆幸自己在办案中兢兢业业。“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办错案”，说到这里，他的情绪忽然变得激昂，倏地挺直了腰板，“我可以非常骄傲地对祖国说，我是一名合格的检察官，我没有办过错案，特别是命案。”

“办案靠的不只是个人，更应归功于集体”

李天裕是法庭上的“常胜将军”，谈到办案和出庭技巧，他认为要把心态放在首位。

“公诉人在法庭上就像战士在战场上，就是要敢于拼刺刀。”讲到这里，李天裕利落地拍了拍桌子。从他的表情、言语中，能感受到曾经的部队生涯教给他的无惧无畏、果敢刚毅。“要找准法律依据，摆清事实，善于运用证据。”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讲到他曾经办理大要案时的情景，李天裕神采奕奕，瘦削的脸上泛着红润的光泽。1993年，在他参与办理沈太福贪污案、李效时受贿案等案件时，由于涉案人员较多、案情复杂，整个公诉处的主力都“上阵”办案了。李天裕负责两个庭的出庭公诉工作，诉的都是案件的主要嫌疑人。

“那天的开庭持续了近12个小时，大家的体力都快到极限了。”辩护律师在辩护词最后套用了模板话语，说“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请法庭从轻处理”。李天裕机敏地捕捉到了辩护词中的漏洞，他立马反問对方：“辩护律师，请问被告人是否认罪？他连基本的认罪都做不到，谈什么‘认罪态度好？怎么要求法庭从轻处理？！”辩护人被问得哑口无言，连连摇头。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被告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当时，我的书记员暗暗地给我竖了大拇指。”说到这里，李天裕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走出法庭后，李天裕接过书记员递过来的一瓶可乐。“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喝可乐。”他边说边回味着。

这个案子的成功办理，让李天裕所在办案团队获得了第一个集体一等功。李天裕很看重团队意识，他说，集体立功最难，需要众人齐心合力，所以集体立功分量最重。他的检察生涯共经历了八次立功，四个个人功，四个集体功，其中有三个是集体一等功。“我特别骄傲的是集体立功，因为办案靠的不只是个人，更应该归功于集体。”（李天裕退休前系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委会专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