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欣星(1.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2.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作为湖州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的代表，乾嘉道年间的归安(今湖州市)叶氏家族，一门母女、姊妹、姑嫂、妯娌之间联吟唱和，风雅之盛，“为吾浙冠”[1]。家族涌现了八位才女，并有合集《织云楼诗合刻》传世，在纪行、咏史及感怀等题材上，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点和新意。叶氏才女在家族群体创作的基础上，积极向外部空间寻求交流和认可，经由空间流动，扩展自身的视野和交游网络，也为清代地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叶氏先祖自宋石林公由括苍迁湖。叶佩荪(1731—1784)，字丹颖，号辛麓，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其前后两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皆诗坛飞将也”。袁枚盛赞：“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2]妻周映清，字皖眉，娴吟咏，著有《梅笑集》，存诗107首。继妻李含章(1744—？)，字兰贞，云南晋宁人，李因培长女，著有《蘩香诗草》，诗101首。长子叶绍楏妻陈长生(1757—？)，字嫦笙，浙江钱塘人，太仆寺卿陈兆仑孙女，读书工词翰，有谢家林下风，著有《绘声阁初稿》《绘声阁续稿》，诗175首，陈文述曾称其“金闺福慧竟双修”[3]。次子叶绍棻妻周星薇，浙江乌程人，德淑且慎，貌颀而丰，今存诗《悼鹦鹉赋》一首。三子叶绍本妻何若琼，字阆霞，浙江山阴人。长女叶令仪，字淑君，嫁于钱慎，“十一即娴吟咏，颖妙若夙习。于归后居钱塘三载，还吴兴吟帙满奁箧”[4]17，著有《花南吟榭遗草》，诗63首。次女叶令嘉，字淡宜，沈昌培妻，今存诗《答淑君姊诗》一首。三女叶令昭，字苹渚，侍讲学士丘庭漋妻，著有《浣香诗钞》一卷。

一、多元地域文化的交融

家族女性的空间流动，在这里特指迈出闺门外的一切出行活动，或是随性而行，或是随父亲、丈夫、儿子官职的变化而迁移。其间不同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空间的碰撞，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家族女性的生活空间与见闻视野，也必然推动了才女内在精神空间的变化和成长。叶氏才女基于丰富的随宦经历，创作了大量纪游纪行诗，诗中蕴含了她们对于不同空间山水风物、民俗人情的记录和思考，同时将游历过程从身体感觉层面上升到意识或精神层面，进而成为其社交网络形成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叶氏才女的创作特色，在清代诗歌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叶佩荪继妻李含章幼时随父仕宦南北，嫁于叶佩荪后，亦有跟随丈夫宦游四方的机会，故创作有三十余首记载其路经山西、湖南、河南、江南等地的诗歌，以七律为主，如《襄城道中夜行》《霍山道中》《平定州道中》《湘江道中》《常州道中口占》《陕州道中》等。李含章《常州道中口占》云：

西风飒飒送行舟，又过兰陵古渡头。路已近家翻觉远，人因垂老渐知秋。回头京洛空尘迹，此地湖山有旧游。太息年来归计缓，夕阳枫叶不胜愁。[5]29

诗中充斥着作者归心似箭的急切，对于往事的回首以及年华易逝的彷徨之感。李含章长期宦游的特殊经历，赋予其诗歌更复杂的思想内容。不管是深夜赶路的匆忙，记载路途的艰辛，还是旧地重游的惆怅，对于家乡的思念，迟暮之感始终萦绕作者心头，作者因触景伤情而产生的离愁别绪是其诗歌的主要内容。《重至都门》云：

廿年旅梦系京华，此日重看北地花。每历旧游疑隔世，暂休征旆当还家。安心莫问门如水，容膝何嫌室似蜗。剧喜青藜光彻夜，八驺人漫说官衙。[5]27

《陕州道中》云：

车铃响入霖烟中，去路苍茫接远空。官树阴迷鸿雁月，长河怒卷纽鱼风。乱山积雪千层白，古塔绕灯六面红。异地不堪愁思积，千家寒砧正匆匆。[5]14

故地重游，回想往事犹如隔世，异地羁旅对于故土的思念在此时显得格外强烈及深刻。这些生活经历，使李含章的创作不同于一般才女的无病呻吟，而是基于亲身体验之上对于人生的体会与思考。这一思想境界已不再局限于个人，而是具有了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弁山，又名卞山，位于长兴县东南四十里，高三百丈，周一百四十里，雄峙于太湖南岸。据同治《长兴县志》载：

弁有三岩，曰秀岩，曰云岩，曰碧岩，惟碧岩最胜，上有碧岩庵，俯视太湖，洪涛万顷，弥漫无际，岩旁有瀑布泉二道。[6]

著名的法华寺在弁山东麓，又名白雀寺，是太湖沿岸历史悠久、影响很深远的佛教名刹之一。周映清与李含章都有相关吟咏诗作，如周映清《游弁山》：

傍山丈室蜂房簇，引水修筒蚁磨旋。听法那能依白石，诵经曾说诵青莲。[7]2

该诗将寺庙所处环境的天籁清幽与法华寺流传的神话、传奇融合在一起表达自己游历名山古刹的所思所感。李含章《白雀寺》则更加细致地描写了此地春游的见闻，入山前“垂杨夹岸拂黄帽，官菜千塍映红袄”，春色明亮晓畅；入山后亦觉花更妍，春更好；由山入寺，由写景转而议论，“佛灯青冷照千古，阅历朝昏定多少”[5]31，对于“前生”与“后事”，自有其定论。对于作者而言，其“归来后”仍是那位诵读佛经、始终保持“一缕心香”的妇人，此诗所表达的思想似比前者更加深入与明确。

叶绍楏妻陈长生生于北京，其后随父仕宦居于登州、江南等地，后亦随夫仕宦南北。常年随宦的经历为其纪游纪行诗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环境，这与单纯描写闺阁生活有很大不同。《绘声阁稿》收录了陈长生随宦山西、山东、湖南、江南等地的多首纪游诗，如《渡扬子江》《自吴兴之武林舟行即景》《宿州道中》《陕州道中遇雪》《茅津渡济河》《重过东昌道中》《雨中登岳阳楼》《临湘舟次偶成》等。《忆旧诗》十章即是陈长生回忆其在登州、姑苏、金陵、济南、钱塘、吴兴、都门等地官署生活的记录：

髫年何处认芳闺，回首蓬莱梦已迷。海气凉侵衣袂润，岛云浓压画楼低。花间泻露红犹渍，镜里梳鬟绿未齐。镇日牵衣随阿母，幽吟只在曲廊西。(其一)

阖闾城下泊轻航，银烛光中促理妆。翠幕千重红菡萏，锦屏七十紫鸳鸯。平安排就金钱字，意可烧残玉鼎香。尽说绿窗春正好，采衣犹喜侍高堂。(其二)

回首金陵忆梦痕，衙斋清傍谢公墩。一帘东阁黄昏雨，九日西风白下门。郭外残阳停画舫，篱边瘦菊饯金樽。伶俜始作辞家女，冷月啼鸟正断魂。(其四)

碧窗曾记绾双鬟，行遍天涯又重还。裙衩绿湔沿岸水，镜台青借隔江山。开奁姊觅吟余稿，掠鬓亲怜病后颜。底事牵衣愁远别，罗襟犹染泪痕斑。(其八)[8]1-4

陈长生借诗抚今追昔，回首其“马迹重重”“似露如烟”的随宦往事。其一记其少女时期在登州官署惬意悠然的闺阁生活；其二描绘了其在姑苏官署时泛舟出行、春光烂漫、家庭其乐融融的欢乐场景；其四记其在金陵官署时的生活，黄昏、西风、残阳、瘦菊、冷月等意象衬托出其离家后的伤心孤独之感；其八记其多年后重回钱塘故居的生活，人事已非，家人远别，愁病交加。这一系列不同生活空间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作者自幼始一幕幕或欢乐、或孤独、或忧愁的人生场景。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生活空间带给作者不同的生命体验，外部空间的变化，通过与内部空间的相互作用，作者形成对于人生价值的感悟和认同。这不仅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也是获得社会主流文化圈认同的需要，与单纯描写深闺生活相比有一个质的飞跃。

在这些出行远游的过程中，叶氏才女创作的纪行纪游诗，对所至、所见及所感都有不同侧重的记录和描述。无论是山水虫鱼、风花雪月、佛寺道观、碑刻造像，还是沿途所见的人文风俗、市井繁华，都被叶氏才女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并诉诸笔墨，描绘出一系列广阔的出游画面，表现了她们对山水风情的喜爱以及对亲友故土的思念。不同空间的山水风物也因作者情感的不同而呈现多样的面貌，或蕴含丰富的人文气息，或富有深刻的人生思考，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的寄托观、娱情观，以期实现人与地、心与景的交流和融合。

二、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思考

叶氏家族才女，自幼成长于具有优良文学传统的家族，在家学传承以及家族教育的影响下，形成较为广阔的文学视野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历史事件的评论上展现出不凡的见解。同时，在事物刻画以及情感表达上表现出女性独有的细腻和真挚。

以李因培为代表的晋宁李氏家族是清代云南重要的科举家族。李因培(1717—1767)，乾隆十年(1745)乙丑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江浙主考官，四部侍郎，湖南、湖北、福建三省巡抚。其子李翊、李寿羽、李翃及李翃二子皆能诗擅文，有《李氏诗存合刻》家集本。其女李含章出嫁前深受李氏家族诗文传家的熏陶，嫁入叶家后又得益于丈夫叶佩荪的指教，诗学益进。

李含章有《读晋史》十四首，以392字的篇幅概括了西晋至东晋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重点记录了八王之乱、泰康中兴、北伐战役、枋头之败、淝水大捷以及孙恩起义等重大事件，以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典型的事例，全面公正评价了两晋时期的诸多历史人物。“焚裘断靷事堪师，恭俭争传泰始时。一自楼船平外患，羊车宴罢早朝迟”，肯定司马炎集团统治初期勤俭廉政的功绩，同时也斥责了其荒淫腐败的后期统治。“戎服青衣出洛都，琅耶安稳制东吴。中兴果把中原复，谁信牺牛石马图”，歌颂了勇于抗争的司马睿，寄予其光复中原的期望。“书画船多压上流，三山峰火使人愁。长星劝汝一杯酒，已有真人起获洲”[5]11-12，以深远的眼光揭示了西晋与东晋二朝治乱的得失以及兴衰的缘由，充分显示了李含章的才气与学力。

吟咏昭君出塞这一故事，可谓老生常谈，但李含章《明妃出塞图》诗，则独有见地。一方面，“壮士且悲死，况此绝世佳人乎”，将壮士与昭君相比，突显昭君出塞后面对塞外云霾雾掩恶劣环境的艰难境遇；另一方面，“大抵美女如杰士，见识迥与常人殊”[5]10-11，将昭君比作杰士，盛赞其异于常人的见识，成功塑造了大义凛然、勇于自我牺牲、富有远见卓识的昭君形象。

历代才女多作感怀诗，多以此表现才女自身丰富的内心情感。叶氏才女对精致场景、事物的刻画，对细腻心绪的描写颇为擅长，因而在咏物、咏怀等题材上常常有独得之妙。李含章《长沙节署感赋，时外摄大中丞事》：

廿年咏絮鸣环地，今日随君幕府开。画角乍迎新使节，春风犹忆旧妆台。殊恩象服惭难称，遗爱棠阴待补栽。闻道江城舆颂美，如冰乐令又重来。[5]19-20

作者多年前曾随父任居长沙，今日因丈夫任湖南巡抚亦再次来到长沙官署，唤起作者对父亲当年在任时廉洁作风、深得民心的回忆，同时也以此勉励丈夫勤政爱民，完成父亲未完之业，塑造了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贤内助形象。李含章《初归吴兴感赋四首》云：

每话归田倍怆神，转头谁认旧巢痕。可怜八里桥边水，难返三生石上魂。

乌上桥南卜一廛，辛勤留得大官钱。缘知清白能传后，负郭何须二顷田。

弁岭青连笠泽湄，登楼旷望不胜悲。报君一语君知否，绕郭湖山似昔时。[5]30

作者独自一人返回吴兴，山水依旧，但陪伴的人已经不在。形单影只，冷月寒灯，作者不免顾影自怜。与丈夫归田之约已成泡影，只愿丈夫能赴“三生之约”，伉俪之情可以想见。诗末登楼远望，触景生情，使诗歌充满了无限苍凉之感。

同为除夕夜的感怀，周映清重在怀人，“怀人千里外，聚首两年前”[7]13(《除夕》)；李含章重在对故乡的怀念，“长宵荒店酒，短梦异乡情”[5]19(《舟次除夕》)；叶令仪重在展现过年之气氛，“垂髫儿女各欢然，强受残灯晓未眠”[4]16(《除夜戏笔》)；陈长生重在表现家人忙碌之情景，“频繁效职敢言勤，料理残念到夜分”[8]6(《除夜偶成》)。可见在同一家族群体内，才女创作风格和视角的不同，展现了各人之性格特点和创作特色，表达了她们对于文学创作的热爱以及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的不凡见识和细腻情感。

三、跨地域社交网络的形成

诗歌酬唱作为文学家族成员交流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通过诗歌交流情感，切磋诗艺，形成家族化、群体化的队伍。才女在家族内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开始向外部空间寻求更多交流，自我空间的社会化程度逐渐提升。由家庭、地域内部联系建立起的文学交流网络，是叶氏女性文学创作的基础场所；同时，叶氏家族女性群体也逐步建立起跨地域、以社交为目的的交游网络，这不仅为叶氏才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环境，而且为叶氏才女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渠道。

周映清《送履东弟南归迎慈与之隆安少府任》一诗回顾履东的成长过程，终得微禄，“显扬从此始，藉卜堂上欢”。面对其南归赴任，勉励其“努力事驰驱，勿愁行路难”，以仁术为官，勿以官小为耻。“白云自南飞，风急失雁翰。后会知何期，恻恻伤肺肝”[7]28，表达了亲人别离的无奈与伤感。李含章亦有一首《闻五弟翃捷云南解首，诗以志喜》，记其五弟终得云南解首，对五弟寄予了深切厚望：

苦心茂种德，食报庸匪丰。愿子服厥初，善保干莫锋。七年植豫章，灌濯同弱葼。千里走马夬马是，踠足均凡鬃。先人朴斫志，待子竟厥功。[5]26

李含章与三个女儿感情深厚，经常联吟赋诗，《蘩香诗草》中收录了三首写与女儿的作品：

蒲津花落送归车并，忆我初来一黯然。床下低鬟方弱岁，窗前分秀又经年。定知亲党夸新妇，此去湖山入旧编。说到相逢吾恐老，鬓霜应照霅溪边。[5]10(《送大女令仪还武林》)

乘髫看长大，沾袖送于归。衣履吾亲制，金珠姊亦稀。和鸣谐凤卜，远信仗鸿飞。命汝无他语，姑言慎莫违。[5]14(《二女令嘉于归都门》)

在家为客莫言勤，此去方知是主人。百岁毁誉关阿母，一时贤否定诸亲。金萱昼永储甘旨，玉笋官清课米薪。倘辍余闲吟谢絮，锦囊应寄济川滨。[5]16(《三女令昭于归都门》)

李含章嫁入叶家时，叶令仪虽“低鬟方弱岁”，但已“独具成人相，能知宦邸艰”。二十年间随李含章读书，随后返湖州，一句“定知亲党夸新妇”可知李含章对于长女的赞赏。不料两年后，令仪“劬劳成死病，衿慎失良医”，香消玉殒，天人永别，使得李含章悲痛万分，“老眼无穷泪，临风一斛倾”[5]27-28(《哭长女令仪》)。二女于归都门，李含章亲制衣履相送，劝其“姑言慎莫违”。三女于归，李含章嘱咐其“倘辍余闲吟谢絮”，闲暇时莫忘吟诗相寄。以上三首诗，句句蕴含了李含章对于三个女儿的无限关爱和怜惜之情。

叶氏三女叶令仪、叶令嘉与叶令昭姊妹情深，昔日在官署中联床赋诗，“长宵相对话绸缪”[4]15-16(《岁暮写怀示二妹》)的场景屡屡被提及。即使三人出嫁离家，大姊归武林，两妹在都门，也经常互通书信。叶令仪有诗《寄两妹都门》云：

红闺雁影惜分离，强说相逢定有期。此日燕山空绕梦，何年官阁伴题诗。海棠庭院敲棋处，鹦鹉帘栊唤茗时。往事依稀休重问，有人绿鬓已添丝。[4]13

三人两地分离，回忆官阁相伴读书写诗、海棠庭院一起下棋等往事，现如今不知何时才能相逢，感叹光阴易逝，容颜易老。叶令嘉与叶令昭亦有两诗相和，叶令嘉《答淑君姊》诗云：

蛾原分手隔天涯，风雨联床愿尚赊。两地空烦诗代简，三春同有梦还家。病多渐识君臣药，别久愁看姊妹花。他日相思劳远望，五云多处是京华。[4]13

叶令昭《答淑君姊》诗云：

绣阁当年共理妆，伤心此日各分行。寄书已过樱桃节，惜别休闻芍药香。晓月鸣鸡惊好梦，夕阳归雁感殊方。平生舟楫偏无分，枉说江南是故乡。[4]13

姊妹三人分手后，相隔天涯，只有梦中才得以还家相聚，现实中只有以诗代简，诉说远望相思之情。当年绣阁共理妆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而今晓月鸣鸡，夕阳归雁，江南虽是故乡，但又不能乘舟归去，多有无奈。

陈长生出生于钱塘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族，祖父陈兆仑，雍正八年(1730)进士，授知县，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官至太仆寺卿，工诗善书，有《紫竹山房诗文集》。父陈玉敦，乾隆时举人，曾任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等。外祖父汪上堉，曾任云南府和大理知府。出嫁前，陈长生深受家族文化的影响，于归叶氏后与叶氏三女多有唱和，但是陈长生常年随宦的经历打破了其原有叶氏家族内的文学交流圈，促使她以闺秀诗人的身份在家族外寻求同道知音，汪虚白、金镜清、汪嗣徽乃陈长生红闺中的“诗伴姊妹”[8]30。

汪虚白即潘素心，字虚白，著有《不栉吟》《不栉吟续刻》。与陈长生同为随园女弟子，《不栉吟》中有《陈秋谷孺人招同金采江宜人法源寺看海棠》《陈秋谷夫人以新诗见示病中述怀即以代柬》《约秋谷十八人看菊因病不果赋此寄之》《秋谷宜人招同法源寺看菊》《寄秋谷宜人》等五首与陈长生的交往之作。陈长生亦有《题汪虚白夫人诗集》诗赞赏汪虚白的咏絮之才：

幽兰四座伴哦诗，黄绢争传幼妇辞。只合水晶帘子下，细研薇露写乌丝。

东越群夸咏絮才，新词百叠总清裁。教侬应接浑无暇，真个山阴道上来。[8]8

何若琼也为《不栉吟续刻》作题跋：“清刚隽上，风骨高骞而悱恻缠绵，得诗人敦厚之旨。班蔡遗型于斯，未坠玉台，群媛俱当铸金事之。”[9]

金镜清，即金蓉，乃潘素心丈夫汪润之的舅母，仁和钱氏家族一员，著有《小漪诗屋吟稿》，收录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湖墅钱氏家集》。陈长生《镜清夫人索书，谷雨后八日，桐君妹招叙紫藤花下，二律附书二绝句，兼怀桐君并柬汪虚白夫人》《谷雨后八日，金镜清夫人、汪虚白夫人、蕊珠妹法源寺看海棠分赋》《谷雨后八日，桐君妹招同汪虚白夫人小集藤花下，时妹将侍蒋婶母夫人南归，即席感赋》等诗记录了其与金镜清的交游往事。

陈长生《谷雨后八日，金镜清夫人、汪虚白夫人、蕊珠妹法源寺看海棠分赋》诗云：

卖饧时节住长安，共约城南觅坠欢。十日雨声迟把袂，一年春事又凭栏。名花清淑晴逾艳，古树阴森画亦寒。小坐莫辞游赏倦，漫空飞絮已成团。

垂垂幡影隔红墙，胜地真宜礼法王。修竹阴中楼阁暮，落花风里佩环香。阶前细草留春色，檐隙疏铃话夕阳。拾得残红归去晚，绿窗幽韵满诗囊。[8]10

其与金镜清、汪虚白等友人同约长安城南法源寺赏花，名花、古树、飞絮、修竹、楼阁、落花、细草、疏铃以及夕阳等成为诸位才女诗中描写胜地如画春色的对象。

叶氏家族才女群体取得的成绩非普通家族可比，这与家集《织云楼诗合刻》的出版有着密切关系。《织云楼合刻》收录了周映清《梅笑集》、李含章《蘩香诗草》、叶令仪《花南吟榭遗草》、陈长生《绘声阁初稿》《绘声阁续稿》及叶令嘉、叶令昭、周星薇诗各一首。由叶绍楏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秋刊刻出版，后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再版，所录诗“皆冲淡雅切，明白如话，无格格之弊”[10]。如果说《午梦堂集》很好地展现了吴江沈氏家族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和丰富的文学作品，“午梦堂”一词成为沈氏家族女性群体的代名词，那么，《织云楼诗合刻》则彰显了归安叶氏才女创作的实绩。“织云楼”集中展现了家族女性“一庭之内，既无损米盐井臼之劳，又无膏粱文绣之好，遂自日以诗书为事，相与磋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事物”[11]的文学生活。《织云楼诗合刻》卷首载祝德麟、王鸣盛等人所作题诗14首，钱大昕题辞曰：“难得管彤相授受，一家儿女总诗仙”[12]，赞叹叶氏一门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培养出了一群“诗仙”儿女。以周映清的课训诗为例，其课训子女有法，明确提出了对于女儿文学才能的评价和期望，其《娇女诗》有句云：

闺门尚德不尚艺，四诫初不夸词章。岂知陶冶有妙用，能使冰炭消中肠。温柔敦厚本诗教，幽闲贞静传闺房。[7]10

该诗指出，传统妇德中道德品行比精通诗文辞章更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无用，进而提出诗有陶冶女性性情的功用，且诗教之温柔敦厚，正好与妇德之幽闲贞静相通。周映清在妇德与诗教之间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即“但令至性得浚发，勿务浮艳鸣荒唐”[7]10，创作必须以抒发性情为主，切忌浮艳荒唐。由此可见，周映清无疑是“才德相成”的支持者，运用裨益教化的观点，为文学创作寻求更加自由的社会空间。其课训诗在家族文学的发展与延续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继午梦、松陵之后，归安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又一阵地。其一，叶氏才女群体以“从宦游”的人生经历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在纪行诗的创作上，能够突出不同地域所蕴含的不同文化精神对于其人生阅历的丰富以及人格塑造上的影响，多元地域文化的融合也逐渐提高了女性文学的内涵，不是仅仅停留于闺阁内的伤春悲秋。叶氏才女的感怀诗，能够让人体会出在异乡对于故土亲人的怀恋与思念之情，表现其立于深闺之外对于社会问题、人生飘零的复杂思考，其吟咏范围及所包含的思想价值已远超普通女性文人所及。其二，叶氏才女群体在创作题材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咏史诗，能够突破家庭的“私领域”，扩展到与社会文化结合的“公领域”层面，以更加宏阔的视野看待历史人物与事件，表达自身对于历史变迁的深刻思考，展现了清代女性文人创作的深度与广度。其三，叶氏才女群体注重通过文学创作寻求个体独立价值，摆脱附属于家族男性的边缘地位，试图提出属于女性自身的文学话语权，确立女性文学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与地位。李含章《论诗》依据其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3]的背景，同时以其长期创作实践经验为基础，专门论述其诗歌创作理论，从“好诗如佳人，何必炫奇服”“好诗如好鸟，应节喧百族”“笑啼根至性，风声任枨触”“兰苕集翡翠，无由起遐瞩”“色黜剪彩艳，声异叩缶俗”“发情止礼义，性灵藉陶淑”六个方面[14]，明确阐释了其重自然、重人性、重真情的诗歌审美倾向，为其时才女诗歌创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奠定了清代女性诗歌创作重性情、重本真的情感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