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祥

《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段“晏婴论祝与诅”的材料：“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左传》传文中关于齐景公的记载一共35条，昭公二十年，“晏婴论祝与诅”是其中之一。本文选择这条传文来做解说，并且对“贤人、小人之言鬼神”的异同加以讨论。

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昭公二十年，当齐景公之二十六年，景公在位一共五十八年，则这时正处于壮年。处于壮年的景公同时得了疥(疥疮)与痁(疟疾)两种疾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415页)，且一年未愈，难怪各诸侯国纷纷派使者前来齐国看望。在我们今天看来，久病不愈不外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疾病过于顽固，二是医生技术薄弱。如果真要归罪，应当归罪于医生。但在古人看来则不然，古人往往将祸福疾病归之于不确定的神秘因素，即所谓的“鬼神”作用。在当时人的观念里，景公久病不愈是“鬼神”的作用。这是“晏婴论祝与诅”这段史事的前提。

晁岳佩师总结出宠臣梁丘据与裔款的进言里得罪鬼神的原因有二：“一是祭祀鬼神的贡品不够丰富”，“二是代表君主与鬼神沟通的祝、史不会说话”(晁岳佩：《左传导读》，尼山学堂2013级授课讲义打印稿，第227页)。在“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即祭祀鬼神的贡品做到了丰厚的情况下，得罪鬼神的罪名便只能归于祝、史。因此，他们用这个理由向景公进言要求惩罚祝、史，来给问疾之宾以解释。久病的景公并不反对他们的建议，但在下决定前主动征求晏子的意见。这反映出景公对晏子的信任和积极听取意见。齐景公是历史上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君主，一方面他因为“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史记·齐太公世家》)为后人所诟病，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位时间很长(58年)，且在位时齐国国力并不弱小。这和他的积极听取意见是分不开的，《左传》中还有许多景公积极听取意见的例子，如昭公三年，“齐侯田于莒，卢蒲嫳见”，表示不再作乱，请求复位。齐景公大概动了恻隐之心，便决定答应他，但还得回去和臣下商量，公曰：“诺，吾告二子。”积极听取意见也许是景公没有主见的性格表现，但避免了君主独裁，减少了决策的失误。

晏子没有直接正面回答景公的问题，而是引用了晋大夫范会的例子。范会国事、家事治理得好，因此祝、史能够问心无愧地向鬼神汇报事实，不需祈求鬼神以裁断猜疑之事，从而达到“神人无怨”，最终范会成为成功辅佐晋君的典范。景公没有领会晏子称引范会故事的用意，问晏子：“称是语，何故？”晏子接下来深入分析了君主与祝、史的关系。君主有德行，上下无怨，祝、史能够问心无愧地向鬼神汇报事实，所以鬼神享用祭品，国家由此受到鬼神护佑之福，祝、史也会得到福祐。反之，如果遇到德行不好的国君，上下怨疾，祝、史既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又不能说假话，只好说一些空话来讨好鬼神，鬼神由此不享用祭品，降祸患给国家，祝、史也会得到灾祸。晏子的潜台词似乎是在说，景公自身的德行不好招致神明降祸，所以景公久病不愈，同时还使祝、史被连累受到了伤害，君王为什么不反思自己的德行，为什么要去责罚被自己连累的受害者呢？

景公似乎明白了一点晏子的意思，于是继续追问：“然则若之何？”晏子接下来才明确提出自己对于诛罚祝固、史嚚的看法：“不可为也。”不能这样做。为了使景公更明白，他把当时国内不算德政的实际情况直接举出：一是国君专守山泽之利，不与民共；二是赋税徭役沉重，征敛无度；三是统治阶层巧取豪夺，欺压百姓；四是政令混乱，教令诈伪；五是君主奢侈腐化……而这些非德政已经给全国民众带来巨大负担和伤害，老百姓就会诅咒统治者。这是将论述又绕回到了鬼神身上。就算祝、史的祈求产生一定的良好效果，老百姓的诅咒也会对统治者造成损害，全国这么多的百姓，再高明的祝、史也战胜不了诅咒。最后晏子总结归纳出自己的意见，如要责罚祝、史，先得实行德政。齐景公听后大悦，采纳了晏子的意见，施行德政——“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债)”。

至于德政实施之后，景公是否立即康复，《左传》没有明确说明，我们不得知晓。但同年“十二月，齐侯田于沛”，说明至迟到十二月齐侯已经康复。虽然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德政与康复是没有关系的，但好在出现了这样圆满的结局，也不能不说善莫大焉，以劝后世之统治者。孔子评论晏子向景公进谏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良有以也。

接下来笔者将从传文出发，讨论“贤人、小人之言鬼神”的异同。如前所述，古人往往将祸福疾病归之于不确定的神秘因素，即所谓“鬼神”的作用。这是一种原始且简单的观念。当把这种观念运用于指导决策之时，鬼神便成了一种工具。不同的人对于鬼神有不同的解说。

齐景公久病未愈，宠臣梁丘据与裔款便利用鬼神观念向景公进言，要求惩罚祝、史。被惩罚的祝、史未必真的有罪，但进言表示对景公的关心却可赢得君主欢心，纵使惩罚祝、史之后没有效果，君主疾病仍旧没有好转，也可以继续将罪名归向祝、史，而与进言者无干。梁丘据与裔款可能正是看到这条途径对自己有益无害，因而才做如是进言。更深的原因，很可能是祝、史得罪过两位宠臣，所以两位宠臣才会借刀杀人来惩处他们。无独有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有梁丘据利用鬼神观念来谋取私利的事情，当时梁丘据受到鲁国季氏家臣的贿赂，用“不知天之弃鲁耶，抑鲁君有罪于鬼神”来劝说齐景公做出不送鲁昭公归国的决定。

与之不同的是，同样是用鬼神来进言，晏子却能把鬼神同君主的德行联系起来，即构建一套连锁反应体系：君主行德政与否决定祝、史能否如实向鬼神汇报情况，祝、史能否如实向鬼神汇报情况决定鬼神是否享用祭品，鬼神是否享用祭品决定国家是否受到护佑，同时也连带决定祝、史个人祸福。另外还有一套关联影响途径是：君主行德政与否决定人民苦乐，人民苦乐与否决定是否诅咒，而诅咒则影响国家与统治者的福祐。通过这样的思想来建议景公施行德政，不要责罚无辜的祝、史。

需要注意的是，晏子的建议是有其现实背景的。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晏子对叔向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即当时齐景公赋税沉重，横征暴敛，刑法严峻，人民痛苦。又《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叔孙昭子曰：“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是指齐景公不念民劳，贪利无道。本条材料中也同样可以看到齐国国内的情况：国君奢侈腐化，专守山泽之利；赋税徭役沉重且征敛无度；统治阶层巧取豪夺，欺压百姓；政令混乱，教令诈伪。从这些材料来看，当时齐国百姓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向君主进言改变这种情形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百姓利益为重的贤人君子所义不容辞的。而借助齐景公久病未愈的机会，利用鬼神思想来提出谏议，这种间接方式正是晏子的高明所在。

《左传》中，晏子在别的地方同样用过类似的方式，如昭公二十六年记“齐有彗星”，景公将要举行禳祭来消灾。晏子认为天命没有差错，不容置疑，君主如果德行好，就不必害怕彗星；如果德行不好，祝、史没有补救的办法，即使祈禳也无用。因此建议景公不必祈禳。这种把鬼神同君主的德行、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的观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闪光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与之相近或相似的观念，在《左传》中还有一些记载，如《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一事中，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把神灵、君主、民众定位于三角关系：君主受制于神灵，神灵服务于民众，民众听命于君主”(晁岳佩：《左传导读》，第50页)。钱锺书先生评论《左传》言：“左氏记贤人君子之言鬼神，即所以垂戒劝。”(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三联书店2001年，第354页)确实如此。

总而言之，不论是贤人还是小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都能将鬼神运用于给君主的进言之中。只不过小人之所以是小人，是因为其目的往往只是个人自身的利益，贤人之所以为贤人，是因为他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目的。